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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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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九讲 政治认同理论：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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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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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在人类对世界的探索中，对自身存在之价值意义的追问古已有之。相传在古希腊圣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里镌刻着三句箴言，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就是：“认识你自己”（）。了解人类自身的身份意义是古希腊先哲们为我们留下的最基本问题之一。在东方的佛教哲学里，对于“我是谁”的追问同样处在修行和解脱之路的核心位置；认清本体的虚无，是佛教哲学中铺平通向永恒之道路的前提。古代印度哲学也认为，关于“我是谁”的答案奠定了“我”与社会相互联系的存在基础。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道德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一书中亦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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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可避免跟自己保持陌生，我们不明白自己，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知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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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意义之外，“我们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这些对人类本体意义和终极目的的追问，与政治生活同样存在着根本性的联系。因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关乎人们将怎样组织政治权力、怎样分配政治权力，以及对政治权力的行使赋予怎样的价值意义。在文明史上，对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学人已经给出无数的回答，而其中差不多每一种回答都可以对应到某一种独特的政治观念。因此，“身份认同”这个貌似基本的概念中蕴含着巨大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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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身份认同（identity）真正进入当代政治学的研究视野还是比较晚近的事。在早期，政治学研究既没有把身份认同当作一个有待解释的因变量，也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用以解释其他问题的自变量。直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学者们才逐步认识到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会非常强烈地影响他们对社会结构和外在世界的认识，从而影响甚至塑造个人和群体的政治取向、政治行动的方式和政治观念的流变。正是从那时起，身份认同问题才引起了政治学学者的兴趣，成为一个因变量；差不多同时，政治学家们亦开始逐渐把身份认同考虑为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自变量，用它来解释人类从普通工薪阶层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行为到极端宗教分子的恐怖主义活动等范围极其广泛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已然跃出纯粹哲学的范畴，在当代政治学里占据显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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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随着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和组织在国际政治与各国国内政治中的兴起，身份认同越来越成为研究各国政治过程的一个无法忽视的因素。在2001年的“9·11”事件中，两架被劫持的客机撞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心标志——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另外一架则坠毁于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9·11”事件一共夺走了来自 90多个国家的2996条生命。这使得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身份认同的政治一旦被极端化和暴力化，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而21世纪前15年，蔓延于世界各国的民族冲突、种族屠杀、宗教激进主义活动、分裂主义活动，无一不是与基于身份认同而动员起来的政治观念和行为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在可预见的将来，身份认同的政治势必成为全球政治生活中的最主要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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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采用何种政体的国家里，公民所具有的国家认同都是他们最重要的身份认同之一。国歌、国旗、国徽、国家象征性建筑物等各种属于国家的专门标志都被用来构建、巩固和彰显国家认同，使得一国公民可以聚集在自己的国家标志之下，并形成“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国家认同就像某种“集合点”——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人们围绕着它团结在一起，形成共同的意志，采取共同的行动，享有共同的尊严。这些国家标志所彰显的身份意义，对当代政治生活的影响不可低估。国家认同往往蕴含激情，极富动员性。基于国家认同所产生的政治观点和行为经常比日常的、以理性利益计算为基础的政治观点和行为更加直入现代政治生活的冲突核心。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巩固现代国家政权和实现良善治理的根本基础。国家认同对于构建公民对现代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归属感、并巩固和维系与之相适应的诸权利义务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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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政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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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学者通常认为，每个个人对“身份认同”的定义是基于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回答：我是谁？我属于哪类人？我与其他人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三个问题可以被细分为身份认同意涵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是谁”，关乎个人对自身政治身份的定义，也就是每个人类个体对自我存在的理解和感知。正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身份认同是那些比较稳定的、基于具体角色的自我理解和期许。法兰西斯·邓（Francis M.Deng）——南苏丹共和国的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则在《愿景之战》（War of Visions）一书中指出，身份乃是个人及群体基于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等因素对自身的定义方式。身份认同首先关乎自我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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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第二个层次的意涵则是群体归属感，或曰个人成为某个社会集体之一员的从属感。这种对社会集体或者社区的归属感，不一定需要强制的外力来确认或者是由法律来认可；群体归属感常常是很柔软的、深藏内心深处的感觉。这种归属感既可能与生俱来，由每个个人的出身、成长经历所决定，亦可与个人的自主选择和自主行动有关（如个人选择拿起武器加入政治革命者的行列，或选择加入政党成为特定政治立场的支持者等）。理查·詹金斯（Richard Jenkins）在《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一书中亦指出，身份认同是个人及群体在社会关系中将自己与其他个人及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的方式。并且，社会上每一个人都不只拥有着一种集体归属感，实际上每个人都同时从属于很多的群体。群体归属感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一道多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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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还存在第三个层次的意涵，即：“我与其他人如何产生联系，以及产生怎样的联系？”