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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当代政治学中，无论是实证政治学家还是理论政治学家，他们的工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寻找政治世界中的因果联系（causal relationship）。因果联系是政治学观察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基本逻辑结构，或者说“范式”。正是对蕴含在人类政治世界中五光十色的因果联系的探索，使政治学从早期单纯的“描述性”研究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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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两者的区别是相当显著的。一个世纪前，当现代政治学诞生之初，我们这门学科曾主要是描述性的。其时，政治学家的工作重点是宪法学研究，即研究各个政府组织的特点、规范和内涵。当比较的方法被引入后，宪法学研究被扩展为比较宪法或者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即对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国家组织形式进行精确、细致、深入的比较，以扩展人们对政治世界的理解。描述性的学科研究从20世纪初叶起，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然而西方科学主义的发展，使得政治学家越来越感到单纯描述的不足之处。比如，对宪法制度的精当了解，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在特定国家的宪法制度下现实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的状况，更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完全不属于成文或不成文宪法制度的隐形规则、反规则或者无规则。因此描述性的宪法研究在今天看来是极为欠缺解释力的：无论我们积累再多关于宪法制度、各国政治制度的知识，也丝毫不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政治稳定、有的国家政治动荡，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成功、有的国家发展失败这些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1912年，当袁世凯政府试图为初创的中华民国制定一部正式宪法的时候，应邀来华担任宪法顾问的就是古德诺教授（Frank J.Goodnow）。古德诺教授是美国政治学会的第一任主席，也是美国政治学比较宪法传统的代表人物。虽然他对欧美各国的宪法制度十分熟悉，但由于描述性的方法所限，使他无法也没有回答为何君主制在英国可以成功得到改革、而在法国则不能被成功改革这样的分析性问题。所以虽然知识丰富的古德诺教授为民国草拟了一个总汇各国宪法特点的宪法草案，却不能因时因地制宜地向当时的中国政府提供最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宪法设计，留下历史的惨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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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主义的发展，政治学的发展才逐渐走上了实证和科学化的道路。政治学家的功能，从描述性信息的搜集整理，开始逐渐变为探索政治世界中各种纷繁复杂的因果关系。对于实证政治学研究而言，因果关系是一个非常基本、但贯穿于所有学理探索的关键概念，也是现代政治学理论构建的最重要的基础性元素。举例来讲，我们在不少大众读物上不难看到一个说法，即经济发展和社会富足会导致民主制度的建立——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基于因果联系的假说。在这里，“经济发展”为因，而“民主制度”为果。同样地，我们也常常从媒体评论员那里听说，“社会不平等引发革命”。这也是一个因果命题。在这里，“社会不平等”是原因，“革命”是结果。对政治学家们来说，当我们试图研究一个政治现象或者政治过程时，我们首先要假设一些因果联系的存在，然后搜寻实证资料、数据和信息，来证明这种因果联系确实存在或者不存在。通过寻找因果联系来解释政治世界，这就是当代政治学的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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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抽象来讲，因果关系就是变量A或变量B如何导致事件C的发生。如下面的公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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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A或因素B→事件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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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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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导致”的意思是说事件C的发生可以用因素A或B的存在来得到解释。或者说，事件C的发生依赖于因素A或者B的存在。对于因果关系意涵的哲学和科学主义讨论，远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近则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但在这里，为方便阅读起见，我们只对因果关系进行最简单的定义。政治学家把需要他们解释的现象——即上式中的事件C——称为“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而把他们用来解释事件C之发生与否的因素A或者B称为“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自变量为因，因变量为果。当代政治学就是寻找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对于每一个政治现象——战争、革命、改革、选举等——我们都试图寻找那些导致这些事件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以特定方式发生的因素，并通过这样的不断重复观察，估计出所有事件发生的规律，用来预测未来同样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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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学的绝大多数假设或理论，都是以因果关系的形式出现的。实际上，因果关系是人们阐述关于社会政治各种规律性现象的一种最常用的表述方式。譬如说，为什么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能够从战后萧条中迅速复苏，并实现快速的经济起飞？有的学者认为是战后日本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效干预和正确的产业政策导向促成了其国民经济得以迅速从战后的经济衰退中走出来，并成为当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从因果论述的角度来看，在这个理论主张里，“经济起飞”是果，而“有力的政府干预”是因。尽管这个宏观政治经济假设的内涵相当复杂，也并未被学界所公认，但如果将其简化成一个因果关系的表达，就是：“强而有效的政府干预→经济发展。”在这里，政府干预就是自变量，而经济发展就是因变量。这是一个典型的因果关系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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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我们所接触到的许多关于政治现象的论断、解释或者预见也都是以因果关系的形式表述出来的。平时人们常常说“穷则思变”。“穷”就是困境，“变”就是变革，因为“穷”所以“思变”，因为政府和政治中治理困境的出现，所以引起体制变革——显然，这个民间智慧对现象的预见就是以因果关系的形式表述出来的。2010年6月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接受日本记者国谷裕子访问时曾提出：“一个社会如果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因而它也是不稳定的。”[8]这里提出的是政治学上一个很经典的因果假设，即贫富悬殊导致社会不稳定。实际上，关于社会不稳定的原因，政治学界众说纷纭。根据不同的政治学理论，贫富悬殊、政治文化、经济衰退、政府结构、社会群体构成状况等因素都可以用来充作解释“社会不稳定”这个“果”的不同原因。无论是相对剥夺理论、抗议传统理论，还是制度主义理论或者社会阶层冲突理论，形形色色的政治学理论模型都是在试图用不同的自变量来解释“社会稳定程度”这个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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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学的理论研究都是从因果关系的假设出发，通过大量的、重复的案例观察，来证实或者证伪最初的假设，并得出适当的结论。