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88320
1703288321
第二，经典现代化理论没有考虑到发展的历史机遇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时序相差数百年的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难道可以拥有完全相同的内外环境、完全同等的发展机会、完全相似的结构因素，以及走上完全一样的发展道路吗？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21世纪中国的发展，显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也就有迥然相异的历史机遇。这种历史机遇包含了技术优势、国际环境、安全压力、战争以及世界经济趋势等诸多变量的综合统一。而这些时序性的复杂因素对于各国和各地区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塑形方面的作用，完全被现代化理论所忽视。
1703288322
1703288323
第三，经典现代化理论往往忽略了国际环境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的重要影响。第一代现代化学者深谙西方经验但缺乏国际视野，往往将研究对象孤立起来，把发展和现代化仅仅看作单一国家的内部问题，而未能看到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和其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息息相关。事实上，后来的发展理论家们就发现，国际环境所造成的压力——特别是安全和竞争压力——可以极大地影响后发国家对其发展路径的选择。
1703288324
1703288325
经典现代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前景往往持有过度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无论如何，后发国家只要走上现代化道路就迟早会越来越像西方，并最终达到所谓现代性的彼岸。但是20世纪的人类历史似乎已经明确否定了他们过度乐观的预言。且不论今天的世界上仍然存在的大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仍然处于十分贫困落后的状态，并没有实现以西方化为标志的现代化；那些已经在发展道路上高歌猛进的国家和地区——从亚洲四小龙到中国内地——也大多没有复制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路径，亦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同时保持了相当深厚的非西方文化传统。第一代经典现代化理论学者一方面完全没有能够预计到20世纪后发国家所将要面临的严重发展困境和挑战；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实际上，人类社会通向现代化的道路远远不止一条。
1703288326
1703288327
到21世纪的今天，人们已经有足够的理据质疑经典现代化理论所讲述的发展故事，并提出更具根本性的追问。发展中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与文化，究竟能否拥有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现代化是否真的等于西方化？今天，我们常常发现，“现代性”与“传统性”这两个概念并不十分清晰，很多事物、观念、文化、生活方式，乃至人类对外在环境的不同认知，都难以被简单地用“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来定义。例如，东亚地区许多非常富裕和“现代”的国家及地区至今仍以古老的传统、习俗和仪式庆祝农历新年，这到底是“传统性”在现代社会的残余，还是多样化的“现代性”对历史文化传承的体现呢？尤其是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奇迹的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些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真的就是发展和现代化的障碍么？现代性未必能够完全压制、消灭或者取代传统，而传统也未必就与现代性相斥。源于这些质疑和思考，为了解决经典现代化理论在理论框架上所具有的结构性和时代性的局限，从20世纪中期开始，第二代现代化理论学者纷纷提出新的主张，试图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
1703288328
1703288329
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07]
1703288330
批判现代化
1703288331
1703288332
第二代现代化理论学者从事的主要工作是探讨经典现代化理论架构中究竟缺失了哪些重要因素？这些缺失的因素，又如何影响我们对现代化和发展的看法？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历山大·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认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考虑到世界不同国家所拥有的不同发展时序。因此，虽然他支持传统现代化理论把发展看作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单一及线性道路的前提，以及这一发展道路具有不同的固定阶段的观点，但他认为后发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场景与时序有可能越过某些特定阶段、走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
1703288333
1703288334
格申克隆将后发国家所面临的这种特殊的发展情境概括为“后发效应”（relative backwardness）。他认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后来国家既拥有先发国家不曾拥有的历史机遇和便利条件，也面临着先发国家完全没有碰到的时代限制和国际压力。后发国家所面临的独特历史条件就是它们必须与先发国家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共存。这是机遇也是挑战。
1703288335
1703288336
就机遇而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存在的历史事实，使得后发国家可能从先发国家直接引进先进科学技术，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也是后发国家的优势所在。然而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同时存在，也使得后者在一个不对称的国际环境中面临更大的安全压力，不得不寻求更快的速度和更便捷的方式完成现代化过程。
1703288337
1703288338
因此格申克隆认为，后发国家很可能以迥异于先发国家的路径实现发展目标和完成自身的现代化。比如，后发国家必然更重视重工业发展（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以图带动其他产业增长；后发国家更倾向于由国家和银行对资本市场进行强有力的引导，而不单纯依靠自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后发国家更注意投资增长，而有意压制消费；而在国际安全态势更加复杂的总体环境下，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往往可能由非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强力的国家机构来组织完成。格申克隆特别以英国（先发国）、德国（后发国）和俄罗斯（更后发国）的发展历程来验证他关于“发展时序决定发展道路”这一著名论断（见表2.3）。[3]
1703288339
1703288340
表2.3
1703288341
1703288342
1703288343
1703288344
1703288345
如果说格申克隆的理论仍然暗含他对后发国家发展前景相对乐观的估计，“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的支持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则持有完全悲观的态度。依附论者认为，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完全忽略了后发国家所面临的、极具剥削性的不平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身处如此国际体系之中的后发国家深受核心国家的剥削与掠夺，没有任何实现现代化的机会。发展中国家唯有切断自身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联系和纽带，才能最终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依附论”源于拉丁美洲学者对20世纪人类历史的观察。他们发现，经典现代化理论学者对全球发展前景做出的乐观预测远未实现。在西方工业革命完成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未能成功实现工业化，仍然处在贫穷落后状态。为什么“富国越富、穷国越穷”？“依附论”学者对这一谜团的解释是，资本主义乃是一种超越国界的、不平等的世界系统。在这个系统的生产和交换关系里，不同国家处于不同位置，因而在世界性的不平等交换关系上被固定在不同位阶。经典依附论把所有国家分为核心国家（core）、半边缘国家（semi-periphery）和边缘国家（periphery）三个层级（见图2.10）。在这个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核心国家控制了国际贸易与高新技术，拥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与分工明细的产业结构，处于对边缘国家的控制和剥削地位。而边缘国家经济不发达，专业化分工不明显，生产力水准低下，技术落后；它们既不控制国际贸易，又不掌握先进科技，只能被迫处于被剥削地位。半边缘国家则一方面剥削边缘国家，但同时也受到核心国家的剥削。在这个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参与到不平等的贸易、定价和交换关系中，实际上是为核心国家不断输血，因而造成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不幸状况。因此依附论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但凡只要融入这个世界体系里就会日益贫困，根本无法完成自身现代化任务。
