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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国主义另有两项超越主权国家体系而具有“世界格局”的发明，一个是金融霸权，另一个是高于主权的人权策略。据乔良的分析，美国通过美元霸权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金融帝国”，这是一个全新的天才发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在全世界推广了一场堪称完美风暴的运动——全球化，在纸币美元基础上建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金融帝国。这一帝国的触须伸向地球各个角落，在每个地方都机械般上演同一个来复式动作：美元流向世界，财富流向美国”[273]。美元霸权不仅以控制世界交易和财富的结算方式而直接牟取暴利，同时确保了美国的资本来源和支配地位。其中有一个能够让财富无中生有的奇妙转换：无敌的军事力量转换为美元的信誉，美元的信誉保证了美元的出口，美元的出口换回了无数财富。美元霸权成为了一种纯粹而彻底的资本主义剥削，以虚拟的“资本”实现全球剥削。一旦遇到挑战，美国就以美元的资本优势发动金融战争，沉重打击其他货币或其他地区经济，甚至武力干涉。按照乔良的推断，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发动的几次战争都是维护美元霸权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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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国主义的另一项发明是人权霸权，其标志性口号是“人权高于主权”，于是，以人权为名就可以“合法地”干涉、遏制、操纵其他国家，甚至发动战争。在理论上说，人权的确是突破民族国家体系的一种普遍原则，但却被用于维护美国的特殊利益，其中的霸权技艺在于“化普遍为特殊”，即美国拥有对普遍价值的特殊解释权。这项“化普遍为特殊”的技艺之高明堪与当年基督教“化特殊为普遍”的技艺相比：圣保罗将基督教的特殊信念以及耶稣受难又复活的特殊故事解释为对世界的普遍拯救，从而使基督教获得普遍品格；今天美国依靠经济和军事的压倒地位而把普遍人权观念的解释权收归己有，使普遍观念的解释权私有化，也就是以“硬权力”作保而占有“软权力”。这相当于基督教一直未能完成的神权大一统梦想。从“化特殊为普遍”到“化普遍为特殊”的两次转换，这是实现一国统治世界的蛇吞象策略，高明之处实在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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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全球化帝国主义游戏中，美国不仅由于强大实力而成为游戏赢家，而且还成为了唯一有权选择游戏种类的主体，以及游戏规则的唯一制定者。于是，美国成功地成为世界游戏中唯一的法外主体，集参赛选手、游戏规则制定者和游戏类型指定者三个身份于一身。美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唯一超越主权国家体系而拥有双重边界的特殊国家。“双重边界”指的是，国际共同承认的主权有形边界以及美国单方面建立的权力无形边界，包括着美国实际控制或支配的覆盖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国际体系，特别是金融体系、传媒体系、互联网和话语生产体系，当然还有覆盖全球的军事力量，就是说，美国的无形边界纳入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美国霸权如此成功，以至于几乎有条件去创造一个接近于天下体系的世界体系，可是为什么“美国治下的和平”虽仍然属于盛期，却终究难以为继，反而开始缓慢地失去权威？尽管有大量关于美国可能衰落的分析，但基本上都属于传统的兴衰理论，主要都是关于策略性失误或者外部挑战的研究，而没有承认真正的原因是帝国主义本身的逻辑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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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虽有统治世界的雄心，却没有一个以世界利益为准的世界观而只有国家观，只以国家为最高主体而把世界看作是统治对象。因此，无论帝国的支配力扩展到什么程度，其利益和价值观都仅限于国家尺度，这就是帝国主义逻辑的局限性。可以说，只要缺乏“天下无外”的世界观，就没有希望建立一种真正的普遍秩序。正因为缺乏“天下无外”的世界观，帝国主义就从根本上颠倒地理解了普遍秩序得以成立的条件，误以为普遍性（universality）来自于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这是一个致命的误解。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普遍性应该是普遍化的条件，而不是相反；就是说，只有普遍性才能够被普遍化，普遍性绝不可能来自普遍推广。这正是单边普遍主义与兼容普遍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与协和万邦之天下体系的根本区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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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概念的根本意义在于它说明了，一个“无外”的世界，即一个只有内部性而没有外部性的世界，才是普遍秩序得以成立的存在论条件。这意味着，如果一种世界秩序要成为普遍的，前提是世界的内部化，就是说，内部化是普遍性的存在论条件，只有实现了世界内部化才可能建立普遍秩序，才能够进而使普遍秩序得到普遍化；反过来说，只要存在政治的外部性，世界就不成其为世界，世界的普遍秩序就无从存在。