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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两代社会运动理论学者相比，第三代社会运动理论家逐渐摆脱了从民众不满和资源动员的角度解读革命和社会运动的成因；相反，他们更注意从文化、身份以及意义建构的宏观过程中寻求对革命和社会运动肇因的解释。就马克思主义传统而言，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著名的《狱中笔记》（Prison Notebooks）里，专门探讨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对于巩固资产阶级政治秩序的关键作用。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要发动成功的社会革命、打破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首要的是要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来取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最终要取决于无产阶级本身的文化构建和阶级意识构建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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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同样认为，包括革命在内的一切社会运动都是发生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中，而运动参与者在给定文化情景下对集体身份认同的构建则是社会运动得以成功的关键前提。例如，在美国民权运动中，所有参与运动的非裔美国人逐渐发展、构建并共用着一种“被压迫者”的政治社会身份认同。唯有在这种被构建的共同身份感召之下，非裔美国人才能为了他们共同的目的而起来反抗不平等的种族秩序。这种意义构建（meaning construction）未必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制度、政党或政治人物，它更可能是涉及一些更加宏大的、甚至带有哲学意味的理念建设。比如就今天的国际环境保护运动参与者而言，他们所力图构建的共同“意义”不仅在于为人类社会享有更洁净的空气、更多样的物种，他们试图重塑的乃是有着一整套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哲学观念和原则，而这些观念和原则才是这些社会运动构建意义的真正基础。一切社会运动都会建构“意义”，意义建构是社会运动的首要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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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政治文化对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运动参与者所共用或试图构建的微观文化情景和结构，宏观的政治文化同样对社会运动的发生发挥深刻的影响。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在《挑战天命：中国的社会抗争与国家权 力》（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一书中即以政治文化为因来研究为何中国历史上社会革命的发生如此频仍。裴宜理强调“天命”这一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核心概念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在本书前一章里，我们曾讨论：就中国传统的最高政治权力而言，皇权“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没有天命的支持，就没有“天子”的合法统治权。但天命的存续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最高统治者必须具备很高的道德水准，拥有足够的道德信服力；其二，最高统治者的道德水准亦须得到人民的认可，因而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即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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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认为，这两个特点造成了中国政治权力的基础与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中国的“天命”观对道德合法性的要求，决定了“天命”本身的可转移性。在西方，君权的合法性构建基本可以由血统和继承来完成；然而在中国，情况则复杂得多。一个合法执政的最高统治者除了满足一定的血统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少数情况下是“她”）还必须满足高度的道德要求。这种道德判断的不确定性给予社会革命更多的正当性空间。若一个中国帝王道德腐化，他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亦就失却了“天命”；在此情况下，“天命”的合法性会转移予任何一个领导革命并逐鹿成功的领袖。换句话说，只有当某一个具体的革命领导人成功后，我们才知道以道德合法性为基础的“天命”已然从腐败的旧统治者转移给了一个新的、道德上更为合格的取代者。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特有的统治合法性转移机制给予历朝历代的社会革命领导者和参与者以巨大诱惑。在裴宜理看来，以“天命”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中国历史上频繁发生的叛乱、起义和革命提供了上佳的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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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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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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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总体社会而言，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究竟是具有破坏性还是具有建设性呢？无疑，社会革命的基本目的就是要改变既有的全部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不少时候还涉及对既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符号体系进行彻底改造。因此，革命总是要通过彻底摧毁旧的社会体制、权力结构、经济关系和文化价值观来创造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在“破旧”方面，社会革命是破坏性和摧毁性的，因为它旨在把原有的结构、关系和秩序彻底消灭，甚至为此目的不惜使用革命暴力。革命的过程无疑伴随着破坏性事件的发生；即便在革命成功之后，新政权也未必能保证立即树立起运转良好的新秩序以取代被它推翻的旧秩序。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描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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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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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革命亦具有其巨大的建设性，它往往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基础动力。社会革命创造和构建崭新的意识形态、培养和造就新的政治领袖、创造和巩固新的政府形式，以及营造和辐射其跨越国界的国际影响力，这些都代表着新的希望和新的力量。在历史上，社会革命往往高擎社会正义、平等和福利的大旗；尽管在革命的疾风骤雨中，革命者未必能实现自己每一条诺言，但是许多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内容都会作为革命的成果，在革命成功后逐渐地渗入到新的政府的基本原则中，为社会进步带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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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更是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母体。要构建一个新的国家，要么通过战争，要么通过革命，通常别无他途。革命亦会为世界留下属于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遗产，为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提供长期、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基础，用以支援和维系社会各个群体在革命之后的大联合。最重要的是，革命是政治动员的最好途径。