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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被终结的是现代而不是历史。或许不知何时，历史会有个终结，或者永远没有终结，这不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福山的历史终结早已被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问题证明是一个过于急切的结论，但文明冲突只是一个尚未解决而又凸显的老问题，真正的新历史属于全球化开创的新游戏。虽然历史的终结尚无迹象，却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源于基督教的想象，然而基督教的想象只是历史终结的一个可能版本。假如将来某个时候历史终结，恐怕未必有善恶最后决战，未必有神的最后审判或最后拯救，更为现实可能的版本或许是人类的终结，是人类自杀性的终结，是人类对自己的没有拯救的最后审判，这个最差版本却是在逻辑上最大的可能性。人类的自杀性运动始于现代性，始于人试图成为一切事物的主体，始于人试图成为神，始于人把人的贪心重新解释为正当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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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首先承认了自私的合法性，把理性行为定义为以逻辑一致的方式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个现代原则必然地蕴含了一切坏事：自私本来就已经蕴含一切坏事的可能性，而自私的合法化则蕴含一切坏事的必然性。现代性的另一个基本追求是征服自然和无限发展，这种进步论思维极大地增加了人类行为的风险，不仅增强了自相残杀的能力（核武器、生化武器、电子武器、基因武器等），而且增加了因为突破自然限度而导致人类灭亡的可能性（基因工程、智能机器人等）。科技预言以及科幻故事未必成真，但这些虚构的预言和故事却暗含着人类的真实思维逻辑，它意味着，人类确实就是这样想的。一旦具有相应的技术能力，人类就非常可能做出那些危险的事情。科幻故事不是预言，而是人类心声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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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游戏，全球化正在解构现代秩序，不仅包括政治秩序，也包括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全球化以来的科技加速度发展产生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危险的一种不平衡状态：技术能力超过了秩序的自控制力。这种不平衡状态正在加剧，技术能力和秩序能力的差距正在迅速拉开，一方面是技术发展日新，另一方面是秩序能力递减。如果不能及时建立具有足够控制力的世界秩序，一旦技术能力达到临界点，能力就直接转变为权力，当人的能力逼近上帝之时就是人类的灾难临界点，就是末日。进步论者总是乐观地拒绝此类耸听之危言，但此种乐观全凭信念，毫无担保。人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上帝？未来之事没有证据之实，却有逻辑之忧。与上帝不同，人不是全知全能，并不像上帝那样拥有无数可能世界，并没有世界的备份，只是在一个有限世界里试图实现无限性，而这在现实里是不可能的。康托世界[274]只能存在于数学中，在现实世界里必定导致世界崩溃。无限性意味着无限多的可能性，也就意味着，对于人的有限能力而言，永远存在着一些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的因素。除非像上帝那样拥有与无限可能性对等的无限能力，否则，在有限现实世界里去实现无限梦想，必定导致有限现实世界的崩溃。对于人类来说，这种末日就是人类的自我审判，人类非常可能被自己创造而无法控制的力量所灭绝，或者灭亡于自相残杀，或者灭亡于自然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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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言，以竞争为本性的现代游戏在兴起和盛世之时充满活力，其秘密在于，少数国家凭借技术上的不对称优势而得以瓜分和剥削世界。当全球逐步形成普遍的现代化，尤其是信息的迅速普遍化，被垄断的知识变成共同知识，不对称优势逐步消失，竞争游戏也就逐渐无利可图了。我们已经进入全球游戏，可是新制度尚未形成，仍然沿用现代游戏的旧规则，这种不协调状态已经开始导致思维和行动经常失效。事实证明，以现代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去对付新游戏和新问题不仅往往失灵，甚至适得其反，比如已经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恐怖活动、地区动荡等等各种危机，都使人一筹莫展。事与愿违是这个时代各种行动的一个典型状况，因此，世界之治已经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在全球化之前说到“人类共同命运”，或只是文学修辞，现在已经变成了真实的严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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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游戏因其缺乏相应规则的状态而再次形成了一种“初始状态”（original situation），也就是现在所见到的缺乏稳定性而危机四伏的世界。