在缺乏一个内部化世界的条件下，试图把自身的秩序推广为普遍秩序，必定遭遇到外部存在的反抗。因此，世界秩序的建构首先需要承认“天下无外”的先验概念，然后以世界内部化的政治逻辑去建立世界普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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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无外”原则的任何政治逻辑必定追求排他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必定把世界分裂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分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正是对外部性的建构，是与“无外”的内部性正好相反的逻辑。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之所以不可能最后成功，就在于它必定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往往是悖论性的。其中至少会遇到这样几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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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荀子悖论，也可以称作合作者悖论。合作能够产生在绝对量上的更大利益，所以人人需要合作，但是，假定人必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济人”假设），就必定产生分利不公的问题而导致冲突或合作破裂。这个困境只有在一个内部化的政治单位中才能够得到解决。现代理论和历史事实都说明了，一个内部化的政治单位，无论是国家还是共同体甚至黑帮，其分利不公的问题都有可能通过建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分配和产权制度加以解决。这里的问题是，在世界成为一个内部化的政治存在之前，在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一种普遍承认的利益分配制度，因此，任何一种强加于人的霸权主义游戏规则必定被持续的抵抗、反抗或者不合作所解构，除非通过压倒性的暴力或技术优势加以维持，而暴力策略又将遇到更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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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仿者悖论。根据前面我们的“策略模仿测试”，在一个不可能垄断知识和技术的博弈环境里，任何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博弈策略都会在长期博弈中变成共同知识，每个博弈方必定都模仿最具竞争力的策略，其结果必定形成某种囚徒困境式的均衡，甚至共同毁灭。关键在于，追求排他利益最大化的策略，或者诉诸暴力的策略，必定经不起普遍模仿的考验，也就是经不起报复行为，因此不可能建立普遍承认或普遍有效的游戏规则或制度。这意味着以霸权逻辑去建立普遍秩序必是悖论性的，它在试图建立秩序的同时也建构了秩序的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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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家解释权的悖论。通过控制表达精神的媒介似乎能够占有关于精神、价值和真理的独家解释权，却难以保证独家解释的威信。问题出在独家解释的策略上：为了证明霸权的正当性而以正当的概念去描述和解释各种霸权行为，比如，以和平、人权和解放之名去发动战争，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来摧毁自由和民主，以人权的名义去否定其他人的人权，以政治正确去否定传统价值，等等。这样就使正当概念变成了蕴含一切罪恶的概念，于是形成解释权的悖论：假如好的概念蕴涵一切行动的合法性，那么，好的概念就自动消解，因为“好”必定蕴涵“坏”。我们知道，有个逻辑定理是“假命题蕴涵一切命题（包括真命题）”。这在逻辑上是个正确定理，但与此结构相似的政治解释却是灾难性的：假如正当概念蕴含一切行为，那么只能证明正当概念是假概念。换个角度说，假如我们声称有个逻辑规则是“真命题蕴涵一切命题（包括假命题）”，那么这个规则就会自动崩溃——如果真命题蕴含着假命题，那真命题就不可信任了。与此同构，如果正当概念蕴涵一切行为的理由，正当概念也就蕴涵罪恶，那么，正当概念同样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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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民族、国家、宗教作为政治单位所定义的政治逻辑之所以很难发展出普遍共享的世界秩序，也很难解决世界规模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些边界性的概念本来就不为世界着想，也不是为世界所准备的概念。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将需要一种能够保证利益共享的普遍秩序，否则世界将无法承担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失序，当帝国主义秩序减弱到形同虚设，世界将毁于各种难以想象的恐怖行动、宗教运动或非理性冒险。所以，未来的世界非常需要一种新的天下体系，或者说，世界需要变成天下，才有可能保证世界安全。