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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南的市民社会和社会资本理论是政治学界对于社会与民主关系的一项重要研究；然而他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活跃的市民社会有助于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转——仍被后来的学者不断质疑、修正和补充。谢瑞·伯曼（Sheri Berman）即是帕特南理论的主要批评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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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曼在1997年发表的题为《市民社会与魏玛共和国的崩溃》（“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的论文中研究了德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社会政治状况，并得出了与帕特南相当不同的结论。[6]她发现，德国在20世纪早期的魏玛共和国时期曾拥有非常活跃的市民社会。那时候，德国存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民众自发组织许多社会活动，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也很热心，社区生活高度发达。但是这种活跃的市民社会不仅没有如同帕特南的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导致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转，相反却帮助了德国纳粹党在民主体制内部得以崛起。魏玛共和国时期活跃的市民社会为纳粹党的勃兴提供了坚实的动员基础和丰富的组织资源，并最终令希特勒彻底颠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畏惧的极权国家——第三帝国。“一战”后德国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不但没有让民主制度健康运转起来，反而将世界带入了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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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重要文献中，伯曼首先回顾了威廉二世和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市民社会的总体状况。她认为，自18世纪后期开始，德国的市民社会组织进入迅速增长时期。1871年普选权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市民社会组织的大发展。19世纪晚期的经济衰退，则使许多德国人意识到德国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面临传统的农业社会与现代的工业化社会之间的矛盾和抉择。这种矛盾促使大批旨在推广特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社会组织得以成立。实际上，1871年开始实施的普选制度加深了德国社会的分裂：各政党基于分裂的社会结构而组建，全国性的政府又无力弥合社会分歧。俾斯麦当政时期尚能勉强维持相对统一的多数统治联盟；但当这位铁血宰相在19世纪90年代离职后，来自统治阶级内部及外贸商人与国内生产商的尖锐矛盾愈演愈烈，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的参政热情被大规模动员起来。这些变化对德国当时的政党，特别是自由主义政党冲击巨大。直到19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政党仍然主要由社会显贵构成，其政治组织完全无法适应当时德国政治环境的需要。因此，德国的既存政治体制无法回应人民的需求，许多德国人转而支持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又进一步分裂了德国社会，并动员许多公民转向既存政体的对立面。总体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德国人充满了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满。全国性政府既不能应对经济政治的急剧变化，传统政党又不能适应人民政治的时代要求，市民社会因此出人意料地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这种发展并非意味着自由主义价值观或民主理念的增长；相反，它反映了德国政治进一步的分化和政权合法性的继续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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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市民社会发展延续了这一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民主化促使各式各样的市民社会组织开始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其中，德国中产阶级尤为积极地参与到各种专业组织之中。然而市民社会的大发展并没有带来自由民主理念的传播，脆弱的传统资产阶级政党依然无法获得民众支持，突飞猛进的市民社会组织则进一步加剧了传统政党和既存国家体制的脆弱度，造就了一个高度组织化亦高度分裂化的德国社会。20世纪早期的全球经济危机严重伤害了德国中产阶级的利益，使得他们对工人阶级和大资本阶层越发抵制；同时，中产阶级对传统的自由或保守主义政党无力保护他们的权益越来越不满。这使得德国传统资产阶级政党迅速在选举中失去支持，取而代之的则是许多分裂的小型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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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德国中产阶级大量投入各种市民社会组织，而抛弃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些社会组织集合了大量成员，试图建立超越社会经济分歧的大联合。正是在这一时期，纳粹党策略性地利用高度活跃的市民社会以及高度发达的公众参与所造就的社会网络来发展和壮大自身。20年代后期，纳粹党着力吸引对传统政党失望的资产阶级加入，而市民社会活动家则为其基层宣传提供了最坚实的组织基础。市民社会组织不仅成为纳粹党的选举机器，而且帮助他们进入并驻留在基层社区——这种政治动员的广度和深度是其他缺乏市民社会支援的传统资产阶级政党所望尘莫及的。通过利用市民社会，希特勒和纳粹党成功解决了长期困扰德国政治家的两大难题，即建立强大的政治机器以及构筑真正跨阶级的政治联盟。这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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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曼认为，德国的例子挑战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新托克维尔主义。市民社会的活跃程度未必与民主的稳定成正相关，有时也会导致反民主现象。因此市民社会对于民主政治的作用应该被视为中性。如果一国的政治体制可以有效回应选民诉求且政权认受性稳定，活跃的市民社会便有可能支持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转。反之，如果一国政治体制脆弱、政府认受性较低，活跃的市民社会反而会被作为体制内正常政治生活的替代物而吸引民众的关注，最终损害政治稳定、加深社会分裂，并为反对运动提供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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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伯曼的理论观点而言，成熟、活跃与发达的市民社会和高水准的社会资本诚然是民主制度得以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却绝不是充分条件。在社会资本之外，民主得以成功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存在制度化、统一和有效回应民众诉求的国家机器。国家的民主制度设计必须能够回应民意，使得人们对民主制度抱有信心；同时，制度化的国家机器必须足够强有力，有充分的能力去推行和巩固民主规则和民主秩序，惩罚那些拒绝和超越民主规则的政治玩家。国家须有能力完成民意所托付和宪法所要求的任务，根据法律规范约束市民社会的行为。如果只存在活跃的市民社会，而民主制度设计不佳且没有足够的制度能力，那么充沛的“社会资本”、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组织就有可能导向灾难性的政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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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政治学家们正不断扩展社会资本的概念，在市民社会与民主成功之间的因果链条上加入了越来越多的限制条件，包括得以实行民主规则的制度化的国家，社会宽容和种族融合等重要因素。