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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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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三讲 民主和转型理论：现实与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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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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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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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对于21世纪的政治学家来说，民主都是最耳熟能详的话题之一。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民主”这个政治概念被大众化和娱乐化的时代。在目之所及的大众传媒和交流网络中，“民主”恐怕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在今天，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谈民主，人人都在赞美民主，政治生活和伦理以民主为标杆——民主成了政治的最高美德，每一个政府都用自己在“民主”尺规上达到的高度来评判其政治运作的品质和政治权力的基础；各路政治行为者、各种政党、政治人物，也都在用民主的概念来量度自己和打击对手。民主是21世纪的政治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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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民主成为政治认受性的同义词之后，我们居住的世界开始拥有各式各样的“民主”。即便是那些被学者认为最不民主的政体，也都必须尝试称呼自己的政权为某种“民主”。比如，在庇隆主义（Peronism）治下的阿根廷，国家政治以工会为基础、以军队为后盾、以民粹主义为基石，这与现代意义的民主体制似乎不太沾边，但是庇隆总统（Juan Perón）仍称呼自己的统治方式为“大众民主”（populist democracy）。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尼西亚军人独裁者苏加诺（Sukarno）称自己的政府是“协商民主”或者“指导式民主”。在东欧国家和苏联，人们使用“苏维埃民主”的概念，并且相信苏维埃民主是更高层次的民主，相较西方式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更加真实和优越，代表着人类民主制度的终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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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中五花八门的、带有各种首码形容词（prefixes）的“民主”，真实又形象地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民主这个被严重泛化的政治概念，已经在21世纪被作为现代国家和政权政治认受性的根基，在全球的政治话语中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在不同的政体形式下，人们讨论的不再是民主制度本身是否适宜的问题，而是哪种民主形式更为优越的问题。学者们挑战、批评不同的具体民主实现形式，但在日常的公众话语中，已经极少有人对民主概念和民主话语本身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辨析和批判。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认为，尽管“在历史上政府的认受性可以来自于不同源头；但在今天的世界上，政府认受性的唯一严肃来源就是民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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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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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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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democracy）一词最初来自古希腊的两个单词：demo（希腊语：，dêmos），指“人民”；而-cracy来自希腊语（读作kratos），通常与“统治”“治理”的形式有关。所以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概括说，“民主”（希腊语：，读作 dēmokratía）的原本意思大约就是“人民的统治”。历史记录中，民主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6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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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组织政治生活的方式，通常被认为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正是在古希腊时期，以雅典为代表的一系列城邦创造了一种在当时世界上独特非凡的政权组织方式。在那里，拥有终身统治权力的国王不再存在，而传统意义上世袭统治者的角色被那些经由公开选举、抓阄或者轮转产生的、拥有固定任期的公共官员所取代。雅典民主制度[2]的基石始于公元前5世纪克里斯提尼（）进行的改革，而民主制度的逐步建立则伴随着雅典在军事和社会经济方面的逐步崛起，以及随之带来的信心。“自信的感觉使得雅典人产生了创造新的公共治理规则的意愿”[3]——这种意愿使得在全体雅典城邦人民之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觉醒和权利意识。可以说，雅典民主制度体现了雅典人关于公民参与政治的核心理念。直到公元前322年马其顿王国废止民主制度为止，这套强调公民参与的直接民主制度一直规管着雅典城邦的政治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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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民主体系包含三大主要机构：公民大会（Ecclesia）、五百人议会（Boule）以及民众法庭（Heliaia），它们分别行使属于城邦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公民大会在“所有立法及行政事务领域拥有完全的权威”。[4]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有参与公民大会的资格。公民大会的职权相当广泛，涵盖从军国大事到政府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的大量事项。雅典通过财政补助的方式鼓励公民参与大会。“五百人议会”顾名思义由500位成员组成，并被认为是协调公民大会、官僚系统及民众法庭之间关系的重要机构。五百人议会成员由抽签选出，因此理论上任何符合资格的公民均有机会当选。五百人议会的主要职责包括：预先审批草案、决定是否呈交公民大会并作出建议；监督公民大会决议的落实情况；监督公共财政运行并对公民大会提供财政方面的建议；以及负责对官员进行财政问责。民众法庭主要承担司法职责。其陪审员每年从拥有完整公民权且30岁以上的公民中以抽签选出。民众法庭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和权威，可以颁布从罚款到流放乃至死刑的判决。除去针对普通公民的审理，民众法庭有时还承担对官员的弹劾或失职指控的审理工作。此外，雅典的民主制度之下还设置有大量的公共官员职位以维持政府的日常行政工作。这些官员大部分从普通公民中经由抽签产生，且具有任期和连任的限制。由于雅典政治制度采用“民主共治”的原则，官员权力受到明显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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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构成和公民权的界定构成了雅典民主的基石。民主政制下的雅典公民拥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利。特别是在城邦的大多数公共职位都由抽签决定且有任期限制的情况下，雅典公民拥有大量机会参与各个政治机构的活动并担任官职。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在雅典，“公民”这个概念本身是高度排他的。譬如，只有拥有一定财产及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男性，才可以成为公民；而外国人、女人以及奴隶都是无法成为公民的。据历史学家考证，在雅典25万—30万的常住人口里，仅有3万—5万人拥有公民权。雅典公民（在满足诸如年龄限制的必要条件后）有权参与到雅典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参选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会、民众法庭，以及担任其他政治、军事、司法等领域的公共官员，或在上述机构按照既定程序发言、提出动议或提起诉讼。雅典公民亦同样要承担相应义务，包括缴纳财产税和在武装部队服役。如果没有履行应尽的义务或触犯法律，雅典公民会被起诉并审判。