只有以“天下无外”的逻辑把整个世界变成只有内部性而没有外部性的天下，才有希望建立普遍共享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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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天下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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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被终结的是现代而不是历史。或许不知何时，历史会有个终结，或者永远没有终结，这不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福山的历史终结早已被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问题证明是一个过于急切的结论，但文明冲突只是一个尚未解决而又凸显的老问题，真正的新历史属于全球化开创的新游戏。虽然历史的终结尚无迹象，却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源于基督教的想象，然而基督教的想象只是历史终结的一个可能版本。假如将来某个时候历史终结，恐怕未必有善恶最后决战，未必有神的最后审判或最后拯救，更为现实可能的版本或许是人类的终结，是人类自杀性的终结，是人类对自己的没有拯救的最后审判，这个最差版本却是在逻辑上最大的可能性。人类的自杀性运动始于现代性，始于人试图成为一切事物的主体，始于人试图成为神，始于人把人的贪心重新解释为正当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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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首先承认了自私的合法性，把理性行为定义为以逻辑一致的方式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个现代原则必然地蕴含了一切坏事：自私本来就已经蕴含一切坏事的可能性，而自私的合法化则蕴含一切坏事的必然性。现代性的另一个基本追求是征服自然和无限发展，这种进步论思维极大地增加了人类行为的风险，不仅增强了自相残杀的能力（核武器、生化武器、电子武器、基因武器等），而且增加了因为突破自然限度而导致人类灭亡的可能性（基因工程、智能机器人等）。科技预言以及科幻故事未必成真，但这些虚构的预言和故事却暗含着人类的真实思维逻辑，它意味着，人类确实就是这样想的。一旦具有相应的技术能力，人类就非常可能做出那些危险的事情。科幻故事不是预言，而是人类心声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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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游戏，全球化正在解构现代秩序，不仅包括政治秩序，也包括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全球化以来的科技加速度发展产生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危险的一种不平衡状态：技术能力超过了秩序的自控制力。这种不平衡状态正在加剧，技术能力和秩序能力的差距正在迅速拉开，一方面是技术发展日新，另一方面是秩序能力递减。如果不能及时建立具有足够控制力的世界秩序，一旦技术能力达到临界点，能力就直接转变为权力，当人的能力逼近上帝之时就是人类的灾难临界点，就是末日。进步论者总是乐观地拒绝此类耸听之危言，但此种乐观全凭信念，毫无担保。人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上帝？未来之事没有证据之实，却有逻辑之忧。与上帝不同，人不是全知全能，并不像上帝那样拥有无数可能世界，并没有世界的备份，只是在一个有限世界里试图实现无限性，而这在现实里是不可能的。康托世界[274]只能存在于数学中，在现实世界里必定导致世界崩溃。无限性意味着无限多的可能性，也就意味着，对于人的有限能力而言，永远存在着一些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的因素。除非像上帝那样拥有与无限可能性对等的无限能力，否则，在有限现实世界里去实现无限梦想，必定导致有限现实世界的崩溃。对于人类来说，这种末日就是人类的自我审判，人类非常可能被自己创造而无法控制的力量所灭绝，或者灭亡于自相残杀，或者灭亡于自然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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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言，以竞争为本性的现代游戏在兴起和盛世之时充满活力，其秘密在于，少数国家凭借技术上的不对称优势而得以瓜分和剥削世界。当全球逐步形成普遍的现代化，尤其是信息的迅速普遍化，被垄断的知识变成共同知识，不对称优势逐步消失，竞争游戏也就逐渐无利可图了。我们已经进入全球游戏，可是新制度尚未形成，仍然沿用现代游戏的旧规则，这种不协调状态已经开始导致思维和行动经常失效。事实证明，以现代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去对付新游戏和新问题不仅往往失灵，甚至适得其反，比如已经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恐怖活动、地区动荡等等各种危机，都使人一筹莫展。事与愿违是这个时代各种行动的一个典型状况，因此，世界之治已经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在全球化之前说到“人类共同命运”，或只是文学修辞，现在已经变成了真实的严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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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游戏因其缺乏相应规则的状态而再次形成了一种“初始状态”（original situation），也就是现在所见到的缺乏稳定性而危机四伏的世界。