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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政治中，国家作为最基础的制度存在，仍然扮演着极为重要和关键的角色。从人类学及历史学的角度讲，最早形态的国家是脱胎于早期人类社会基于家庭、氏族和部落的公共组织结构。随着人类社会人口密度的增加、农业剩余产品增多，以及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有的氏族部落逐渐超越家族的范围，而成为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在一定的领域内垄断合法使用暴力权力”的公共生活组织形态。战争的需要，又使得国家日益脱离氏族的关系网络，而变成“非人化”（impersonal）的现代暴力和动员机器。正如政治学家查理斯·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的那样，“战争造就国家，国家又发动战争”。[4]就世界历史而言，战争与国家的构建往往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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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首先体现在国家所承担的广泛功能上。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国家可以履行下列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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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家垄断了合法征税的权力，为公共开支聚拢并提供财政资源。在传统上而言，通过征税以满足公共开支的需要或许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能。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源之一。在民主制度兴起的年代里，不论是美国、英国、法国抑或其他国家，税收问题总是处在各种政策和政治争议的中心位置，并且与代表权等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不少情况下税收问题甚至成为政治革命的直接导火索。税收是国家以强制力量把属于自然人和法人经济收入和财产的一部分收归国库，集中起来支付公共开支，以支持政府运作、提供国土防卫、济贫扶困、修桥筑路。没有国家对税收活动的垄断，现代社会的很多公共服务就不可能存在，公共建设也不可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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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负责管治国民经济，并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虽然国家涉入经济领域的程度在全球各个地方有所不同，但即使在今天最为笃信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或地区，也可以观察到由国家所主导的、相当广泛而深入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管。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责任一方面体现在用国家法制机关为商业合同的执行提供保证，另一方面国家也通过宏观经济手段对经济发展的方向、品质和规模进行调控和规管。某些国家还特别对于特定经济产业采取扶植政策，以帮助本国产业保持竞争力。国家也对国内外贸易、劳动力市场、外汇市场、证券市场等进行严格的监管，保证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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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家保障公共秩序，尤其是国家的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承担了使用国家暴力机器以建立、维护和保障公共秩序及保证社会安宁的重要职能。同时，就保障公共秩序而言，国家还具有解决争端的功能。不管是国家机器内部的宪政争端，或者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争端，还是发生在私人之间的民事争端，国家都具有予以调整和裁决的功能。国家具有使用强制力量确保按其意志作出的关于各种争端的最终裁决能够被付诸执行的权力。国家对公共秩序的保护，也为实现和保障公民的各项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提供了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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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家提供共同防御，以保护公民共有之领土免于外国或外部势力入侵或占领。国土防卫对于任何国家都是最高优先事项之一。在当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保持常备军，但也有少数国家基于独特的地缘政治条件，选择常备军以外的其他方式保证国防（比如通过和平条约或是依赖于外国军事保护）。然而，即便是不设常备武装力量的国家，也并非不重视国防，而是采取其他替代形式来保证国防安全。无论对世界的哪个国家来说，国土防卫永远都是其所有职能里最重要的环节，直接关系到政治共同体本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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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国家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对于那些私人部门无法独自承担的公共事业，比如基础教育、邮政网络、铺路搭桥，甚至于架连互联网设施等重要的公共服务，国家也往往承担其责任。虽然不同的国家所选择提供的公共服务范围存在很大的差别，但它们的共同之处都在于以提供公共品作为国家的基础性职能之一。现代国家作为社会福利提供者的角色则是更为晚近的事。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的震撼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学者认为国家除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之外，亦应承担责任向本国公民提供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公共品，即：国家的职能范围应该涵盖对于民众基本生活需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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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加入到“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行列之中，逐步为公民提供范围较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特别是一些北欧国家，其提供的社会福利几乎广泛到“从摇篮到坟墓”的程度，以至于这些福利国家得到了“保姆国家”（nanny state）的称号。福利国家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一方面以很高的比例向国民征税，另一方面则以很高的标准向公民平等地提供社会福利，实际上是利用累进税制度对高收入阶层征收高税收，进而倾斜补贴那些在经济或社会上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群体，以达到“社会公平”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目标。