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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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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 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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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小骏教授的《当代政治学十讲》，对当代世界政治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进行了梳理、归纳和阐述。本书视野开阔宏大，论述深入浅出，思想深刻而激扬。究竟什么是政治科学？“现代化”是否是“西方化”？何谓“民主”？政权、政体、政府与国家之间是什么关系？日渐活跃的社会和社会运动将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挑战，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选择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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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问题，古典政治学都无法给出答案。因为现在地球上几十亿人面对的挑战，远远超出古典政治学奠基人所处的地域、环境和认知。《当代政治学十讲》，直面现代社会人们遇到的困惑与问题，介绍了“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学的主要理论”。综合地看，本书贯穿理论阐述和现实感知两条主线。在理论阐述部分，读者可以充分领略政治学历史发展的丰盈根基，而在现实感知部分，读者又可以不断聆听历史的当下回响。阎小骏教授在本书中，既激活了古代的精神资源，又提出了当下的时代课题，如良政（good governance）、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身份认同（self identit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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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许多见识和论点可圈可点。如：“当代政治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政治认同理论”；“人类社会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可能远远不止一条，真正的发展要以‘人’为中心”；“现代社会中多元文化、多种身份的并存，是创新和发展的最根本驱动力。现代的多元文化国家必须要有宽容性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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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阎小骏教授笔下，政治科学理论回归了它应有的五彩缤纷的样貌。《当代政治学十讲》呈现给读者的自然首先是政治学，而且是政治科学这一主干。但是因为作者以广博知识的精心养护，它又呈现出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的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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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小骏教授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后负笈美国，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汲取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在政治学这块传统西方学术文化领地里，耕耘出一片新的沃土。我们从《当代政治学十讲》中所感受到的，不仅是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广阔的国际视野，更有背后浓烈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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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六年七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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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一讲 走进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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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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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政治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所身处的乃是一个五彩斑斓的政治世界。每天，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无时无刻不在这个地球的每个角落发生着，永不止息。从我们身边的业主委员会选举到魁北克地区的语言政策辩论，从新英格兰古老的市政会议到联合国大会的庄严会议厅，从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外交折冲到中东地区的纷飞战火，从发展到环保、从战争到革命、从社会运动到政治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各种政治现象和事件让我们时而欣喜、时而愤怒、时而不知所措、时而忧虑万分。可以说，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脱离政治世界的影响。当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宣称“人乃是政治动物”之时，他或许已经预见到生活在两千多年之后的我们，依然别无选择地过着政治生活。政治，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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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向人们提供认识和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纷繁复杂的政治世界所必需的视野和工具。政治过程的运行、政治结构的设计与政治乐章的谱写，往往集中了人类社会单独的或者集体的高度智慧。从政治领袖的运筹帷幄、尔虞我诈到国家间政治的揖让折冲、欲说还休，从战争的残酷到选举的精巧，从官僚体系的冷静到群众运动的激情，从精英政治的诡谲到身份认同政治的多变，政治世界就好似一出出精彩纷呈的舞台剧，各色人等——从政治家到普罗大众——无不亲身参与演出，并时常碰撞出人类理智与良知的火花。这样的政治世界，又如何不会吸引人们去关心、去探究、去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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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学的研究关乎一个国家或政治体（polity）最根本层面的诸多问题，其核心则是所谓政权与治理问题。古往今来，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权力”（power）；政治学探讨的中心问题在于政治权力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如何具有合理性，以及它在现代社会怎样被分割、分配及代表。随着政治学在21世纪的发展，今天的政治学家所关注的权力问题既包括政治权力，也包括社会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及环境权力等一系列综合权力；他们所关注的既包括权力自身的存续逻辑，更包括不同类型的权力在政治系统内的产生、分配、整合与代表的问题。而这些不同类型的权力在政治系统内的产生、分配、运行和调适的规则和过程，体现在制度化和组织化层面，就是“政权”。政权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掌控和管理，以及此种掌控和管理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我们统称为“治理”。政权和治理，是政治学关注的两大根本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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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1世纪的政治学尤其关注规则问题，特别是政治社会和政治活动的规则，即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人们如何在政治系统和政治生活中进行互动、一切公共事务是否需要及需要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运行等严肃问题。政治学亦关注权威问题，例如政治领袖如何进行领导，政权如何管治社会、怎样将整个社会生活有序地协调起来。对政治权威的研究涉及认受性问题——即谁拥有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由掌握政权、进行治理？以及怎样的治理形式具有社会公认的合理性？譬如，为何组成现代代议制机关的少数人就可以制定全体国民都需要遵守的法律？又如，为何国家得以合法地剥夺经法庭定罪的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为何政府得以合法地向国土内外的居民征税？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涉及政治学对于政治权威和认受性问题的研究。政治学还关注公共资源配置及再分配的问题。公共资源的分配及再分配，涉及税收和公共福利等显性可见的公共物质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但也包括更抽象的空间、认同、国民身份等隐性公共资源的准入和分配问题。譬如，现代国家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外来移民？