在缺乏世界秩序的情况下，人类正在从事一些风险极大而后果难测的事情，特别是蕴含着巨大能量的技术革命，即生物学、人工智能、互联网结合在一起的技术革命，非常可能彻底改变人类的存在方式，根据一些科学家的预测，这个天翻地覆的技术革命为期不远了。尤其危险的是，技术进步通常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人类进步，然而，无控制的技术进步会不会导致巨大灾难甚至人类灭绝？在理论上说，技术本身或无过错，可是技术却可能形成无法抗拒的诱惑而使人类无法自控。人类的自信是最不可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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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难以判断技术本身的风险，那么，技术发展可能导致的政治问题却是非常现实的。技术进步是否会在将来发展出一种无人对付得了的新专制？这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人愿意这样做。比如说，人类贪图技术为每个人提供的“全面”服务，于是接受了技术系统对每个人的信息感知和监控，每个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有感知器马上感受到一个人的全部信息，并且为每个人提供一切“有用的”信息，从而为每个人提供优质服务。但每个人也可能因此对技术的全方位服务产生无法摆脱的依赖，就像毒品依赖（事实上目前的网络和手机已经初步形成毒瘾）。全方位的服务似乎提供了尽量多的自由选择和充分的平等，但同时也因此操纵了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这将是一种全新的专制，它通过供给自由和平等而实现专制。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每个人好像是自由而平等的，但所有的“自由选项”都被全面服务所定义和预制，因此自由失去了任何创造性。这会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新专制，它提供了人人想要而且离不开的最好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新专制将通过自由和民主而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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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可以拒绝那些服务，但恐怕很少有人会去行使这项自由权利，因为那样的话，人就将失去生活所需的各种服务。当服务成为覆盖生存所需的系统化供给，也就成为人人无力以抗的最高权力，却又不是强制性的权力，而是操纵性的权力。人人都会“自愿”被控制，因为人人需要整个技术系统所提供的生活服务。就目前情况而言，银行、互联网、传媒、市场等系统已经初步或部分实现了服务与权力的合流，可以想象，未来的技术体系将形成提供全面系统化服务的全面专制。以为在经济和技术高度发达之后，生存问题就得到彻底解决，而只剩下自由和民主的生活，这是现代幻觉，而且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幻觉。与此相反，高度发达的技术将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深深植入在复杂的技术系统中，生存反而变成了一个比古代生活更复杂的难题，不再是双手劳动就能够解决的简单问题，而是需要把自己融入系统才得以生存的、烦琐而毫无成就感和创造性的机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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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权力或许取决于服务：“服务就是权力（service is power）”。[275]更方便、更配套、更全面、更大覆盖的全球服务将成为全球时代新权力的基础。毛泽东曾经指出，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当时或许只是政治上的美好愿望，在今天看来，这个口号似乎隐含着某种无意说中的超前信息：为最多的人提供服务就能够获得最大权力，即最大服务能够兑换为最大权力。必须提醒的是，权力的目的却不是服务，而是通过服务去获得专制权力。未来人类或许将不得不归顺于全面的服务系统，在系统的催眠中“自愿地”被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新型专制不是现代自由和民主所能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否定自由和民主的新专制正是借助自由和民主而成功的，它是自由和民主的一个悖论性的产物。现代人发展了市场和民主而打倒了专制，可是，充分发展的市场和民主却产生了新型专制。这种似乎不合理的转换却偏偏势在必然：民主和市场是同构的，都是大众选择，都是避免权力垄断的有效方式，可问题是，权力要比民主和市场聪明得多，权力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新权力采取了新策略，先迎合大众选择，进而制造大众选择，最后控制了大众所需要的服务，终于通过民主和市场的选择而实现了权力的新专制。这种新专制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具有无法摆脱的寄生性，它就寄生在市场和民主之上。这让人想起柏拉图的预言：政治是循环的，专制使人谋求民主，而民主终将蜕变为专制。