在缺乏世界秩序的情况下，人类正在从事一些风险极大而后果难测的事情，特别是蕴含着巨大能量的技术革命，即生物学、人工智能、互联网结合在一起的技术革命，非常可能彻底改变人类的存在方式，根据一些科学家的预测，这个天翻地覆的技术革命为期不远了。尤其危险的是，技术进步通常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人类进步，然而，无控制的技术进步会不会导致巨大灾难甚至人类灭绝？在理论上说，技术本身或无过错，可是技术却可能形成无法抗拒的诱惑而使人类无法自控。人类的自信是最不可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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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难以判断技术本身的风险，那么，技术发展可能导致的政治问题却是非常现实的。技术进步是否会在将来发展出一种无人对付得了的新专制？这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人愿意这样做。比如说，人类贪图技术为每个人提供的“全面”服务，于是接受了技术系统对每个人的信息感知和监控，每个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有感知器马上感受到一个人的全部信息，并且为每个人提供一切“有用的”信息，从而为每个人提供优质服务。但每个人也可能因此对技术的全方位服务产生无法摆脱的依赖，就像毒品依赖（事实上目前的网络和手机已经初步形成毒瘾）。全方位的服务似乎提供了尽量多的自由选择和充分的平等，但同时也因此操纵了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这将是一种全新的专制，它通过供给自由和平等而实现专制。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每个人好像是自由而平等的，但所有的“自由选项”都被全面服务所定义和预制，因此自由失去了任何创造性。这会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新专制，它提供了人人想要而且离不开的最好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新专制将通过自由和民主而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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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可以拒绝那些服务，但恐怕很少有人会去行使这项自由权利，因为那样的话，人就将失去生活所需的各种服务。当服务成为覆盖生存所需的系统化供给，也就成为人人无力以抗的最高权力，却又不是强制性的权力，而是操纵性的权力。人人都会“自愿”被控制，因为人人需要整个技术系统所提供的生活服务。就目前情况而言，银行、互联网、传媒、市场等系统已经初步或部分实现了服务与权力的合流，可以想象，未来的技术体系将形成提供全面系统化服务的全面专制。以为在经济和技术高度发达之后，生存问题就得到彻底解决，而只剩下自由和民主的生活，这是现代幻觉，而且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幻觉。与此相反，高度发达的技术将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深深植入在复杂的技术系统中，生存反而变成了一个比古代生活更复杂的难题，不再是双手劳动就能够解决的简单问题，而是需要把自己融入系统才得以生存的、烦琐而毫无成就感和创造性的机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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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权力或许取决于服务：“服务就是权力（service is power）”。[275]更方便、更配套、更全面、更大覆盖的全球服务将成为全球时代新权力的基础。毛泽东曾经指出，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当时或许只是政治上的美好愿望，在今天看来，这个口号似乎隐含着某种无意说中的超前信息：为最多的人提供服务就能够获得最大权力，即最大服务能够兑换为最大权力。必须提醒的是，权力的目的却不是服务，而是通过服务去获得专制权力。未来人类或许将不得不归顺于全面的服务系统，在系统的催眠中“自愿地”被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新型专制不是现代自由和民主所能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否定自由和民主的新专制正是借助自由和民主而成功的，它是自由和民主的一个悖论性的产物。现代人发展了市场和民主而打倒了专制，可是，充分发展的市场和民主却产生了新型专制。这种似乎不合理的转换却偏偏势在必然：民主和市场是同构的，都是大众选择，都是避免权力垄断的有效方式，可问题是，权力要比民主和市场聪明得多，权力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新权力采取了新策略，先迎合大众选择，进而制造大众选择，最后控制了大众所需要的服务，终于通过民主和市场的选择而实现了权力的新专制。这种新专制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具有无法摆脱的寄生性，它就寄生在市场和民主之上。这让人想起柏拉图的预言：政治是循环的，专制使人谋求民主，而民主终将蜕变为专制。这个问题目前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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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一种危险是新专制的系统化权力（systematical power）所蕴含的系统化暴力（systematical violence），它无处不在地存在于系统化的生活方式中，是一种无处申冤、难以指控的暴力，没有为之负责的特定行为主体，压迫者正是整个生活所需的系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齐泽克控诉过此类暴力）。