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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熔炉”到“沙拉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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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和多元文化问题是身份政治中极为重要的一项议题,也是现代国家需要处理和应对的重要挑战。不同种族和社会群体基于其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身份认同,而围绕不同的身份认同产生的互动又深刻影响着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处理得好,则多元文化的社会可以保持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处理得不好,多元文化社会就会充斥种族暴力、仇杀和国家溃败。面对多种多样的文化和种族身份认同,不同的国家往往采用不同的政策来处理多元文化问题,消弭其对社会安定的潜在威胁。下面着重介绍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背景下,各国政府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身份政治政策:“大熔炉”政策和“沙拉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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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曾选择所谓“大熔炉”政策(Melting Pot),着眼于同化来自不同文化的外来移民,以使不同种族、宗教、来源地的移民都融入同一个所谓“美利坚民族”当中,用新的、共享的美国身份认同,在潜移默化中淡化移民们原有的身份,令其归于美国的主流身份认同。通过不同形式的教育、传播和理念宣传(如“美国梦”等),熔炉政策力图拉近移民和他者之间的距离、缩小彼此的差异,并共同加入一个以新的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政治社群,即国民社群中去。“大熔炉”作为一种政策概念,其核心是使得异质化的社会变得同质化,即通过同化过程使得社会的多元文化群体融合进一个由国家整合起来的主流身份认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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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美国长期实行的移民和国民身份政策就是“大熔炉”政策的具体化表现形式。美国移民政策的核心要素是美国化,即通过政府的有意识规划使得多元文化族裔和移民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分享美国身份、接受美国价值观。早在19世纪,来到美国的欧洲移民就开始参与到“大熔炉”的过程中去,一代又一代欧洲移民被融入美国的主流价值,并放弃传统的欧洲式生活和身份认同。在20世纪,“大熔炉”政策的重点被放在如何融合不同文化并形成主流价值观和主流身份认同上。主要的争议在于,究竟是应该直接将主流价值和文化体系融入移民并吸收他们进入主流价值观,还是通过移民与现有美国文化的互动形成新的、包容各方的价值和文化体系。但无论如何,美国在处理移民和少数族裔政策时的重点一直是通过归化外来人口以创建新的美国身份,并使得新移民接受这一新身份、放弃旧有身份和与之对应的旧有文化及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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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近年来以“大熔炉”概念为基石的身份政治政策在美国国内亦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该政策概念的支持者仍然坚定认为“大熔炉”政策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一般而言,支持者主要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就是因为美国实现了统一的国家身份认同。他们同时认为,归化才可以确保所有人得到同等的对待;否则如果基于各自的民族和身份将社会加以区隔,政府只可能保障最主流群体成员的利益,而边缘化少数群体。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则大多批评“大熔炉”政策和归化过程会损害少数族裔的文化,并导致主流文化对少数族裔文化的压迫。他们认为,不少归化行为其实都是强制性的,这可能会严重影响移民与其海外亲友和家庭之间的联系。另外,这种强制性的归化很多时候可能会在少数族裔中激起反抗和保护少数族裔身份文化认同的运动,其结果也未必可以形成“大熔炉”政策支持者所意在实现的“同质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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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讨论,美国社会近年来逐渐开始反思其传统上绝对主义的“大熔炉”归化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流政治观点已经逐步开始认为,移民并不需要放弃原有的文化以求融入美国社会,任何文化群体都有权自由保留其文化和价值体系。因此,虽然美国社会仍然拥有以“大熔炉”为基础的文化和种族政策,但实践中美国也已经开始触及另一种对待移民和少数族裔的观点,即“沙拉碗”或“文化马赛克”政策。这种政策实际上在许多其他国家已长期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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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不少国家和加拿大采取与美国不同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移民政策。这种移民政策也被形象地称为“沙拉碗”(Salad Bowl),因为各种身份认同就像蔬菜沙拉里的各种原料一样,杂处于一国之内,力求相互之间和谐共存,而不被要求必须融合进某个主流文化。这盘五色沙拉把不同蔬菜摆在一起,经过简单搅拌就成了一盘新菜;类似地,不同身份的移民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制度框架内,求同存异,最终也就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与“大熔炉”政策不同,“沙拉碗”这一政策概念认为应该将各个族群按照类似沙拉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即互相联系和融合,但保留各自独特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在加拿大,这种政策概念更多被称为“文化马赛克”,但含义与“沙拉碗”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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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早期,“沙拉碗”(或者“文化马赛克”理念)就已经在加拿大兴起,作为一种替代美国式“大熔炉”移民政策的方案。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来到加拿大的外国移民和其国内少数族裔依然被要求归化到加拿大主流文化和身份体系中去。