1703288346
1703288347
“依附论”的政策推论则是，由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经典现代化理论所推崇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和发展模式完全不可以被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所复制。后发国家若把自身融入这个剥削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只能伤害到自己；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把自己从资本主义世界系统中彻底分割出来，下决心实行自力更生、实行孤立主义，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开发国内市场，才有机会完成本民族的现代化。
1703288348
1703288349
1703288350
1703288351
1703288352
图2.10 “依附论”中的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国家资料来源：ChaseDunn，C.，Kawano，Y.，& Brewer，B. D. （2000），“Trade Globalization Since 1795：Waves of Integration in the World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pp.77-95. Online Appendix，Table 2A，http://www.irows.ucr.edu/cd/appendices/asr00/asr00app.htm#Table A2。
1703288353
1703288354
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08]
1703288355
“四小龙”的挑战
1703288356
1703288357
至此，我们大致讨论了三种现代化理论。韦伯是第一个试图解释现代化的社会科学家，他采取文化解释的路径，将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归功于基督教新教特有的宗教文化传统。经典现代化理论则试图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及归纳出某种普世路径，并将其作为唯一的、线性的、单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而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判者则认为，现代化的历史时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都是在塑造各国、各民族现代化道路和发展模式中不可忽视的要素。格申克隆认为，后发国家的历史境遇决定了它们必然拥有与先发国家不一样的发展路径；而“依附论”则提出，资本主义是一种“邪恶”的、剥削性的世界体系，因此只要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参与这个世界体系，就不能逃脱永远被发达国家压迫、剥削和掠夺的命运，因而无法完成自身现代化。
1703288358
1703288359
但令所有人惊讶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崛起的“亚洲四小龙”（Asian Tigers），彻底挑战了当时所有已经存在的发展和现代化理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差不多否定了上述所有发展理论所提出的主张。第一，“亚洲四小龙”皆位于广义的儒家文化圈内，其以勤劳、节俭、重视教育为特征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极为相似。它们的经济繁荣严重挑战了韦伯的文化解释理论，证明完全不奉行基督教新教的国家和地区也完全可以实现经济起飞和完成现代化。第二，“亚洲四小龙”中的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的经济起飞都是发生在完全不同于西方选举式民主的政治体制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下。在它们的现代化过程中，强大的国家机器——特别是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引导、支持和协助的角色。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历程展现了不同于西方国家以自由市场驱动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挑战了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发展道路单一、单向的基本假设前提，证明了现代化的路径远非唯一，而现代化未必等同于西方化。第三，“亚洲四小龙”作为后发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产业分工，深度依靠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成为它们经济起飞历程的重要特征。这说明后发地区并不一定要把自己从全球经济体系割裂出来才能实现发展；与“依附论”的主张相反，后发国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生产和交换过程，也可以实现经济腾飞和现代化。“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奇迹成为20世纪发展理论的分水岭——新的问题意识、新的理论主张和新的解释结构呼之欲出。
1703288360
1703288361
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09]
1703288362
从“市场驱动”到“国家引导”
1703288363
1703288364
“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给现代政治学提出了两个新的基本问题：第一，发展和现代化需要多“大”的政府？亦即，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实现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究竟需要多大程度的政府干预？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更为适宜的发展模式究竟应当是以市场来驱动（market-driven），还是以国家为引领（state-led）？第二，发展和现代化需要多“强”的政府？发展中国家为了顺利实现发展和现代化，其政府权力究竟应该强大到什么程度？后发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任务是否必须在威权主义的政府管治下才可能完成？总体看来，这两个问题事实上是对传统现代化理论以西方经验为基础所总结出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根本质疑。“多大的政府”和“多强的政府”这两个问题涉及现代政治学建构“国家”这个概念的两个基本维度，即：国家规模（state scope）和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4]在21世纪，理论界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的基本分歧，就主要体现在“市场驱动型发展模式”和“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这二者的争论上。
1703288365
1703288366
“市场驱动型发展模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发展模式，根植于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于自由市场自发调节作用的认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典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就斯密看来，自由市场所具有的自我调控能力是经济生活中的最重要的“看不见的手”，亦是国家经济繁荣的基石。斯密的著作奠定了自由市场理论的哲学基础。他假定认为，每一个人的需求都只有他／她自己最清楚，没有任何旁人可以比每个人自己更好地为自己做决定。只要存在基本的市场规则，让每个人得以自由地追求自我利益，公共利益就会得到促进，经济活动就会繁荣。斯密说：
1703288367
1703288368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5]
1703288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