人际关系、社群关系毫无疑问是定义我们身份的重要因素，即：身份认同也关乎个人与自身之外的他者如何产生联系、与自己群体之外的他者产生怎样的联系，以及自身如何被他者所定义。在这里，社会上其他人对我们的身份定义往往与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存在差异，有时甚至存在鸿沟。身份认同永远来自自我认知和他者认知之间的交汇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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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身份认同这一概念所具有的三个层次的意涵中，我们约略能够得到三个直接的推论。第一，社会上的每个个人都具有属于自身完全独特的身份认同。个人身份、集体归属再加上与他者的联系关系，这层层不同的认同使得社会上的每一个独特的个人都拥有一个独特的身份组合。每个人都同时拥有很多不同的身份认同；或者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成分复杂而丰富的身份“组合套餐”。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拥有一模一样的身份套餐组合，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上的每个个人都是完全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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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们基于自身身份认同而产生的社群归属感是流动的。每个人都在某一事项上与社会上一些人共享某种身份认同，而在另外的事项上又与另外一些人共享另外一种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基于身份认同而产生的社群归属感是在不断分化组合中的，在不同的情景下，每个个人与不同的他者共用身份，结成有形或无形的群体。在现代社会中，伴随着高速流动的生活和五花八门的社会政治经济议题，人们在具体情境下的社群归属感也在不断地流转和分化组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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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每个个人在属于自己的不同身份认同之间总有自己的优先排序；意即，对每一个人来说，并非自己所拥有的每一种身份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优先顺序。或明确，或隐约，人们总归会更加看重自己所拥有的某个或某些身份，而不那么重视另外一些身份。身份认同之间的优先排序有时会影响甚或决定人们的政治行为——因为在政治行为中，人们无时无刻不处在权衡取舍中，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而相关身份认同的优先顺序排序会极大地影响到我们在取舍中愿意做出怎样以及做出多大的牺牲。不同的情境、独特的身份亦会要求我们在社会关系中背负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或者以行动守护着特定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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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们的身份认同究竟从何处而来？在政治学中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大致上，我们有“原生说”“工具说”以及“社会建构说”三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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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学者认为身份认同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产生，就形象而言身份认同不过是“承自古代的仇恨”（ancient hatreds）。这种看法认为，身份在出生的一刻就已确定，它融于血液，来自血缘、家庭和家族，每个人生来就与具有同一种身份认同的人分享着根深蒂固的情感。由这种“传承之恨”支撑起来的身份认同是一种情感与情绪，而非理性的产物；它存在于我们的内里，来自我们共有的祖先、文化、血缘。这种说法为一些人类学家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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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论者则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解释身份的构建，认为身份认同是一种政治工具。国家、政党或者其他政治组织编织出一些身份，并将其作为组织和动员社会的工具手段来达至自己的社会、政治或者经济目的。例如，执政者可以利用政治身份认同来巩固国家团结、服务于自己的政策议程。在工具论看来，身份认同仅仅是人为的制造物，是国家或其他政治组织操控的结果，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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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构说”（constructivism）则是一种更接近当代政治学共识的看法，得到政治学和人类学两个领域很多学者的支持。社会建构论认为，人们并非一出生就拥有完整的身份组合，身份认同本身也并非纯粹的是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工具手段。身份认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既不由下而上，也不完全是由上而下产生的。身份认同是经由每个人在日常生活里所亲身参与和经历的各种社会过程所构建出来的。比如，一个人去学校学习、参加民间组织、与朋友们交流、与家人沟通，甚至独自在家看电视、读报和读杂志等行为，都是社会构建的一部分。这些社会过程都会让我们在潜移默化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社会、家庭影响之下慢慢构建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按照这个看法，身份认同既不完全来自国家的鼓动和操作，也不纯然由出身命定，而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慢慢积累和建造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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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1703287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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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政治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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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21世纪的政治图景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身份政治中所涉及的社会群体可以基于很多不同元素而形成，这些元素包括但不限于种族、阶级、宗教、性别、民族、意识形态、国家、性取向、文化等。实际上，身份政治的一个重点就是着力关注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致力于保障在社会大背景下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成员的政治自由、经济平等和社会尊严。身份政治通常呼吁或要求政府、社会和民众以不同方式理解并尊重特定社会群体的独特性，对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界定方式（dominant oppressive characterization），并循此路径寻求属于本群体的更大的自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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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这一概念源于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例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权益运动及美国印第安族裔运动等，为身份政治的勃兴提供了适宜的社会政治土壤和强大的动力。身份政治一般发端于对特定社会群体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认知和反抗，通过提高关注（consciousness raising）的方式，改变该群体成员固有的自我和集体认知，并由此挑战和改变由主流社会赋予该群体的负面形象，以扩展其权利空间。身份政治运动作为受压迫社会群体通过自身经历来传播其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的一种方式，使其显然有别于传统的以个人权益所驱动的自由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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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被用于描述由残障人士发起的、旨在转变自身和社会对残障群体认知的运动。[2]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时至今日，身份政治这一概念已广泛应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用于描述多元文化主义、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同性恋权益运动、分离主义运动（例如加拿大魁北克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以及在亚非地区前殖民地及东欧地区前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民族冲突和民族主义矛盾现象。除此之外，身份政治这一概念还被用于分析一系列基于政治、文化或身份因素的政治动员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