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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这一概念源于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例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权益运动及美国印第安族裔运动等，为身份政治的勃兴提供了适宜的社会政治土壤和强大的动力。身份政治一般发端于对特定社会群体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认知和反抗，通过提高关注（consciousness raising）的方式，改变该群体成员固有的自我和集体认知，并由此挑战和改变由主流社会赋予该群体的负面形象，以扩展其权利空间。身份政治运动作为受压迫社会群体通过自身经历来传播其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的一种方式，使其显然有别于传统的以个人权益所驱动的自由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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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被用于描述由残障人士发起的、旨在转变自身和社会对残障群体认知的运动。[2]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时至今日，身份政治这一概念已广泛应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用于描述多元文化主义、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同性恋权益运动、分离主义运动（例如加拿大魁北克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以及在亚非地区前殖民地及东欧地区前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民族冲突和民族主义矛盾现象。除此之外，身份政治这一概念还被用于分析一系列基于政治、文化或身份因素的政治动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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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对于身份政治的兴起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关系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当代身份政治兴起的重要基础。他们认为，正是西方民主制度对人们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对平等的追求为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通过身份政治来维护自身的权利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证。[3]亦有学者指出，恰恰是当代自由民主制度对社会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保护体系才使得一部分社会人群被边缘化，以至于产生了身份政治的诉求。例如，民主制度通过形成政治团体来影响政策决策；然而这些团体大多基于特定的利益和目标而形成，往往难以估计和包容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的利益，以至于这些边缘化群体产生了通过身份政治争取自身权利和集体尊严的需要。[4]事实上，许多学者都指出，传统的自由民主制度难以有效解决持续的结构性边缘化问题，亦难以化解边缘群体对于被主流社会同化的焦虑和不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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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从20世纪晚期开始，政治学家们越来越关注身份认同在政治事件和政治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首先，身份认同对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至关重要。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产生于西欧——理想中的民族国家，不再依赖封建分封所产生的地理区域和臣属关系来建立国家共同体，而是在政治演进（尤其是在战争攻伐）中演化出人们之间某种共同的身份认同，进而在这种共用的身份之上发展出权力机构，最终建立起民族国家（nation-state）。没有身份认同，就不可能形成稳定的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亦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去不断加强这种身份归属感——因为只有稳定的国民身份认同才最有助于国家的安宁、政体的安全和政府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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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身份认同也可能成为种族暴力的温床。在多种族国家里，身份认同的差异不仅能够成为针对国家制度的政治动员基础，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割裂和政治对立，甚至导致种族暴力冲突、屠杀与内战。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内战、冲突或者屠杀背后，都有种族、民族、宗教、文化等身份问题的影子。1947年印度独立时，基于宗教信仰产生的民族分裂导致南亚次大陆不能建成同一个联邦，而是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印度独立时引发的大迁徙、大冲突，即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导致50多万人丧生，且直接引爆第一次印巴战争。在一个国家之内，若这种身份认同的冲突主导了国家机器，它就有可能上升为大规模的、针对某一身份认同群体的国家暴力，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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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济资源的分配不均也可以引发一个国家之内不同身份认同群体之间的歧异和冲突，甚至导致严重的社会割裂。在社会财富阶梯上处于不同位置的人相互对立，各自将相同阶层的人看作排他性的、分享异己身份认同的群体，而敌视其他社会身份群体的成员，往往导致政治撕裂或者社会动乱。身份认同自然也是政治组织和政治动员的基础。只要有政治动员，不论是政党政治还是市民社会，不论是揭竿革命还是和平静坐，某种由参与者之间分享的“身份认同”都是迅捷实现政治动员的社会心理基础。同一个种族、同一个宗教、同一个阶层之内的人，更有可能被组织和团结起来，成为统一认知与行动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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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的认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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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中多元文化、多种身份的并存，是创新和发展的最根本驱动力。这种多元身份的存在，是不同个人和不同社群之间相互对话的前提。不同的社会群体得以在跨越身份认同的对话当中更清楚地认识自身及别人，并能从文化的“他者”那里得到借鉴。到21世纪的今天，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但是当代的多元文化国家究竟如何对待和处理多种身份认同并存这一政治现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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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政治实践，身份政治首先是作为文化政治的一种形态而走入政治舞台的。[6]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许多社会运动并不着力于挑战所谓的阶级结构；相反，诸如民权运动或女权运动这样的社会运动更多关注以文化和身份为基础的权利平等。