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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差不多与智利奇迹发生的同时，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远比“智利奇迹”更加耀眼的经济腾飞的故事正在上演，并且这个奇迹到今天已经大大改变了全球经济力量的版图——这就是中国经济的起飞。虽然中国和智利都属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也均被西方民主国家视为异端，但两国所采取的经济发展路径完全不同。与“华盛顿共识”和智利经验所强调的私有化、自由化、小政府、以市场驱动为主的模式背道而驰，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选择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30年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见图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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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生产总值（1960—2012）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Dataset of China，世界银 行，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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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时任美国《时代》周刊助理执行主编的约书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报告，试图用“北京共识”这一概念来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他认为，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发展模式有三点最重要的特征。第一，中国一直致力于政策创新，持续进行各种政策试验。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政策的摇摆和不稳定，却为经济发展持续提供动力。第二，“北京共识”强调 GDP 不应该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财富分配的公平等也非常重要。第三，“北京共识”始终坚持“自力更生”的政策，即：发展中国家必须始终独立地、基于本国实际情况而做出各种发展决策。保持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最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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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世界范围内的讨论之中，很多人将“北京共识”与更早出现的“亚洲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认为两者都是“亚洲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指出的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最初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不仅富含经济意义，也宣告了一种独特的亚洲式的文化、政治和价值模式。亚洲价值观强调政治权威集中，认为这样更能有效推进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否定政治上的多元主义，强调抑制过度政治竞争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亚洲价值观要求政府致力于在社会中寻求政治共识，而非鼓励政治对抗。相比于西方国家，亚洲价值观更注重社会经济领域的正义，而在政治领域强调秩序观，认为对集体主义的重视而非对个人主义的推崇是解释亚洲经济体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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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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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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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是两种有着显著冲突的发展路径。前者是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的总结和归纳；后者则是建基于中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非西方经济体的发展历程，蕴含着对传统的自由市场发展模式的批判和重新认识。虽然两者所代表的发展路径歧异，但彼此仍然给予对方很好的启发。如新古典主义的掌门人、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回忆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他对所有转型国家的建议几乎可以用“私有化”一个词概括之。但到了21世纪初期，弗里德曼表示重新认识了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我错了。事实证明建立法治是比私有化更为基础性的工作。”[7]这样的反思，很难说不是受到了亚洲经济体现代化道路的些许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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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发展和现代化永远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课题。但究竟有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呢？其结论恐怕是否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和现代化永远是个“在地”的过程，即发展和现代化必须依照和因应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乃至每个民族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特性来进行。每个经济体都应该寻找符合自身条件、适合自身需要以及与本民族历史文化要素互相协调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脱离各国、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而试图寻找现代化的万灵药片，或者试图为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开出一剂标准处方，只能是天方夜谭。从这个角度讲，“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支持者的不少争论本身就是“伪问题”。显然，就某一具体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模式而言，根本不存在简单的“好或不好”的问题，只存在“适合与否”以及“能否持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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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今天，发展和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发展本身从来都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艰辛的现代化历程一方面是光鲜的统计数据、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宽敞畅通的高速公路以及高度繁荣的贸易港口；然而对故事另外一面的追问，同样必不可少：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到了这些发展的果实？正如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那样，真正的“发展”应该是以人为中心，其目的是扩展人们的基本自由；否则，发展作为最有价值的人类过程所蕴含的道德价值便不复存在。人永远是发展的目的，而不是手段。而我们必须超越简单的数字游戏，重新理解21世纪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内涵。以人为本的发展和现代化必须是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必须能够惠及全社会的各个阶层。以人为本的发展或许会使富人更加富裕，但它同时更应该让穷困阶层的生活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以人为本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现代化的目的不仅在于能够让我们这一代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也应该给未来的无穷世代保留进一步发展的资源和机会。归根结底，只有“人”才是发展的核心。正如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苏芝·奥门（Suze Orman）常对她的观众所讲的那样——人是第一位的，金钱永远次之（people first，then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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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rl Marx （1853），“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New York Daily Tribune，August 8，1853，from The Marx and Engels Completed Work，Vol.12，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9，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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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lex Inkeles and David H.Smith （1974），Becoming Modern：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London：Heinemann，pp.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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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exander Gerschenkron （1962），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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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两个概念将在本书第五讲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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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dam Smith （1981），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Indianapolis，IN：Liberty Classic，pp.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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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obert Wade （1990），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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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rancis Fukuyama （2004），State-Building：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21st Century，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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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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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三讲 民主和转型理论：现实与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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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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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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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对于21世纪的政治学家来说，民主都是最耳熟能详的话题之一。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民主”这个政治概念被大众化和娱乐化的时代。在目之所及的大众传媒和交流网络中，“民主”恐怕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在今天，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谈民主，人人都在赞美民主，政治生活和伦理以民主为标杆——民主成了政治的最高美德，每一个政府都用自己在“民主”尺规上达到的高度来评判其政治运作的品质和政治权力的基础；各路政治行为者、各种政党、政治人物，也都在用民主的概念来量度自己和打击对手。民主是21世纪的政治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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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民主成为政治认受性的同义词之后，我们居住的世界开始拥有各式各样的“民主”。即便是那些被学者认为最不民主的政体，也都必须尝试称呼自己的政权为某种“民主”。比如，在庇隆主义（Peronism）治下的阿根廷，国家政治以工会为基础、以军队为后盾、以民粹主义为基石，这与现代意义的民主体制似乎不太沾边，但是庇隆总统（Juan Perón）仍称呼自己的统治方式为“大众民主”（populist democracy）。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尼西亚军人独裁者苏加诺（Sukarno）称自己的政府是“协商民主”或者“指导式民主”。在东欧国家和苏联，人们使用“苏维埃民主”的概念，并且相信苏维埃民主是更高层次的民主，相较西方式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更加真实和优越，代表着人类民主制度的终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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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中五花八门的、带有各种首码形容词（prefixes）的“民主”，真实又形象地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民主这个被严重泛化的政治概念，已经在21世纪被作为现代国家和政权政治认受性的根基，在全球的政治话语中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在不同的政体形式下，人们讨论的不再是民主制度本身是否适宜的问题，而是哪种民主形式更为优越的问题。学者们挑战、批评不同的具体民主实现形式，但在日常的公众话语中，已经极少有人对民主概念和民主话语本身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辨析和批判。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认为，尽管“在历史上政府的认受性可以来自于不同源头；但在今天的世界上，政府认受性的唯一严肃来源就是民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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