系统化的暴力不仅来自技术和经济系统，还有信息系统和话语系统等等所有能够把人和事情加以体制化的系统。系统化的暴力并不直接伤害人，而是通过规则、制度和程序去剥夺自由，限制各种可能性，程序正确地进行控制。这种控制是一种难以界定的罪行，它通过人们认可的游戏规则去“合法地”控制心灵。相比之下，专制政府只是使人敢怒不敢言的低水平专制，系统化暴力则是高水平的专制，它通过规定观念数据库的方式使人失去反思能力，人在思想时只能找到被系统认证为政治正确的词汇。系统化的专制产生伪思想，其实只不过像机器人一样重复指令，或者通过搞乱词汇的意义而生产混乱的思想，当思想的表达只能选择政治正确的词汇，就只好用正确的词汇去表达罪恶。比如说，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人权，宽恕杀人犯的理由是人权，而为受害人申冤而惩罚杀人犯却变成了违反人权。目前有目共睹的现象是，众多媒体甚至学术观点的话语如此相似，这一点非常危险，因为只有白痴的话语才是普遍相似的。几乎有理由相信，传媒供给的话语已经变成了现代神学。这种对心灵的奴役才是深刻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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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已经被绑架了，而且难以脱身，因为民主自身有着难以抵抗绑架的一些众所周知的弱点。比如偏好加总（aggregation of preferences）就是一种很不完美的公共选择，个人理性选择的加总（the aggregation of individual rational choices）往往反而形成非理性的集体选择（collective irrational choice）；民主也难以阻止利益集团支配宣传和选举，因为那些操纵手段都是程序合法的。还可以考虑一个比较隐蔽的问题：宪法似乎是最后的保障，可是，宪法自身的合法性如何被确定？这一点始终不清楚。民主通常被默认为宪法的合法性证明，但这个证明很有可疑之处。逻辑上说，既然宪法的有效覆盖范围是全体公民，那么，宪法就必须是每个公民一致同意的普遍契约。要证明什么是全体公民一致同意的事情，这是个难题。显然，多数意见不等于全体一致意见，因此，在理论上说，只有普遍理性（universal reason）才能够证明什么是普遍一致的意见，但问题是普遍理性不可能由民主去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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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还在捍卫和享受现代民主的时候，新权力已经暗中修改了民主，正在使民主（democracy）蜕变为“代主”（publicracy）[276]。我使用publicracy来说明，原来基于个人选择的民主正在变成基于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s）的政治。支配人们选择的公共意见是媒体和流行观点所表达的意见，而公共意见又是被系统化权力制造出来的，其中有一个从心灵被诱导而体制化到自愿体制化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代主”（publicracy）并非民主的反面，而是民主所蕴含的一个结果。权力绝不会放过支配他人的机会，既然民主创造了公共领域，那么，权力就有机会隐蔽地支配公共领域而以“代主”去架空民主，使民主变成专制的外壳，而真正的权力是制定游戏规则和颁发游戏奖品（生活收益）的系统。从逻辑可能性上说，publicracy并不必然是专制的。假如公共意见不是幕后权力的产品而是普遍理性的结论，就有可能是一种良好政治。亚里士多德当年期望理性辩证法能够取代哗众取宠的广场辩论，就是在追求一种良好的publi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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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产生的新权力并不是以边界为存在方式的现代政治主体，而是采取了全球网络方式的新主体，这预示着一种政治的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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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论，政治的主体单位，也就是利益的运算—结算单位，决定了一种游戏的规则和思维方式。现代的基本主体单位，个人和民族国家，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因此现代游戏必定是竞争性和对抗性的。那么，全球游戏的利益运算—结算单位又是什么？我不敢肯定我对全球游戏的理解是无误的，因为全球游戏还有很大余地尚未展开。就目前可见的事实而言，似乎可以说，在全球游戏中，运算—结算单位是“网络式存在”（network existence）。这意味着一种超出主权国家概念的新型主体的出现，它一开始是，至今还仍然是经济利益的新主体，但就其发展潜力而言，非常可能在未来变成与主权国家并存甚至操纵主权国家的政治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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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可以看出，全球化的最大收益者并不是任何国家，而是以网络方式存在于全球的新权力单位。