这样以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数据（案例）来证实或证伪因果假设的政治学研究，叫作实证研究。如果使用的数据（案例）表现为大量的、以数字形式记录的观察或统计所得时，这样的实证研究被称作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如果使用的数据（案例）是较少数量的、通过深入调查得到的文字描述时，实证研究被称作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政治学研究以方法论而言的两个基本流派，但是今天的政治学研究已愈来愈倾向于把两者科学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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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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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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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寻找和验证因果关系的核心研究方法是比较。实证的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比较政治学，它涵盖了除国际关系、政治哲学和公共行政学之外的全部政治学范畴。那么为什么比较的方法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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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谈到，政治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观察分析，总结出规律性现象，以证实或者证伪关于因果关系的假设。当只有一个案例和一个结果时，导致这个“果”的可能原因也许有很多个；如果没有对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例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不可能确切知道引起这个结果的最重要或者最有决定性的原因究竟是哪个或者哪几个。让笔者从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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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你的一位邻居突然出现严重的食物中毒状况。虽然经过治疗后完全康复，但是你的邻居非常想知道，究竟是哪种食物导致他生病？也就是说，他需要寻找食物中毒这件事件中所蕴含的因果关系。为了令我们的思考更简单一些，假设你的邻居可以十分确定致病的食物乃是前一天在家庭聚会上食用的两种食品之一。在聚会上，他既吃了一盘寿司，又享用了一盒可口的乳酪冰激凌。如果你的邻居只将眼光放在他自己生病这个单一事件上观察，他也许永远不可能知道致使他食物中毒的原因。这时，“比较”——一种有助于分析因果联系的关键方法——就派上用场了。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他的姐姐也参加了聚会，但她只吃了乳酪，而没有吃寿司——但邻居的姐姐并没有发生食物中毒。通过比较这两个案例，我们发现或许并不是乳酪导致他生病，因为他姐姐也吃了同样的食物却没有发生同样的状况。那么是不是因为寿司的缘故呢？还不能完全确定。这时需要引入第三个案例的比较观察。你发现，邻居的弟弟在聚会上并没吃乳酪，而只吃了寿司——他也因为食物中毒病倒了。当我们把三个例子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寿司似乎更像是食物中毒的病因；或者更加严谨地讲：相比于乳酪而言，在寿司这个因素和食物中毒这个结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的可能性更高。回想一下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是遵循怎样的方法得出结论的呢？若只研究这三个案例中（邻居本人、邻居的姐姐、邻居的弟弟）的任何一个，我们都不能得到任何确定答案。因为在食物中毒这个事件中，有不止一个变量存在，而依靠单一案例我们不能排除或锁定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然而当我们的观察样本多于一个的时候，就可以通过适当比较去排除一些因素，从而得到更具有可能性的假设性理论。在任何试图寻找因果关联的研究当中，“比较”都是非常重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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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个与政治学关系更明显的例子。图1.1中统计了1988—2003年间美国纽约市接到的报案数量。在这15年间，1994—2001年是市长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的任期——图1.1清楚显示，在他任期内纽约市的犯罪报案数量有显著下降。因此，朱利安尼根据这一数据宣称，纽约报案数量的下降是因为他所采取的严厉打击犯罪的措施，所以治安状况的好转是他作为市长的功劳。进而在竞选连任的活动中朱利安尼说，只要让他继续当市长，他还会进一步打击犯罪，让纽约变得更加安全。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是否同意是这位朱利安尼市长带来了纽约市犯罪数量的下降呢？很难说，因为我们并不确信。和食物中毒的故事一样，可能引起某个城市报案数量下降的因素有很多；如果我们只看纽约市这个单一案例，根本无法确切知道究竟是不是朱利安尼市长的降低犯罪的措施导致1994—2001年间纽约报案数量的锐减。我们必须寻找更多的案例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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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纽约市犯罪投诉统计（1988—2003）资料来源：FBI，“Uniform Crime Reports，”as prepar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 of Criminal Justice Data，Online Database：http://www.ucrdatatool.gov/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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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引入其他三个美国大都市——芝加哥、洛杉矶和波士顿——在同一时间段内的报案数量资料进行比较。结果，在图1.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94—2001年朱利安尼担任纽约市长的几年里，实际上在所有四个美国大城市，犯罪数量都是以差不多的幅度减少，尤其是当时的波士顿市长对打击犯罪并无什么兴趣，但在这一时段内，波士顿的犯罪率同样也有大幅下降。通过这个比较我们感觉到，或许朱利安尼错了——他任期内纽约报案数量的下降可能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现象的一部分，而非是纽约市所独有的。而作为全美国的政治现象，可能须由一些全国性的因素——而非某个市长的个人能力——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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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美国四大城市犯罪率比较资料来源：FBI，“Uniform Crime Reports，”as prepar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 of Criminal Justice Data，Online Database：http://www.ucrdatatool.gov/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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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两个例子都告诉我们，若我们只看一个孤立的案例，实际上是不可能找到可信的因果联系的；通过比较，即使我们仍无法完全确定某个特定的因果联系，但却可以排除一些错误的猜测，并提出更具可能性的因果假设。可供比较的案例越多，就越有可能发现最正确或最主要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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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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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的解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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