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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或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是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公众意见通常指民众关于公共议题、政治经济社会局势或政治人物意见的总和。公众意见通常是政治参与活动的产品。一般来说，公众意见通过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利益调适、教育和媒体传播等不同过程来形成。现代政府为了提高管治质量，非常注意监视、收集和评估公众意见。然而在现实中，公众意见往往是未经深思熟虑的，也经常前后不一，缺少一定之规。美国学者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更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公众舆论通常具有四个方面的偏见：第一，公众舆论往往对市场持怀疑和批判作用，具有反市场的偏见；第二，公众舆论往往也对外国或者非本地人持有偏见；第三，公众舆论往往认为“行必果”，而很少认识到某些结构性社会问题未必一定可以通过政府的努力得到解决；第四，公众舆论往往对前景持有悲观态度。[5]因此，就治理而言，政府对于公众舆论不可不听，亦不可全听。政府决策必须立足于科学、立足于长远，兼听则明，不能简单化地唯民意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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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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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的基石是公民的政治身份，而政治参与本身又不断加固公民对自身政治角色的认识和认同。就政治学而言，“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概念大抵包含三个层次：首先，它是一种身份认同，指个人在某政治社群中的成员身份，是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塑造政治认同感的元素。其次，它是一种法律地位，这一地位可以用公民个体在法制框架下所享受的社会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来定义。最后，公民身份指向一种“政治人”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主动地参与社会的政治管治，并在政治活动中保持高度的活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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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民身份意义的认识上，往往有两种认知模式：共和主义模式和自由主义模式。按照共和主义的理解，公民身份的核心意涵是公民自治。公民通过积极投身于政策酝酿和政治决策的过程之中，从而保证每个公民个人的政治主动性和主体地位，防止成为强权的奴隶。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所谓公民就是分享公共职权的那些人。因此，根据共和主义的理解，公民身份的核心内容是政治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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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由主义的理解则认为公民身份的核心意涵在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而非公民个人必须加入到法律制定或者执行的过程之中去。所以自由主义学者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认为公民身份是一个偶尔才会使用的身份认同，是一个法律地位，而不是每日生活的常态事实。实际上，自由主义理解的公民身份的核心内容就是公民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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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持何种理解，可以肯定的是：公民身份所指代的各种权利和自由，有赖于民主和法治制度的保障，亦有赖于国家积极创造公民得以行使自身权利的必需条件。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公民身份中所蕴藏的积极政治参与的意涵，也要求公民不仅要履行自己的义务，亦应通过主动投身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帮助巩固现代政治制度和改善政府治理。现代政权和治理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政治冷感的公民群体；没有积极的公民参与，就没有高质素的政府管治。在21世纪的今天，公众政治参与同政府治理的成效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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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ster W.Milbrath，Political Participation，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2，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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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amuel Hungtington and Joan M.Nelson，No Easy Choice：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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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子·万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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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obert Dahl （ed.），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New Haven，Connecticu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p.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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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ryan Caplan，The Myth of Rational Vot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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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七讲 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建设美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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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和市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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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前面六章，我们专注于讨论制度化的国家级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重要议题。就当代政治学的基本框架而言，本书已经讨论了发展的逻辑、国家的建构、政体的规则、政府的构成。在下面三章，我们将展现当代政治学的另一领域——社会。社会既是政权存续的环境，又是政府治理的对象，更是政治学的基本研究场域。今天，世界很多政治学家都致力于研究发生在“社会”层面的政治问题，我们不妨将他们的理论称为“政治学中的社会理论”；而政治学中的社会理论的重点即在于国家与社会在政权和治理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的互动。