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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源流和成分如此复杂多变，又万变不离其宗。张光直称为中国文明之“连续性形态”[253]。中国连续存在之原因，当在于中国本身是一种生长方法。《周易》的形而上学是中国思维方式之本。存在之目的是永在。何以永在？在于变易，在于“生生”和“日新”。这意味《周易》的形而上学不是一种关于“在而不变”的存在论（ontology of being），而是一种关于“以变而在”的存在论（ontology of becoming）。《周易》的存在论化成中国存在之方法论：一切皆在变易中，而变数不可知，存在之道便在于变通，也就是始终保持与变化同步协调。变通不仅是为了继续存在，也是为了使存在变得更有容量，以至于能够应付“万变”；而能应付万变，存在才得以不变。老子在《道德经》中以“水”为隐喻阐述了应变性的思维方式：效果最优的存在方式就是如水一般随形而成，随机而遇。这种“水的方法论”或能解释中国何以善变而善存。作为生长方法而存在的中国具有“以变而在”的无限性，是以中国能够像一个“世界”那样存在，具有“世界性”容纳能力，能以“不是之是”的方式生长。孟子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254]或可注解中国持续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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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称为“忒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的希腊故事说，一条木船有的木板破旧了，就置换了新木板，如此不断置换下去，终于这条木船的每块木板都更换过了，可是这条木船看上去还是原来的那条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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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曾经有些历史学家模仿西方的历史概念而把秦至清的制度称为“封建专制”，这是一种错位定性。周朝才是封建，秦以后为郡县。现在大多数人不再使用这个误导性的概念，转而以西方政治学的定位而把秦至清的制度称为“中央集权”“专制政体”之类。此类概念部分接近真实，但不准确。秦以来的王朝制度虽以皇帝为最高权力，但部分保留了古时之“共治”传统。除了无视制度的暴君，皇帝通常不能独裁。秦汉建立了多层“商议政治”，内阁官员的御前会议通过辩论而决定国家事务，如有特别重大而难以决断的事情还需召开由中央机构众官参加的百官会议，最后方案由皇帝批准。历代制度各有差异，但基本原则一致。据余英时的研究，宋代的共治政治达到最佳状态。因此很难将中国王朝制度称为专制，而如果称为共治制度也是夸张，因为皇帝终究拥有最后否决权。由于在现代政治学里缺乏准确描述中国王朝制度的概念，这里将中国王朝制度称为“行政一统制度”，也是权宜之名，有待改进。主要的理由是，中国王朝的最主要政治状态是官民之分，是官僚集团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是皇帝所辖官僚集团的统治，故称“行政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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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天下体系期望达到“协和”（compatibility）的政治，所谓“协和万邦”，语出最古老的政治文集《尚书》。协和性意味着一种能够化敌为友而以兼容性去保证和平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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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好战的周穆王因为犬戎未能及时进贡而讨伐犬戎，虽然大胜，却破坏了周朝的协和政治传统，结果大失荒服各部之心，荒服各部不再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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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国语·周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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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礼记·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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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见《燕京学报》第20辑，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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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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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1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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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在先前发表的文章中，我使用的是great power。吕祥先生建议使用leading power，因为great power在当下的政治用法中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贬义，有强权之暗示。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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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列文森、白鲁恂等西方汉学家以中国为文明国家。更早的分析或源于葛兰言，葛兰言没有直接使用“文明国家”一词，但其名著《中国文明》（1929年）把中国社会看作一种文明去分析。现代儒家也有类似理解，钱穆认为中国的“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23页，第1版为1948年）；梁漱溟则认为“中国遂以社会而代国家”（《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520页，第1版为1949年）。梁漱溟引用友人来信说：1920年罗素来华访问，在上海讲演时指出：“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同上书，255页）。由此来看，最早提出中国是文明国家或是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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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王铭铭：《中国：民族体还是文明体？》，见《文化纵横》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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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梁启超在1901年提倡民族主义（《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6》）；在1902年提倡民族国家（《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10》），但后来又转向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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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民谚比教义更准确地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李庆善在《中国人新论：从民谚看民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里以大量互相矛盾的传统民谚说明了行为理由的两面性：一方面提倡正直无私，另一方面建议圆滑求利，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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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埃里克·沃格林，霍伟岸、叶颖译：《秩序与历史·卷一·以色列与启示》，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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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托马斯·谢林，赵华等译：《冲突的战略》，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48~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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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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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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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见《文物》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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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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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据有待确证的说法，在早期中国，除了汉字，还存在古彝文，但情况不详。据说古彝文是西南族群的古文字，与今天的彝族文字存在一定相关性。今天所存的彝文作品主要为明清文献，内容多与巫术占卜有关，似乎意味着有更早的来源。但古彝文产生于何时，是否足够成熟，何时成熟，是否足以表达复杂抽象的思想，等等问题还有待专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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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基督教也是一个化特殊为普遍的成功例子。耶稣受难和复活是特殊故事，却宣布了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普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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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欧美流行的看法认为苏美尔文明远早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但并非没有质疑之见。近数十年的考古发现，大概与苏美尔文明同时的中国也有文明迹象，包括初始农业和粗糙陶器等，但似乎不如苏美尔文明发达，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这里仍从流行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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