在革命期间，原本政治冷感的人们受到革命激情的感召，通过社会运动进入政治生活场域，并且很可能最终留在公共生活当中，在革命之后仍继续参与政治，以积极的姿态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革命造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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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rl Marx，“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10，London，UK：Lawrence & Wishart，1978，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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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 and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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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ladimir Ilich Lenin，What Is to Be Done? ，London，UK：Penguin Books，1988，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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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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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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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九讲 政治认同理论：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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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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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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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在人类对世界的探索中，对自身存在之价值意义的追问古已有之。相传在古希腊圣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里镌刻着三句箴言，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就是：“认识你自己”（）。了解人类自身的身份意义是古希腊先哲们为我们留下的最基本问题之一。在东方的佛教哲学里，对于“我是谁”的追问同样处在修行和解脱之路的核心位置；认清本体的虚无，是佛教哲学中铺平通向永恒之道路的前提。古代印度哲学也认为，关于“我是谁”的答案奠定了“我”与社会相互联系的存在基础。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道德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一书中亦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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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可避免跟自己保持陌生，我们不明白自己，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知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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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意义之外，“我们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这些对人类本体意义和终极目的的追问，与政治生活同样存在着根本性的联系。因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关乎人们将怎样组织政治权力、怎样分配政治权力，以及对政治权力的行使赋予怎样的价值意义。在文明史上，对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学人已经给出无数的回答，而其中差不多每一种回答都可以对应到某一种独特的政治观念。因此，“身份认同”这个貌似基本的概念中蕴含着巨大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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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身份认同（identity）真正进入当代政治学的研究视野还是比较晚近的事。在早期，政治学研究既没有把身份认同当作一个有待解释的因变量，也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用以解释其他问题的自变量。直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学者们才逐步认识到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会非常强烈地影响他们对社会结构和外在世界的认识，从而影响甚至塑造个人和群体的政治取向、政治行动的方式和政治观念的流变。正是从那时起，身份认同问题才引起了政治学学者的兴趣，成为一个因变量；差不多同时，政治学家们亦开始逐渐把身份认同考虑为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自变量，用它来解释人类从普通工薪阶层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行为到极端宗教分子的恐怖主义活动等范围极其广泛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已然跃出纯粹哲学的范畴，在当代政治学里占据显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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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随着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和组织在国际政治与各国国内政治中的兴起，身份认同越来越成为研究各国政治过程的一个无法忽视的因素。在2001年的“9·11”事件中，两架被劫持的客机撞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心标志——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另外一架则坠毁于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9·11”事件一共夺走了来自 90多个国家的2996条生命。这使得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身份认同的政治一旦被极端化和暴力化，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而21世纪前15年，蔓延于世界各国的民族冲突、种族屠杀、宗教激进主义活动、分裂主义活动，无一不是与基于身份认同而动员起来的政治观念和行为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在可预见的将来，身份认同的政治势必成为全球政治生活中的最主要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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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采用何种政体的国家里，公民所具有的国家认同都是他们最重要的身份认同之一。国歌、国旗、国徽、国家象征性建筑物等各种属于国家的专门标志都被用来构建、巩固和彰显国家认同，使得一国公民可以聚集在自己的国家标志之下，并形成“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国家认同就像某种“集合点”——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人们围绕着它团结在一起，形成共同的意志，采取共同的行动，享有共同的尊严。这些国家标志所彰显的身份意义，对当代政治生活的影响不可低估。国家认同往往蕴含激情，极富动员性。基于国家认同所产生的政治观点和行为经常比日常的、以理性利益计算为基础的政治观点和行为更加直入现代政治生活的冲突核心。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巩固现代国家政权和实现良善治理的根本基础。国家认同对于构建公民对现代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归属感、并巩固和维系与之相适应的诸权利义务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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