这个问题目前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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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一种危险是新专制的系统化权力（systematical power）所蕴含的系统化暴力（systematical violence），它无处不在地存在于系统化的生活方式中，是一种无处申冤、难以指控的暴力，没有为之负责的特定行为主体，压迫者正是整个生活所需的系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齐泽克控诉过此类暴力）。系统化的暴力不仅来自技术和经济系统，还有信息系统和话语系统等等所有能够把人和事情加以体制化的系统。系统化的暴力并不直接伤害人，而是通过规则、制度和程序去剥夺自由，限制各种可能性，程序正确地进行控制。这种控制是一种难以界定的罪行，它通过人们认可的游戏规则去“合法地”控制心灵。相比之下，专制政府只是使人敢怒不敢言的低水平专制，系统化暴力则是高水平的专制，它通过规定观念数据库的方式使人失去反思能力，人在思想时只能找到被系统认证为政治正确的词汇。系统化的专制产生伪思想，其实只不过像机器人一样重复指令，或者通过搞乱词汇的意义而生产混乱的思想，当思想的表达只能选择政治正确的词汇，就只好用正确的词汇去表达罪恶。比如说，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人权，宽恕杀人犯的理由是人权，而为受害人申冤而惩罚杀人犯却变成了违反人权。目前有目共睹的现象是，众多媒体甚至学术观点的话语如此相似，这一点非常危险，因为只有白痴的话语才是普遍相似的。几乎有理由相信，传媒供给的话语已经变成了现代神学。这种对心灵的奴役才是深刻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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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已经被绑架了，而且难以脱身，因为民主自身有着难以抵抗绑架的一些众所周知的弱点。比如偏好加总（aggregation of preferences）就是一种很不完美的公共选择，个人理性选择的加总（the aggregation of individual rational choices）往往反而形成非理性的集体选择（collective irrational choice）；民主也难以阻止利益集团支配宣传和选举，因为那些操纵手段都是程序合法的。还可以考虑一个比较隐蔽的问题：宪法似乎是最后的保障，可是，宪法自身的合法性如何被确定？这一点始终不清楚。民主通常被默认为宪法的合法性证明，但这个证明很有可疑之处。逻辑上说，既然宪法的有效覆盖范围是全体公民，那么，宪法就必须是每个公民一致同意的普遍契约。要证明什么是全体公民一致同意的事情，这是个难题。显然，多数意见不等于全体一致意见，因此，在理论上说，只有普遍理性（universal reason）才能够证明什么是普遍一致的意见，但问题是普遍理性不可能由民主去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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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还在捍卫和享受现代民主的时候，新权力已经暗中修改了民主，正在使民主（democracy）蜕变为“代主”（publicracy）[276]。我使用publicracy来说明，原来基于个人选择的民主正在变成基于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s）的政治。支配人们选择的公共意见是媒体和流行观点所表达的意见，而公共意见又是被系统化权力制造出来的，其中有一个从心灵被诱导而体制化到自愿体制化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代主”（publicracy）并非民主的反面，而是民主所蕴含的一个结果。权力绝不会放过支配他人的机会，既然民主创造了公共领域，那么，权力就有机会隐蔽地支配公共领域而以“代主”去架空民主，使民主变成专制的外壳，而真正的权力是制定游戏规则和颁发游戏奖品（生活收益）的系统。从逻辑可能性上说，publicracy并不必然是专制的。假如公共意见不是幕后权力的产品而是普遍理性的结论，就有可能是一种良好政治。亚里士多德当年期望理性辩证法能够取代哗众取宠的广场辩论，就是在追求一种良好的publi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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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产生的新权力并不是以边界为存在方式的现代政治主体，而是采取了全球网络方式的新主体，这预示着一种政治的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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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论，政治的主体单位，也就是利益的运算—结算单位，决定了一种游戏的规则和思维方式。现代的基本主体单位，个人和民族国家，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因此现代游戏必定是竞争性和对抗性的。那么，全球游戏的利益运算—结算单位又是什么？我不敢肯定我对全球游戏的理解是无误的，因为全球游戏还有很大余地尚未展开。就目前可见的事实而言，似乎可以说，在全球游戏中，运算—结算单位是“网络式存在”（network existence）。这意味着一种超出主权国家概念的新型主体的出现，它一开始是，至今还仍然是经济利益的新主体，但就其发展潜力而言，非常可能在未来变成与主权国家并存甚至操纵主权国家的政治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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