不过，在近年的经济危机动荡之后，由国家以公共开支大量提供福利的政治和经济成本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希腊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例。福利国家转移支付的过程很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经济和市场扭曲。同时，国家的征税冲动可谓“由奢入俭难”，因为福利国家想花的钱永远比征收到的税更多；如若操作稍有不慎，转移支付的职能有可能严重伤害到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并给政府带来严重的赤字危机，从而引发其国内激烈的政治对峙和对抗，甚至触发民众街头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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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现代国家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庞大，而国家管制之手已经深入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已经从霍布斯笔下、“利维坦”式的主权权威时代，进入到一个“超级国家”甚至“全责国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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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性和国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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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用“国家性”（stateness）这一概念来衡量国家作为一种实在的政治制度的存在状况。按照制度主义的观点，“国家性”可以作为一个自变量，去解释很多其他的因变量。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爆发？为什么俄国十月革命在1917年发生？制度主义的观点会借助“国家性”的概念，用国家能力（国家性中的核心变量）的减退来解释大规模社会革命的发生。这种观点认为，当国家能力衰减、控制力下降时，相对而言社会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就大大增强，因此在此情况下国家无力将社会运动和社会抗议限制在可以操控的程度内，大规模革命便有可能发生。可以说，“国家性”作为一个政治学中的重要分析工具，可以用来解析从社会运动、内战、无政府状态到社会革命的范围十分广泛的诸多政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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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性”在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往往具有两个度量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国家的规模或曰范围（scope），它衡量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干预的程度。许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的支持者认为，将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限制在尽量低的水准是保障自由的前提；另外一些自由主义学派的学者则支持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更积极和更大程度的干预，从而为社会中每个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和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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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家的规模很“大”，对经济、社会的干预都很高，就有可能走向国家统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的方向，即国家在充分认知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由官方指定——而非通过选举机制产生——不同阶层的代表来参加政治决策过程，以求反映出他们各自所属阶层的利益。若国家干预走到极端，“国家性”大到极点，那就成了极权主义国家（totalitarian state），如纳粹德国。在这里，公民没有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等基本权利，政治自由被压缩到极限程度。极权主义的国家对社会和经济干预达到无孔不入、无所不包的程度。此外，第二讲曾探讨的“发展型国家”以及刚才又谈及的福利国家，在规模和范围上都属于“大”国家的类型。而在这个光谱的另一头，是那些奉行新古典主义的“小”国家：这些国家秉持政府对社会和市场的干预必须有限的原则，保护人民享受充分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自由竞争，避免过度的社会和市场规管，也控制福利供给水准。在“大”国家和“小”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其广泛的中间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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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性”的第二个度量指标是国家的能力（capacity）或曰强度，它反映国家是否具有足够的资源、手段、意志和组织来迅速有效地执行政策和决策。不管国家决策是出自民主程序还是独裁专断，国家在执行时是否高效有力永远都是衡量国家能力的核心指标。若国家有很强的能力去执行和落实政策决策，它就是一个“强”国家；相反，如果国家的执行能力很低，政策决策无法执行甚至久拖不决、议而不行，它自然就是一个“弱”国家。国家能力的强弱与政体类别不一定直接相关，可以说“独裁国家未必强，民主国家未必弱”；当代西方民主国家往往具有很强的执行能力，而许多非民主的所谓“弱势独裁国家”则国家能力十分衰弱。国家能力的高下和政体形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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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国家性的两个层面，我们可根据国家规模之大与小及国家能力之强和弱，归纳出国家的四种假想类型（ideal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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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小而强（small and effective）的国家。这类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范围和程度都有限，但是在国家决定干预和规管的范围内则政策执行高度有效，能够很完整切实地履行国家的意志。这类国家的代表是美国与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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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小而弱（small and weak）的国家。