世界金融资本体系、新媒体体系（互联网和手机）以及其他高技术体系才是目前全球游戏的最大受益者，而且有希望成为世界上的最大权力。尽管金融体系、媒体系统以及其他技术体系目前仍然部分地受制于国家，但从实际运作和前途去看，所有网络式的权力体系都在扩大其网状权力，在全世界像蜘蛛一样到处结网，无孔不入地逐步控制一切行为空间和言论空间，逐步绑架和操纵各国（目前已经部分实现），逐步把各国政府变成全球资本和技术系统的代理人。媒体决定了什么是能够受到欢迎的意见，金融资本决定了什么是能够获利的行为，高技术决定了未来的一切可能性。全球金融体系、新媒体体系和高技术体系正是初步成形的新专制权力，它们以完全不同于主权国家的方式去统治世界，尽管目前只是初步的统治，主要限于经济，但非常可能在未来演变成为真正的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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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总会找到最合适的路径和空间去生长，权力总会采取新形式去适应新游戏，网状存在正是全球化条件下权力的最佳生存条件，因此，凡是能够像网络般生长的系统都会成为全球游戏的权力集团成员。这种新权力不需要组建政府，也没有军队和警察，它通过提供普遍和必要的“最好服务”造成人民的依赖性而支配了人民，并且通过人民对系统的依赖而进一步支配国家和政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服务就是权力，更准确地说，资本、技术和服务三位一体的结合就是权力——资本绝不会错过与一切新技术合作而获得权力的机会。未来的新权力将具有明显超过政府和国家的控制能力，从而成为真正的新政治主体，与现代主权国家的“边界权力”相比，可称为“系统化权力”（systematical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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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化权力所定义的全球游戏改变了政治的存在论条件（ontological condition）。系统是由关系（relations）构成的，实体单位（国家和个人）将退居次要地位。在全球系统化的条件下，关系的性质决定了实体的性质，或者重新定义了实体的性质，同时也定义了新游戏的有效行为和规则。存在（existence）不再具有完整性和独立性，而变成共在（co-existence）的一个函数。这似乎验证了天下概念所蕴含的形而上学原则：共在先于存在（existence presupposes coexistence）。一旦各种存在之间形成了更强的相互依存性，最大的生存机会或最成功的生存方式就不再是谋求排他利益最大化的现代策略，而是谋求共享利益最大化的世界内部化策略。在互相依存的条件下，追求排他利益最大化必定自我挫败或自取其祸。为什么帝国主义的霸权效果越来越差？原因就是全球游戏的存在条件变化了，当共在利益超过了排他利益，对抗性的策略也就无利可图了，甚至得不偿失，只有系统化权力才能通过控制共同利益而获得其中最大利益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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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想象的将来，各种全球化系统将把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的系统化正是为世界的新天下体系所准备的物质条件，但系统化的物质世界不会自动演变为“天下”，因为全球化的世界仍然不具备天下的精神性，自私的系统化权力不会去建立一个利益共享的世界制度。属于所有人的世界必须按照世界理念去生成，世界理念就是管子原则“以天下为天下”或者老子原则“以天下观天下”，可这个世界理念显然不是系统化新权力的意图，以全球资本、技术和服务三位一体为代表的系统化权力，虽然是不同于主权国家的新型政治主体，却仍然只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和权力最大化，试图成为新专制世界的统治者，而不是成为世界共同利益的庇护者。就其潜在能力而言，或许比现代帝国主义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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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但可以分析未来的可能性。假定新兴的全球系统化权力维持其“资本—技术—服务”三位一体的结合模式不变，并且由经济权力进一步发展为政治权力，那么有这样的可能性：（1）对全球剥削的兴趣大于对战争的兴趣，因此会尽量避免战争。这一点算是进步，但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会操纵主权国家发动局部战争以清除个别顽固障碍。（2）一旦具备完全控制世界的能力，对权力的兴趣就会超过对经济利益的兴趣。系统化新权力的理念非常可能是“技术理想主义”，试图以高新技术去不断改变和重新定义所有人的生活，这个理想一方面需要提供优良服务，另一方面需要专制权力。（3）对技术无限发展的兴趣是其最高兴趣，至少与对权力的兴趣并列。系统化新权力很可能会使科学技术变成未来的唯一宗教，无所顾忌地突破所有文化禁忌，彻底挑战自然、神和道德传统，因此非常可能发展出一些极度危险的技术成就，特别是以生物学、人工智能以及新能源相结合的“革命性”成就。关于可能出现的惊人技术成就，科学家们有着多种推测，何者更为真实尚未可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的技术可能使人具有超强能力，却不可能使人具有与其能力相应的高尚道德（道德是文化，不是技术的品质）。因此，没有禁忌的技术发展导致人类末日的可能性远大于幸福生活的可能性。（4）技术革命非常可能产生具有超强能力和绝对权力的“超人”统治。