除去死刑或罚款等常规判决外，亦可能被流放（ostracism）。被流放者将被驱逐出所在地区并十年内不得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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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价值意义而言，雅典的民主是初级的、有限的和不完备的。首先，雅典的民主没有实现真正的、完全平等的公民政治参与。除去上文提到没有公民权的奴隶、外国人和不能参政的妇女之外，贫穷的雅典公民由于资源、时间和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亦无法平等参与到城邦政治生活中去。其次，批评者认为雅典民主乃是建立在剥削他人的基础上。例如，雅典民主被认为“很大程度上依赖奴隶劳动”。[5]正是由于奴隶的劳作，奴隶主们才拥有可以参与政治活动的闲暇时间和其他资源。此外，雅典以公帑为公民参政所提供的财政补助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对奴隶、妇女甚至其他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剥削和掠夺而获得的。最后，批判者亦认为，不受限制的大范围公民政治参与可能造成政府管治水平的降低。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城邦提供经济补贴让基层民众参与政治是最坏的民主形式。因为金钱的补贴会使得大量的穷人（而非法律）统治公共政治，而拥有财产的公民则会逐渐离开公共政治生活。[6]这种批评认为广泛的民主参与会导致大量政治上极为“业余”的公民进入公共场域，从而大大降低政治运行和政府管治的效率和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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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权力组织方式，古代雅典城邦的民主政制与传统的王政体制相比，仍具有一系列崭新的特征。这其中最主要的区别是：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下，统治者必须从社会民众中选出，或经由人民认可。在王政时代，国王或者其他世袭统治者的权力被认为来自神授，并不需要得到其臣民的认可；但在民主体制下，政治权力的基础必须来自人民的赋权和同意，这是政治思想上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同时，与王政体制下统治者权力的终身制不同，民主体制下的公共官员通常有固定任期；即便在某个时期官员任期可能非常漫长，但一旦期满，他们就必须卸任，交出其拥有的全部权力。同时，如果人民认为官员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不再适合担任公共职务，便可以通过特定程序或代表行使弹劾权，迫令不适任的官员交出职务。在雅典民主政制下，政治参与向合资格公民群体大幅度开放，普通平民参与政治的门槛与王政体制相比，还是被极大地降低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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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雅典民主的运行过程大致可以参见图3.1。在这样的制度下，公共官员通过直接民主制对公民负责，而公民亦通过直接民主制拥有对官员问责的制度性管道。尽管雅典的民主制度远非完美，但它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权力组织形式的创新。雅典的民主首次以法定机制来系统性地赋予和保证普通民众在公共政治事务中的决定性权力，并对政治权力拥有者实施实质性和制度性的限制，为人类的政体形式提供了崭新的可能。可是，随着古希腊城邦的衰亡和马其顿王国的兴起，雅典城邦所代表的直接民主制度也逐渐式微。其后，人类社会重新回到了君主、贵族和僧侣的统治下。在罗马帝国之后更是黑暗的中世纪，封建贵族们与天主教教廷一道，编织了严密的禁锢网络，控制人民的思想、身体和劳动。在漫长的中世纪，封建君主制在西欧再度兴起，政治、宗教和经济专权进一步集中，雅典的民主制度似乎成为历史的遗迹和遥远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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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人类社会才迎来现代民主的开端。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认为，从17世纪开始陆续发生的三次重要革命事件和它们所分别代表的新的思想体系，标志着现代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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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重要事件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英国革命为现代民主政治确立了“权利”（rights）这个思想基础。人具有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这一自由主义观念，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权利观念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英国领地贵族们对抗王权的政治斗争。那时，英国的世袭贵族阶层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力、利益、领地、荣誉乃至人身安全不受专横王权的侵害，希望以权利观念来限制绝对王权的行使。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Magna Carta）就是那个时代贵族团体对抗王权斗争的直接产物。《大宪章》的修订版本直到今天仍然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有效法律。1640年爆发的英国内战以及1688年发生的“光荣革命”逐步完成了世袭贵族对王权的政治和武装斗争。1689年《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的颁布则在宪制层面完成了这个过程；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英国逐渐演化为一个以君主立宪为基础的议会制民主制度。“权利”的概念被高扬，国王的传统权力被至高无上的法律和以议会制度来体现的人民意志所限制。后来曾担任首相职务的英国著名政治家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在1763年3月的一段著名演说，成为权利观念最生动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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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古代雅典城邦的民主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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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最穷的人，也可以在他自己的小木屋里反抗国王的所有权威。他的小屋或许破旧，其屋顶摇摇欲坠；狂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暴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英格兰的国王却不能够踏进这所房子，即便国王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屋的门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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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演讲词旨在说明，即便是英国国王也不可以侵害他最贫困的臣民所拥有的私人财产权。从那时开始，“风能进，雨能进，英国国王不能进”这句名言，成为人的自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崭新民主思想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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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重大历史事件是从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作为其先声的思想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重新建构和确立了现代民主的另一个思想基础——基于理性的人人平等（equality）思想。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法国大革命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和不同阶段，但贯穿其间的理性观念始终是革命者高扬的旗帜。在中世纪的欧洲，主教和僧侣们垄断了思考的权利；他们认为普通人并没有理性思辨的适当能力，必须通过教会的中介才能实现与神的沟通和共融。因此，就寻求真理而言，普通民众既不具有同精英阶层的平等性，也就不具有自由意志的独立性。法国大革命对这些中世纪教条提出根本意义上的质疑。法国大革命的理念是：每一个人都是有理性的。人们或许阶级不同、种族不一，但是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点是都有能力进行理性思考，人具有平等的理性，这是人的共性。基于对人类理性的尊重与认可的平等观念，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思想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