接下来，本书将扼要介绍政治学在社会层面所探讨的三个主要话题：市民社会、对抗性政治，以及身份认同的政治。本章将首先讨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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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我们熟悉的社会及政治生活中，活跃着各式各样的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这些团体和组织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市民社会。不同市民社会组织的结构、目的、功用和规模都大不一样：有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然壮大，成为国际性或跨国界的组织，有的则局限在很小的社区范围之内。通常，我们可以按功能将市民社会社会组织划分为服务型组织、权益型组织、信仰型组织和理念型组织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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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下简称“红十字会”）成立于1919年，拥有近 9700万成员。在其早期历史上，红十字会的宗旨是拯救在战场上受伤的战士和平民；然而今天，它的功能早已超越了战场救护。国际红十字会在自然灾害援救、公共卫生普及、抗击流行性疾病、提高人口素质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并且还在更加广泛的情境下救死扶伤，让人们享受到更高的安全和健康水准，维护人类共同的和平与尊严。由此可见，红十字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提供某种政府不能或不便提供，以及政府虽提供但供给不足的那一部分公共服务，我们通常称这类社会组织为“服务型组织”。服务型组织也是民间组织中最常见的一类，经注册成立的各种慈善组织、致力于医疗卫生事业、教育事业或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非政府发展组织，往往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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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型组织，顾名思义，是为了保护组织成员所公有的某种权益。比如，不论是在中国香港还是中国内地，住宅社区都有大大小小的“业主会”“业主协会”或“业主委员会”。像“业主会”这样的社会组织也会提供一些服务，比如在中秋节给会员馈赠月饼、春节期间组织联欢活动，或者雇用物业管理公司来管理社区等；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给会员提供服务并非业主会的主要职能。业主会存在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保护业主们对于自己不动产的合法权益，以集体的形式防止业主利益以任何形式受到伤害，并在此原则下负责监管公共服务。像“业主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显然以保护特定人群的特定权益为主要职责，所以被称为“权益型组织”。以职业或行业划分的行会、工会、商会等往往也可以划归权益型组织。这是市民社会中很重要的一类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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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民间组织的历史更加悠久，它们可以统称为“信仰型组织”。不论走到世界哪里，我们都能看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不计其数的、服务于各种宗教信仰的民间组织。在这些组织里，人们由于共同崇拜的神灵抑或共同信守的宗教信条而组织起来。在中国香港，不同信仰和谐共存的图景非常普遍：罗马天主教、基督新教或者东正教的教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佛教寺庙，道教寺庙，还有犹太教、锡克教等各种信仰的寺庙林林总总，和平共处。这些宗教组织所拥有的宗教建筑（寺、庙、堂、观等）、宗教慈善机构、宗教教育机构，连同劝人行善或者皈依的传教标语无处不在，每天都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宗教信仰型组织的功能非常广泛。除崇拜活动外，它们也为信众甚至普通大众提供许多公共服务（譬如救济、医疗、教育、安老等），有时也会出面维护所属信众的人身、财产和宗教权益；然而，信仰型组织最重要的职能毫无疑问还是为了让信众得以实践其宗教信仰，以及提供集体的信仰生活。信仰型社会组织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又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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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古老和传统悠久的信仰型组织，那些由自称“生态战士”（eco-warrior）的环保主义者们组成的民间组织是较年轻的社会组织。生态战士们为自己的环保诉求大声呼吁，有时不惜诉诸对抗性的行动策略甚至使用暴力，以图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一类民间组织的活动与宗教信仰不甚相关，亦并不特别着眼于提供公共服务；它们的诉求或许与某种“权利”有关，但是与我们说的第二类“权益型组织”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它们的利益诉求不再是具体而微的个人或团体权益，而是关于人类社会全体的普遍性利益和正义。这一类社会组织所秉持的核心理念可以是“绿色和平”，可以是支持同性婚姻，可以是吁求外来移民的平等地位，也可以是保护太空。我们把这一类组织称为“理念型组织”。“理念型组织”的特征即是它们往往为特定的社会、政治话题发声、呼吁、呐喊乃至行动。理念型组织对其所宣扬和践行的理念有非常清晰的理论陈述，观察者可以非常直接清晰地得知这些组织支持什么、活动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理念型的民间组织既可以让持有相似观点的民众聚集到一起、形成团队进而合作行动；也能起到思想交流平台的作用，促进社会大众对特定重要议题的深入讨论，并使得更多人开始关注、思考该问题。理念型民间组织是市民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容易被国际化的一类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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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罗列了四种类型的市民社会组织，分别是以提供服务为主的服务型组织、以维护人们权益为主的权益型组织、以组织宗教和半宗教活动为主要目的的信仰型组织，以及关切特定公共议题并集中推进特定诉求和主张的理念型组织。近年来，不论是哪一类民间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即：社会组织正在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可以说绝大部分社会民间组织都局限于各自国家和地区的行政区域之内，它们的组织和活动往往只能涵盖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仅有极少数组织可以跨越国界；而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众多的民间组织已逐步迈向全球化的大道。社会民间组织所提供的服务、维护的权益、守护的信仰和宣传的理念都越来越全球化。国际“红十字会”即是最典型的跨越国界的社会组织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绿色和平”（Green peace）运动，其参与者在今天已经遍及全球，不论是哪个国家的绿色和平活动者都在使用相同或相似的话语体系来宣传自己的环保理念。而世界主要的宗教教派组织，其活动则早在千百年前就已超越了国界，罗马教廷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随着当今全球人口流动的加强、传教人员和传教手段的更新，各个宗教组织也在变得越发国际化。在21世纪，我们看到市民社会的人员、活动、理念和影响力都不再受国界的拘束，而是登上了全球舞台。市民社会的全球化趋势和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INGO）的兴起是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最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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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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