这类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同样有限；但与第一类国家不同，小而弱国家即使在其对经济、社会的有限干预范围内，执行力仍十分虚弱，管治无力。例如许多在摆脱欧洲殖民者后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即便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的范围已经非常有限，在这有限范围内它们实际的干预能力仍然欠佳。第二类国家的极端例子就是所谓的“失败国家”（failed state）。失败国家完全无力对经济和社会进行治理。它们不仅无法增进国内福利，甚至给国际社会带来和平威胁；这些国家公共秩序失范，国家也无法从社会有效汲取税收，国家的绝大多数核心职能都无法得到有效履行。21世纪初叶的索马里就是当代世界失败国家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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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大而强（big and effective）的国家。这一类国家对本国社会经济干预程度深、范围广，国家机器本身的规模也较大。在较为广泛的干预和管制范围内，国家的执行能力高度发达，干预有效，政策落实切实。我们在第二讲中提到的发展型国家皆属于此列。这些国家在战后为本国经济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非常广泛而深入的引导，由国家直接规划资源配置，优先配给重点发展的行业，指引私人企业引入外来技术。虽然发展型国家承担了范围广阔的协调及引导经济成长的职能，但政府在履行这些职能的过程中高效有序、彰显出高度的执行力。这一类型的国家，亦包括当代许多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比如瑞典、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规模很“大”，对社会经济干预很深，国家为全体居民提供非常广泛和高品质的民生福利，这些超大规模的福利国家通常被认为是高度有效的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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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大而弱（big but weak）的国家。这一类国家虽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范围广泛、程度较深，但在干预和规管范围内的执行能力低下、效率缺失，有的贪污盛行、政治决策难以贯彻实行，管治品质恶劣。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很多拉美军事独裁政权（智利除外）就属于这一类：它们往往对社会经济施加了全面的干预，但干预效果却非常差，政府效率低下，种种规划落空。这类国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所谓“掠夺型国家”（predatory state）。掠夺型国家机器具有较大的规模，但在有效治理方面却无甚建树，其主要的国家能力都被用于从社会汲取大量财富以满足统治者个人的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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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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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已述，“失败国家”是第二类“小而弱”国家的一种极端类型。这类国家对内既无力治理、维护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也无力汲取税收、保证履行正常的公共职能所需要的财政资源。失败国家在现代世界所意味的绝不是古代社会国家“无为而治”式的田园牧歌，而是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双重灾难。当国家机器弱小到无法掌控和分配资源、维护社会安宁以及建立国土防卫的时候，它就根本无力治理内政、履行职能。失败国家不能给国内民众提供基本的安全感，无力调节国民经济，公共设施荒废，无力建设武装部队，也不能调整、裁决公私争端，社会福利更是无从谈起。这种时候，稳定的政治秩序不复存在，有心参政的人没有管道加入制度化的政治生活，他们只有在国家机器之外寻求参政方式，所以暴力很难与“失败国家”绝缘。“失败国家”往往内战频仍，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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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社会来说，“失败国家”是对世界和平稳定的威胁。比如索马里国内的无政府混乱状态导致其所属水域海盗横行，迫使世界各国派遣自己的海军部队前往维护国际航路安全，这可以说是失败国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直接恶果。失败国家往往也是恐怖主义的温床。因为失败国家无法控制、管理社会，恐怖主义组织就有可能侵入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和空间，并取得主导权；况且失败国家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本身也给各种极端宗教政治思潮和力量的萌生提供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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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叶，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的失败国家索马里的政治乱局，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威权主义统治者巴雷总统（Siad Barre）在1991年被推翻，其后众多政治派别竞相争夺最高权力，索马里逐渐陷入无政府状态，迄今已持续二十多年未有平息。各种势力依照军阀、部落、宗教等方式合纵连横，兵戈不止，此起彼伏。索马里许多派别曾屡次尝试组建联合政府、实现非武装化，均未完全成功。时至今日，索马里国内尚不存在真正具备治理能力的中央政府。许多地区寻求独立或自治，以期与战乱更甚的首都摩加迪沙地区分隔开，其中以索马里兰共和国、邦特兰国及索马里西南国最为知名，然而它们从未得到国际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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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成立于肯尼亚奈洛比的“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是目前得到国际普遍认可的索马里政府，然而联邦政府并未能完全止息军阀混战和部族冲突。2006年，厉行伊斯兰教法的“联合伊斯兰法庭”曾勃然兴起，并控制全国包括摩加迪沙在内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同年年底，邻国埃塞俄比亚派出大量军队协助联邦政府，给予“联合伊斯兰法庭”沉重打击。非洲联盟亦于2007年开始派遣部队进入索马里。在埃塞俄比亚军队于2009年撤出后，许多伊斯兰教义派叛军东山再起，击溃政府军及非盟部队，夺回首都摩加迪沙。“联合伊斯兰法庭”有时被指控支持国际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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