考夫曼（L.A.Kauffman）就认为身份政治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原本不属于政治的那些领域——例如性取向、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和文化等——变得政治化了。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看，身份政治作为一种实践，更多涉及基于文化或心理层面的平等权利，而并不涉及基于阶级和经济等结构性因素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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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被许多学者视为一种文化政治，不仅在于身份政治本身与体制和政治经济结构之间不存在明显联系，更因为身份政治被认为是特定群体借以实现对其文化差异的认可和尊重的一种方式。此种关于身份政治和文化的看法也遭到不同学者的批评。有学者指出，基于边缘化的文化身份而展开的权利运动只会导致社会统治群体对边缘化群体更多的约束。[7]亦有学者指出，将身份认同群体与文化联系会带来潜在危险，即导致某些种族主义观点被认可和合理化，例如白人种族主义者可以辩称自己在维护一种被诋毁的文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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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不少学者认为作为实践的身份政治往往降低了形成统一的社会愿景的可能性。身份政治倾向于区隔狭窄的社会群体，妨碍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融合的过程。具有不同身份认同的群体在身份政治的浪潮中，很难在除了反对共同敌人以外的其他领域取得共识。这种身份政治的实践，使得社会很难形成联盟，无法追求进步的或革命性的社会变革。[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身份政治并不会削弱组成社会联盟和寻求社会共同价值的可能性，因为多元文化主义同样尊重其他价值观，且“实现社会共同性并不一定需要在对特定群体的认可和对社会正义的认可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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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实践，身份政治这一概念的出现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运动的兴盛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不少新社会运动理论都十分关注身份认同这一要素在社会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新社会运动理论认为，不仅阶级可以成为社会运动的动员基础，身份政治也可以成为动员的基础。特别是当代的社会运动，诸如和平、环保或反核能运动，已经是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身份认同要素的运动，这与传统的、基于阶级的劳工或社会主义运动截然不同。新社会运动理论将这些运动视为“拓展自由、增加选择”的运动，并“主要着力于表达身份”，以求得到“对新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认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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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新社会运动理论对身份政治的讨论仍然是有局限的。例如，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文化和身份会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的主要动因，也未能厘清文化、身份、政治和经济等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如此，通过把基于身份认同的社会运动以及基于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联系起来，并分析两者的相似之处，新社会运动理论挑战了传统社会科学关于身份政治的理解，并为身份政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概念化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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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种理论视角来理解身份政治，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身份政治作为政治实践，已经对当代社会（尤其是当代社会运动）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玛丽·伯恩斯坦（Mary Bernstein）曾指出身份因素至少在三个层面上与社会运动息息相关：第一，集体身份是社会运动的动员基础；第二，身份的表达可以成为集体行动的政治策略；第三，身份亦可成为社会运动的目标——社会运动既可致力于实现对某种身份的认同，也可旨在解构或打破某种固有的身份认同。[12]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大量的研究已经显示，社会运动需要身份认同来实现其动员过程。社会运动通过建立并维持一个身份认同，借以区隔成员和非成员，并发展成员间共有的政治理念。无论是基于何种诉求的社会运动，其建立和维持身份认同的机制几乎都是相似的。就第二个层面而言，社会运动领导者选择的策略和他们作为运动者的身份认同有一定关系，同时整个运动的身份又会与特定的总体策略相关联。譬如，基于带有和平要素的身份认同所动员起来的社会运动，通常会有意识地避免暴力活动。就第三个层面而言，社会运动的目标可以是“为一个迄今为止仍然被污名化的身份来正名并寻求（社会）对其的接受和认可”，例如同性恋权益运动对同性恋身份的去污名化；这目标亦可以是解构既有的身份类别，例如“男性”“女性”“黑人”或“白人”等带有特定意涵的政治、社会和身份概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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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身份政治与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密切相关。在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和多元文化议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身份政治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身份政治亦有可能体现在针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政治活动中，例如21世纪初期欧洲多国爆发的针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的示威活动，大多数都是基于多数群体针对少数群体和外来移民的身份对抗。不少欧洲人认为穆斯林移民不能融入欧洲社会，与当地主流文化“格格不入”；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对抗，是催生排外示威甚至反移民运动乃至在选举中右翼政党获得选票增长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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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于宗教的身份政治对世界的影响亦越来越明显，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和以此滋生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活动。当前，这种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极具暴力性的身份政治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蔓延。同时，由于身份往往是特定社会群体区分自身和自我定位的基础，身份政治及其诉求也可以暗含在各式各样的社会议题之中。无论是种族、女权、同性恋、宗教、移民乃至分离主义议题，身份政治都在其中起到使特定社会群体得以定义群体边界并进行有效政治动员的作用。