政府应修建更多还是更少的廉价住所提供给低收入阶层？社会不同阶层人士应该以何种方式分担税赋？以及各自应获得怎样的福利与保障？等等。在政权和治理这两项根本议题下，政治学研究的正是这些关乎国家与社会管治最根本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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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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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天的政治学家仔细观察与考量我们生活的世界时，往往可以发现有着无数的政治问题尚未被人类所完全了解。与自然科学相若，政治学的使命也是要不断地缩小我们人类对世界的各种未知领域的认识。而政治学家对于政治世界的认识和了解也是不断深入的，有时则需要经历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政治学发展的轨迹基本反映了以下三个趋向：第一，从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视角到多维度、从文本分析到实证研究，以及从定性分析到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路径。第二，就研究对象而言，政治学也从单一的对各国宪法、政体的研究发展到今天广泛的、多样性的研究指向。政治学科的研究对象已经从政府本身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影响、社会运动、身份认同、政治心理等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第三，就认识论基础而言，政治学也从以往的以西方政体为主导的单一模式认知，向以当代多元文化和多样性为基础的多路径发展模式、多元认识转化，20世纪初曾充斥政治学的各式各样的决定论也被从实际出发、辩证的思考方式和认识论所逐渐取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政治学科的发展历程中，政治学家对20世纪全球广大发展中国家特有的政治经验的深入研究为丰富和扩展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内容和结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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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今天，政治学主要研究什么？让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在这个地球上，为什么有的国家穷，而有的国家富？在同等的地理和资源条件下，为什么有的国家经济发展较快、有的较慢，有的则完全不发展甚或倒退？更深入地问：政权与治理的不同组织和运行机制如何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成效？人类世界究竟有没有一个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发展模式？对于第一个问题，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最聪明的社会科学学者（有些不完全是政治学家）曾给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比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一个出生在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告诉我们是西方特有的、被他称为“新教伦理”的宗教文化以及随之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使得西方国家在人类现代化的道路上最先驶上了快行道。[2]这是一个标准的文化解释，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广为人们所接受，并催生了整整一代“现代化学者”。然而，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3]的崛起，让人们开始怀疑这种文化决定论的正确性——如果西方文化或曰“新教伦理”是现代化的决定因素，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富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呢？在发展问题上，政治学家究竟应该用什么理论来取代或修正韦伯的文化决定论和“现代化”理论呢？这些有关发展的问题会在本书第二讲里得到非常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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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孙中山先生曾经对“政治”二字作出极为精当的阐释。在1924年3月9日的一次演讲中，孙中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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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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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定义，政治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研究如何管理“众人之事”，以及公共权力应该怎样分配和组织起来。几代政治学家对这些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问题的不同回答，造就了今天政治学科里林林总总的政权理论。政治学中的政权理论试图回答：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里的政权组织结构是如何形成、发展、演变和运行的？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不同的政权形态？如何区分不同的政权类型？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曾说，不同的政权类型和形态实际上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循环体系，从君主制到暴民政治是一个永不停止的流动过程。[5]而当代政治学家的研究又表明，大多数现存的政权形式其实都是混合型的政权——所有国家都可以被看成在一个连续的分布轴上的一个点；没有绝对民主或者绝对专制的政权，每个国家的具体政权组织形式都可以看作在这两个端点之间的某个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因此，混合政体形式（hybrid regimes）是21世纪不同国家组织其政权的通常方式。他们的看法对吗？本书第三讲将详细介绍当代政治学的政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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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还包括政府组织形式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或者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其所采用的政府组织形式都是丰富多彩的。譬如就君主制国家而言，就有绝对君主制、立宪君主制、半君主制、部落酋长制等的分别，不一而足。宪法是政府组织和政府运行的总章程。但就宪法的具体形式而言，有的国家的政府组织和运行是依照成文宪法进行的（比如中国、美国），而有的国家则是按照不成文的惯例来组织和运作政府的（比如英国）。就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关系而言，有中国以“议行合一”为标志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有美国等国实行的总统制、英国等国实行的议会内阁制、法国实行的半总统制等，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实行的、把这些制度以不同形式混合在一起的政府结构。那么，究竟为何不同的国家会采用不同的政府组织结构？是历史的偶然、抑或文化的制约，还是经济发展水准的影响？什么样的政府结构最能够保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对于国情迥然不同的国家来讲，对这些问题能够有一个可以照搬、照抄的标准答案吗？同样的道理，政治学家也追问为什么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以各国的具体国情而言，究竟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最能适合本国的政治需要并保证国家的稳定、发展与公平正义？本书第四讲介绍的正是当代政治学中有关政府组织形式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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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当代政治学中制度主义的理论探索，最终都归结到现代政治生活的一个核心概念：国家。实际上，数个世纪以来，政治学家一直在不断地探究关于国家的各种制度性问题。譬如，什么是国家？国家权力——特别是强制权力——的来源为何？为何国家可以合法征税？为何国家可以把触犯法律的个人投入监狱，并依照法律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为何国家可以组织武装力量并发动战争？国家存在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维护社会正义、保护公民权利、维护法制尊严、照顾弱势人群，抑或维护社会安宁、捍卫民族文化传统，还是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在这些不同的目的发生冲突的时候，国家又应该在政治和政策层面如何取舍？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又譬如，维护现代国家存在的根本基础是社会的安宁与秩序——或者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政治稳定。那么对国家而言，究竟什么是最好的途径来保证政治稳定？怎样有效地通过国家机器的运作保障社会的安宁和秩序？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又如何？现代福利国家在社会安宁与经济效率之间做出了怎样的取舍权衡？国家理论包括了许多当代政治学家们每天都在不断探讨的重要议题，也是本书第五讲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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