在最弱意义上说，超人集团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而在更强的意义上说，超人将是一个极其强大的新物种，实力悬殊使革命失去了可能性，绝对强大的超人统治使阶级斗争成为古老故事，甚至出现“物种主义”而使种族主义成为可笑往事，所谓文明冲突也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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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将使今天我们的绝大部分政治问题不复存在。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提示的，有些问题的解绝不是因为找到了答案，而是因为问题消失了。旧问题消失了，可是世界末日将成为一个严肃问题，而不再是一种文学想象。我们不断重复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一个创造共享利益的世界制度去改变追求自私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逻辑，当无限发展的技术与无限自私相结合，就非常可能导致人类末日或文明的终结。人类试图拥有征服自然的技术，却保留自私的自然本性，这是存在论上的一种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将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改变自私的自然性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生命失去自私的自然性，就直接失去保护生命自身的机制，也就无法存在了。同时，既然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就必须服从自然，只要超越了自然就非常可能失去控制而自我毁灭。自然秩序是科学技术不应该超越的存在论界限。所以说，技术的无节制发展将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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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化的新权力的技术专制尚属于未来，更为迫切的危险是，目前仍然维持着霸权地位的帝国主义对充满风险的技术发展同样有着巨大兴趣，试图以此维持霸权。发展风险不可测的技术实为非理性行为，而这种非理性行为却来自支配世界的最大权力，因此，不可能指望能够通过国际组织去阻止国家权力或系统化权力的任何非理性行为。只有建立一种高于国家体系的世界普遍秩序才有可能制约帝国主义霸权以及全球系统化的新权力，才有可能使世界免于无法脱身的技术专制，或者使世界免于疯狂和毁灭。新天下体系的意义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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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天下的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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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讲述过古代天下体系的故事，那是在千年不遇的特殊历史状态中发生的政治创制。今天的全球化状态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状态，虽与3000年前的问题完全不同，却需要相似的政治创造。为了使世界免于霸权体系的支配，也为了让世界免于未来可能的高科技战争或者技术系统的全面专制，我们需要创制一个新天下体系，一种属于世界所有人的世界秩序，从而超越现代以来的霸权逻辑。在此，古代的天下体系具有今日世界之当代性和明日世界之未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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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下体系要解决的是当今世界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是古代天下体系的翻版。新天下体系并非人类普遍幸福的神话，而只是一个谋求人类普遍安全以及共享利益的制度；也绝不是统治世界的一种新体系，而是世界的“无外”（inclusive）监护体系，它试图监护世界以共在（coexistential）方式作为存在方式，放弃自现代以来的排他（exclusive）存在方式，从而避免人类命运的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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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预想未来天下体系是否能够实现，也无法预想未来天下体系的具体制度安排，因为无法预知未来社会的情况。但假如未来天下体系是可能的，新天下体系的“词典”里将可能包含一些与古代天下观念有着继承关系的关键词。这里采用罗尔斯称为“词典式排序”（lexical order）的方式加以解释，[277]不过，这里对排序的理解与罗尔斯略有不同。罗尔斯的排序是为了明确前者“优先于”后者，即前者的重要性高于后者，从而避免出现并列重要的选择难题；我们这里的排序只是明确前者在逻辑上先于后者，即前者蕴含后者，而后者落实前者，却不包含重要性的比较，因为前后者皆不可或缺而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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