围绕着特定身份展开的政治行动无可避免地受到身份界定的影响，这也是身份政治在广大社会议题中重要性的直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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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熔炉”到“沙拉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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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和多元文化问题是身份政治中极为重要的一项议题，也是现代国家需要处理和应对的重要挑战。不同种族和社会群体基于其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身份认同，而围绕不同的身份认同产生的互动又深刻影响着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处理得好，则多元文化的社会可以保持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处理得不好，多元文化社会就会充斥种族暴力、仇杀和国家溃败。面对多种多样的文化和种族身份认同，不同的国家往往采用不同的政策来处理多元文化问题，消弭其对社会安定的潜在威胁。下面着重介绍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背景下，各国政府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身份政治政策：“大熔炉”政策和“沙拉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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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曾选择所谓“大熔炉”政策（Melting Pot），着眼于同化来自不同文化的外来移民，以使不同种族、宗教、来源地的移民都融入同一个所谓“美利坚民族”当中，用新的、共享的美国身份认同，在潜移默化中淡化移民们原有的身份，令其归于美国的主流身份认同。通过不同形式的教育、传播和理念宣传（如“美国梦”等），熔炉政策力图拉近移民和他者之间的距离、缩小彼此的差异，并共同加入一个以新的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政治社群，即国民社群中去。“大熔炉”作为一种政策概念，其核心是使得异质化的社会变得同质化，即通过同化过程使得社会的多元文化群体融合进一个由国家整合起来的主流身份认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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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美国长期实行的移民和国民身份政策就是“大熔炉”政策的具体化表现形式。美国移民政策的核心要素是美国化，即通过政府的有意识规划使得多元文化族裔和移民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分享美国身份、接受美国价值观。早在19世纪，来到美国的欧洲移民就开始参与到“大熔炉”的过程中去，一代又一代欧洲移民被融入美国的主流价值，并放弃传统的欧洲式生活和身份认同。在20世纪，“大熔炉”政策的重点被放在如何融合不同文化并形成主流价值观和主流身份认同上。主要的争议在于，究竟是应该直接将主流价值和文化体系融入移民并吸收他们进入主流价值观，还是通过移民与现有美国文化的互动形成新的、包容各方的价值和文化体系。但无论如何，美国在处理移民和少数族裔政策时的重点一直是通过归化外来人口以创建新的美国身份，并使得新移民接受这一新身份、放弃旧有身份和与之对应的旧有文化及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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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近年来以“大熔炉”概念为基石的身份政治政策在美国国内亦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该政策概念的支持者仍然坚定认为“大熔炉”政策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一般而言，支持者主要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就是因为美国实现了统一的国家身份认同。他们同时认为，归化才可以确保所有人得到同等的对待；否则如果基于各自的民族和身份将社会加以区隔，政府只可能保障最主流群体成员的利益，而边缘化少数群体。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则大多批评“大熔炉”政策和归化过程会损害少数族裔的文化，并导致主流文化对少数族裔文化的压迫。他们认为，不少归化行为其实都是强制性的，这可能会严重影响移民与其海外亲友和家庭之间的联系。另外，这种强制性的归化很多时候可能会在少数族裔中激起反抗和保护少数族裔身份文化认同的运动，其结果也未必可以形成“大熔炉”政策支持者所意在实现的“同质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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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讨论，美国社会近年来逐渐开始反思其传统上绝对主义的“大熔炉”归化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流政治观点已经逐步开始认为，移民并不需要放弃原有的文化以求融入美国社会，任何文化群体都有权自由保留其文化和价值体系。因此，虽然美国社会仍然拥有以“大熔炉”为基础的文化和种族政策，但实践中美国也已经开始触及另一种对待移民和少数族裔的观点，即“沙拉碗”或“文化马赛克”政策。这种政策实际上在许多其他国家已长期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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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不少国家和加拿大采取与美国不同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移民政策。这种移民政策也被形象地称为“沙拉碗”（Salad Bowl），因为各种身份认同就像蔬菜沙拉里的各种原料一样，杂处于一国之内，力求相互之间和谐共存，而不被要求必须融合进某个主流文化。这盘五色沙拉把不同蔬菜摆在一起，经过简单搅拌就成了一盘新菜；类似地，不同身份的移民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制度框架内，求同存异，最终也就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与“大熔炉”政策不同，“沙拉碗”这一政策概念认为应该将各个族群按照类似沙拉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即互相联系和融合，但保留各自独特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在加拿大，这种政策概念更多被称为“文化马赛克”，但含义与“沙拉碗”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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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早期，“沙拉碗”（或者“文化马赛克”理念）就已经在加拿大兴起，作为一种替代美国式“大熔炉”移民政策的方案。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来到加拿大的外国移民和其国内少数族裔依然被要求归化到加拿大主流文化和身份体系中去。其结果是，加拿大仍然存在不同种族受到差别对待的现象：英国移民的后裔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而土著居民则相对最为劣势。这种不同种族间经济条件的不平等使得加拿大进一步试图寻找解决种族问题的良方。70年代开始，加拿大政府开始正式实行以“文化马赛克”理念为导向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移民和社会政策。时至今日，加拿大境内的各种族裔，无论从主流的盎格鲁白人族群到法语族群，还是因纽特人这样的土著族裔，都得以一定程度保留其特有的文化和身份因素，同时分享共同的加拿大身份和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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