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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在1989年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的，其主体是一整套为深陷经济危机之中的发展中国家尽快脱困和实现经济繁荣而开出的标准“政策药方”。1989年，许多拉美国家陷于债务危机，经济改革迫在眉睫。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各国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意在为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建议。约翰·威廉姆森执笔撰写《华盛顿共识》，系统梳理各项对拉美经济改革的建议，这些建议后来被广泛称为“华盛顿共识”。这套政策建议亦得到一系列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的支持和大力推广，它是西方世界向发展中国家主要推荐的发展道路。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私有化——将国家仍然持有的资产出售给私人，并转化成私有产权；财产权保护——国家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对私有财产权给予严格保护；政府退出（deregulation）——缩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管范围和水准，以给私人经济创造更多空间；金融稳定化——国家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防止通货膨胀，并统一汇率机制；资金流动自由化——国家为国内市场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及投资提供空间，允许外国资本自由流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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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被认为继承了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市场理念，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陆续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它们的经济政策也体现出很多共同的特征，比如奉行自由市场经济、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结束出口退税等国家补贴措施，政府亦不再控制市场价格，不再制定产业规划政策。这些国家将政府权力限制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克制政府干预经济的冲动，将国有企业和银行私有化，并且削减公共福利开支。它们大力发展自由贸易，对国外投资敞开大门，积极参加国际产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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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华盛顿共识”这个专用词语诞生于1989年，但是它所包含的关键政策要素实际上早已被行之多年，其中不乏成功案例。例如，在皮诺切特军政府统治下的智利，“华盛顿共识”所包括的种种经济政策就曾经大放异彩，缔造了所谓的“智利奇迹”。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1974—1990年在位）是一名军人，在1973年通过军事政变推翻了“左倾”的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而上台执政。但是，皮诺切特和他的军政府同僚对经济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决定将经济政策的制定交给一群在芝加哥大学受过经济学训练、深受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智利经济学者们。这些学者几乎都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忠实信徒，史称“芝加哥男孩”（The Chicago Boys）。皮诺切特之前的阿连德政府在经济领域倾向于社会主义，采取大量经济国有化措施，在短期内将国内大多数重要工厂都变成了国有资产。“芝加哥男孩”决定将这些国有资产完全私有化，并且对外国资本的流入也执行彻底的自由化政策。可以说，他们的经济政策就是未来“华盛顿共识”的蓝本。他们的一系列自由化经济改革措施大获成功，智利在1975之后经历了长期强劲的经济发展，发展水准和速度远远高于南美国家的平均水准（见图2.11）。当时差不多全世界都认为，智利的经验将会代表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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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智利及拉丁美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60—2012）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dataset of GDP per Capita （Constant2005USD），世界银行（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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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差不多与智利奇迹发生的同时，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远比“智利奇迹”更加耀眼的经济腾飞的故事正在上演，并且这个奇迹到今天已经大大改变了全球经济力量的版图——这就是中国经济的起飞。虽然中国和智利都属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也均被西方民主国家视为异端，但两国所采取的经济发展路径完全不同。与“华盛顿共识”和智利经验所强调的私有化、自由化、小政府、以市场驱动为主的模式背道而驰，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选择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30年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见图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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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生产总值（1960—2012）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Dataset of China，世界银 行，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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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时任美国《时代》周刊助理执行主编的约书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报告，试图用“北京共识”这一概念来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他认为，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发展模式有三点最重要的特征。第一，中国一直致力于政策创新，持续进行各种政策试验。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政策的摇摆和不稳定，却为经济发展持续提供动力。第二，“北京共识”强调 GDP 不应该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财富分配的公平等也非常重要。第三，“北京共识”始终坚持“自力更生”的政策，即：发展中国家必须始终独立地、基于本国实际情况而做出各种发展决策。保持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最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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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世界范围内的讨论之中，很多人将“北京共识”与更早出现的“亚洲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认为两者都是“亚洲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指出的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最初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不仅富含经济意义，也宣告了一种独特的亚洲式的文化、政治和价值模式。亚洲价值观强调政治权威集中，认为这样更能有效推进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否定政治上的多元主义，强调抑制过度政治竞争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亚洲价值观要求政府致力于在社会中寻求政治共识，而非鼓励政治对抗。相比于西方国家，亚洲价值观更注重社会经济领域的正义，而在政治领域强调秩序观，认为对集体主义的重视而非对个人主义的推崇是解释亚洲经济体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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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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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是两种有着显著冲突的发展路径。前者是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的总结和归纳；后者则是建基于中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非西方经济体的发展历程，蕴含着对传统的自由市场发展模式的批判和重新认识。虽然两者所代表的发展路径歧异，但彼此仍然给予对方很好的启发。如新古典主义的掌门人、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回忆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他对所有转型国家的建议几乎可以用“私有化”一个词概括之。但到了21世纪初期，弗里德曼表示重新认识了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我错了。事实证明建立法治是比私有化更为基础性的工作。”[7]这样的反思，很难说不是受到了亚洲经济体现代化道路的些许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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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发展和现代化永远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课题。但究竟有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呢？其结论恐怕是否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和现代化永远是个“在地”的过程，即发展和现代化必须依照和因应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乃至每个民族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特性来进行。每个经济体都应该寻找符合自身条件、适合自身需要以及与本民族历史文化要素互相协调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脱离各国、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而试图寻找现代化的万灵药片，或者试图为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开出一剂标准处方，只能是天方夜谭。从这个角度讲，“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支持者的不少争论本身就是“伪问题”。显然，就某一具体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模式而言，根本不存在简单的“好或不好”的问题，只存在“适合与否”以及“能否持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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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今天，发展和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发展本身从来都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艰辛的现代化历程一方面是光鲜的统计数据、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宽敞畅通的高速公路以及高度繁荣的贸易港口；然而对故事另外一面的追问，同样必不可少：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到了这些发展的果实？正如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那样，真正的“发展”应该是以人为中心，其目的是扩展人们的基本自由；否则，发展作为最有价值的人类过程所蕴含的道德价值便不复存在。人永远是发展的目的，而不是手段。而我们必须超越简单的数字游戏，重新理解21世纪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内涵。以人为本的发展和现代化必须是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必须能够惠及全社会的各个阶层。以人为本的发展或许会使富人更加富裕，但它同时更应该让穷困阶层的生活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以人为本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现代化的目的不仅在于能够让我们这一代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也应该给未来的无穷世代保留进一步发展的资源和机会。归根结底，只有“人”才是发展的核心。正如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苏芝·奥门（Suze Orman）常对她的观众所讲的那样——人是第一位的，金钱永远次之（people first，then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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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rl Marx （1853），“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New York Daily Tribune，August 8，1853，from The Marx and Engels Completed Work，Vol.12，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9，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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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lex Inkeles and David H.Smith （1974），Becoming Modern：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London：Heinemann，pp.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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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exander Gerschenkron （1962），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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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两个概念将在本书第五讲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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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dam Smith （1981），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Indianapolis，IN：Liberty Classic，pp.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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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obert Wade （1990），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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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rancis Fukuyama （2004），State-Building：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21st Century，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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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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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三讲 民主和转型理论：现实与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