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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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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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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总体社会而言，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究竟是具有破坏性还是具有建设性呢？无疑，社会革命的基本目的就是要改变既有的全部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不少时候还涉及对既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符号体系进行彻底改造。因此，革命总是要通过彻底摧毁旧的社会体制、权力结构、经济关系和文化价值观来创造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在“破旧”方面，社会革命是破坏性和摧毁性的，因为它旨在把原有的结构、关系和秩序彻底消灭，甚至为此目的不惜使用革命暴力。革命的过程无疑伴随着破坏性事件的发生；即便在革命成功之后，新政权也未必能保证立即树立起运转良好的新秩序以取代被它推翻的旧秩序。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描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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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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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革命亦具有其巨大的建设性，它往往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基础动力。社会革命创造和构建崭新的意识形态、培养和造就新的政治领袖、创造和巩固新的政府形式，以及营造和辐射其跨越国界的国际影响力，这些都代表着新的希望和新的力量。在历史上，社会革命往往高擎社会正义、平等和福利的大旗；尽管在革命的疾风骤雨中，革命者未必能实现自己每一条诺言，但是许多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内容都会作为革命的成果，在革命成功后逐渐地渗入到新的政府的基本原则中，为社会进步带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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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更是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母体。要构建一个新的国家，要么通过战争，要么通过革命，通常别无他途。革命亦会为世界留下属于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遗产，为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提供长期、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基础，用以支援和维系社会各个群体在革命之后的大联合。最重要的是，革命是政治动员的最好途径。在革命期间，原本政治冷感的人们受到革命激情的感召，通过社会运动进入政治生活场域，并且很可能最终留在公共生活当中，在革命之后仍继续参与政治，以积极的姿态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革命造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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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rl Marx，“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10，London，UK：Lawrence & Wishart，1978，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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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 and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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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ladimir Ilich Lenin，What Is to Be Done? ，London，UK：Penguin Books，1988，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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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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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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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九讲 政治认同理论：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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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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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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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在人类对世界的探索中，对自身存在之价值意义的追问古已有之。相传在古希腊圣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里镌刻着三句箴言，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就是：“认识你自己”（）。了解人类自身的身份意义是古希腊先哲们为我们留下的最基本问题之一。在东方的佛教哲学里，对于“我是谁”的追问同样处在修行和解脱之路的核心位置；认清本体的虚无，是佛教哲学中铺平通向永恒之道路的前提。古代印度哲学也认为，关于“我是谁”的答案奠定了“我”与社会相互联系的存在基础。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道德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一书中亦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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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可避免跟自己保持陌生，我们不明白自己，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知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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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意义之外，“我们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这些对人类本体意义和终极目的的追问，与政治生活同样存在着根本性的联系。因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关乎人们将怎样组织政治权力、怎样分配政治权力，以及对政治权力的行使赋予怎样的价值意义。在文明史上，对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学人已经给出无数的回答，而其中差不多每一种回答都可以对应到某一种独特的政治观念。因此，“身份认同”这个貌似基本的概念中蕴含着巨大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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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身份认同（identity）真正进入当代政治学的研究视野还是比较晚近的事。在早期，政治学研究既没有把身份认同当作一个有待解释的因变量，也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用以解释其他问题的自变量。直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学者们才逐步认识到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会非常强烈地影响他们对社会结构和外在世界的认识，从而影响甚至塑造个人和群体的政治取向、政治行动的方式和政治观念的流变。正是从那时起，身份认同问题才引起了政治学学者的兴趣，成为一个因变量；差不多同时，政治学家们亦开始逐渐把身份认同考虑为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自变量，用它来解释人类从普通工薪阶层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行为到极端宗教分子的恐怖主义活动等范围极其广泛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已然跃出纯粹哲学的范畴，在当代政治学里占据显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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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随着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和组织在国际政治与各国国内政治中的兴起，身份认同越来越成为研究各国政治过程的一个无法忽视的因素。在2001年的“9·11”事件中，两架被劫持的客机撞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心标志——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另外一架则坠毁于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9·11”事件一共夺走了来自 90多个国家的2996条生命。这使得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身份认同的政治一旦被极端化和暴力化，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而21世纪前15年，蔓延于世界各国的民族冲突、种族屠杀、宗教激进主义活动、分裂主义活动，无一不是与基于身份认同而动员起来的政治观念和行为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在可预见的将来，身份认同的政治势必成为全球政治生活中的最主要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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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采用何种政体的国家里，公民所具有的国家认同都是他们最重要的身份认同之一。国歌、国旗、国徽、国家象征性建筑物等各种属于国家的专门标志都被用来构建、巩固和彰显国家认同，使得一国公民可以聚集在自己的国家标志之下，并形成“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国家认同就像某种“集合点”——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人们围绕着它团结在一起，形成共同的意志，采取共同的行动，享有共同的尊严。这些国家标志所彰显的身份意义，对当代政治生活的影响不可低估。国家认同往往蕴含激情，极富动员性。基于国家认同所产生的政治观点和行为经常比日常的、以理性利益计算为基础的政治观点和行为更加直入现代政治生活的冲突核心。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巩固现代国家政权和实现良善治理的根本基础。国家认同对于构建公民对现代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归属感、并巩固和维系与之相适应的诸权利义务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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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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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政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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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学者通常认为，每个个人对“身份认同”的定义是基于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回答：我是谁？我属于哪类人？我与其他人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三个问题可以被细分为身份认同意涵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是谁”，关乎个人对自身政治身份的定义，也就是每个人类个体对自我存在的理解和感知。正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身份认同是那些比较稳定的、基于具体角色的自我理解和期许。法兰西斯·邓（Francis M.Deng）——南苏丹共和国的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则在《愿景之战》（War of Visions）一书中指出，身份乃是个人及群体基于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等因素对自身的定义方式。身份认同首先关乎自我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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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第二个层次的意涵则是群体归属感，或曰个人成为某个社会集体之一员的从属感。这种对社会集体或者社区的归属感，不一定需要强制的外力来确认或者是由法律来认可；群体归属感常常是很柔软的、深藏内心深处的感觉。这种归属感既可能与生俱来，由每个个人的出身、成长经历所决定，亦可与个人的自主选择和自主行动有关（如个人选择拿起武器加入政治革命者的行列，或选择加入政党成为特定政治立场的支持者等）。理查·詹金斯（Richard Jenkins）在《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一书中亦指出，身份认同是个人及群体在社会关系中将自己与其他个人及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的方式。并且，社会上每一个人都不只拥有着一种集体归属感，实际上每个人都同时从属于很多的群体。群体归属感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一道多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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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还存在第三个层次的意涵，即：“我与其他人如何产生联系，以及产生怎样的联系？”人际关系、社群关系毫无疑问是定义我们身份的重要因素，即：身份认同也关乎个人与自身之外的他者如何产生联系、与自己群体之外的他者产生怎样的联系，以及自身如何被他者所定义。在这里，社会上其他人对我们的身份定义往往与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存在差异，有时甚至存在鸿沟。身份认同永远来自自我认知和他者认知之间的交汇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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