这些研究都使市民社会与民主关系的论述愈加丰富，也使得我们对于市民社会与现代民主这两者的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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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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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学术界的争论，市民社会究竟对于政府治理可以产生哪些作用呢？对于现代政府治理来说，市民社会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使各种利益群体都能推出自己的代表、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合力参与到国家的政治过程中去。在现代社会，不同的公民组织往往代表了不同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而当它们之间展开辩论与竞争的时候，也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社会面的相互对话与互动、竞争或合作。如果法律体系提供足够的规限，这种社会面的互动过程对于提高政策的代表性、改善管治品质是可以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的。市民社会是社会运动的“肌肉”。因为任何大型政治运动都需要坚实的组织基础。如果不存在市民社会，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像人来人往的陌生人社区一样，人们很难有足够的“社会资本”进行自我组织；政治运动规模越大，组织成本越高。一个发达的市民社会可以提供大规模政治和社会运动所必需的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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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组织亦可以提供公共服务。在现代社会，政府未必是某些特定公共品最有效率的提供者；此时市民社会就可以扮演补充性角色，为社会提供范围更广、品质更高的公共品和服务。市民社会的活动也可以在保护民众的个人权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现代社会，处于“原子化”状态的个人在国家机器面前往往是极其弱小的，然而凭借发达的市民社会，拥有共同利益、价值和目标的人们就可以组织在一起，以集体的姿态面对国家，从而更好地保护他们的个人权利不受国家机器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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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亦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比如，红十字会致力于提高公共健康水准，各种慈善基金则以不同方式帮助经济落后地区实现发展，志愿者的支教网络则使得教育资源落后地区的孩子们能够获得新知。环境保护组织不但可以提高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还可以引导大家从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做起，保护大自然、保护环境。在良好的法制规管下，市民社会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潜力不可低估。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性的市民社会亦推动着全球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不断深入。随着人类面临的问题越发全球化，市民社会的组织和活动亦会同样越来越全球化。在21世纪，在人类着手共同解决困扰全球的世界性问题时，尤其需要市民社会的参与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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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ianfranco Poggi，The State：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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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了准确衡量政府治理的绩效，帕特南在书中具体分析了12项用于评价意大利地方政府制度绩效的指标，即：内阁的稳定性；预选的及时性；统计和信息服务；立法改革；立法的创造性；日托中心；家庭诊所；产业政策工具；农业开支能力；地方医保支出；住房与城市发展；官僚机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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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bert D.Putnam，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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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bid.，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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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bert D.Putnam，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0，pp.32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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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heri Berman，“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World Politics，49（3），April1997：40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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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八讲 社会运动理论：对抗性政治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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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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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活动往往是在一定的规则体系和制度结构中进行的。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行政机关运作，又或者是市民社会的活动，它们都是在法律或者既有制度的框架内发生，并通过一定的组织形态和管道来进行。这些循制度管道发生的政治行为、过程和形态，属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制度化政治”（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s）的范畴。然而，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民众也有可能因种种原因对制度化的政治途径丧失信任和信心，而把政治带入街头，发动抗议、抗命甚至革命运动。这些不同形式、强度和烈度的街头政治行动，政治学家们将其统称为“对抗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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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性政治不同于政治体制内发生的、一般性的竞争性政治活动。对抗性政治通常牵扯到对社会中某些人群来说极端重要的议题，使这些社会群体不满足于在既有制度结构内采取温和行动，而选择具有高度公共性、对抗性和象征性的集体行动来展示利益诉求。从各国、各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社会抗议，到20世纪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至21世纪的“颜色革命”，这些不同规模、强度和烈度的政治行动均是对抗性政治在不同面向和不同层次上的表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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