其结果是,加拿大仍然存在不同种族受到差别对待的现象:英国移民的后裔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而土著居民则相对最为劣势。这种不同种族间经济条件的不平等使得加拿大进一步试图寻找解决种族问题的良方。70年代开始,加拿大政府开始正式实行以“文化马赛克”理念为导向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移民和社会政策。时至今日,加拿大境内的各种族裔,无论从主流的盎格鲁白人族群到法语族群,还是因纽特人这样的土著族裔,都得以一定程度保留其特有的文化和身份因素,同时分享共同的加拿大身份和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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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不少国家也奉行相似的“沙拉碗”政策。这些政策允许新移民保留其原有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同时尽力使他们分享欧盟的主流文化。然而,面对近年来日趋严重的新移民(特别是东欧和穆斯林移民)融入欧洲社会的问题,许多欧洲国家开始逐步调整其移民政策和对待多元文化社群的态度,更多强调移民和少数族裔对主流文化的融入。例如,自2011年起,英国开始对移民进行必要的英语和英国文化考核,这被视为是英国开始逐渐倾向于移民和少数族群须归化和融入英国的主流文化和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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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熔炉”政策的对立面,“沙拉碗”政策自然受到“大熔炉”政策支持者的批评。“大熔炉”政策的支持者认为,建立一个单一的、同质化的主流身份和文化,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融合。然而近年来的社会实践中,对少数族裔和移民原有身份和文化的保护渐渐变成一种政治潮流,因此对“大熔炉”政策的反思和对“沙拉碗”政策的推崇也日趋明显。有学者就认为,任何国家要成为具有全球统治力量的超级大国,其前提之一就是“文化容忍”,即允许不同社会文化的存在。许多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都呼吁美国应该继续成为一个允许不同种族和文化以它们特有的形式共存的社会,而非要求少数族裔融合进由占统治地位的多数群体所创造的所谓主流文化中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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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争论都反映出多元文化和种族议题中身份政治的复杂性。在对少数族裔权益保护显得日益重要的当代,“沙拉碗”政策因其对各个族群特有身份和文化的保护,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诸多国家都采取了类似的政策来保护境内不同种族的独有文化和身份认同。然而,仍然有大量的国家,例如巴西、俄罗斯、以色列和众多伊斯兰世界国家,依旧致力于维护本国单一的、同质化的身份和文化,强调任何移民和社会群体都必须完成归化主流文化和重塑身份认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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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大熔炉”还是“沙拉碗”,有一点是共通的,即:现代的多元文化国家必须要富有宽容性和包容性,才可能达致社会的和谐和安宁。社会宽容绝不仅是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需要在现实政治当中经受重重挑战才能实现。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历史纠葛错综复杂,各种成见和仇恨或隐或现,却难以根绝。许多多元社会同时也是被历史割裂的社会,它们在通往和谐的道路上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对这些国家而言,妥善处理族群之间的历史纠葛是首要的政治任务。宽容的多元主义社会须拥有高水准的全民教育。如果一个社会的草根阶层没有机会接受现代的、开放性的高等教育,就很难拥有开放的心态,去了解、理解、谅解其他“他者”的身份认同,从而导致族群隔阂、彼此相厌,并最后导致纷争、冲突、屠杀甚至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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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困难往往是多元主义社会里宽容的敌人。每当一个社会的经济遭遇滑坡时,外来移民永远都是本地人发泄不满的替罪羊。一旦本地人承受到极大的经济压力,会很自然地寻找宣泄口去发泄自己的情绪,而身份差别就是一个相当方便的发泄口。政治操控也可能是社会宽容的阻碍。很常见的情况是,偏保守的政治党派会顺应甚至煽动不同身份认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把矛头对准某些外来者和新来者,借此动员本地人口和老移民的政治支持,登上执政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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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许多前现代的农业社会所遗留下来的社会关系和风俗,也是建设宽容的多元文化主义社会的障碍。比如,人类古代社会以乡村社区为主要活动场域,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血缘与地域为基础,这种网络关系甚至在人们离开本地之后仍保持强韧。每个人都是这网络关系上的一个点,都依赖着网络中的其他人得以生存,并且对网络之外的“他者”保持着本能的排斥。网络内的互助是生存的关键,而网络之外则统统都是“他者”。即便在现代社会,这种前现代的、排他的网络关系也从未完全消失,在社会弱势群体、难民社区中,这种前现代的熟人关系甚至更显坚韧。如果类似这样的封闭、排他的传统社会关系网络能在现代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冲击下被逐渐打开,社会的总体宽容水准一定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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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政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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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是美国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名普通办公室职员——她是一名混血的非洲裔美国人。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南部施行种族隔离制度,任何公共场所都分开设置供白人与有色人种使用的设施。在蒙哥马利市,当地法令规定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公车的前排座位应依法保留给白人,而有色人种的座位通常设置在车廂尾部,并有明显标识。当前排白人专属的座位不敷使用时,司机有权移动有色人种座位标识,并要求有色人种将座位让给白人。尽管当地非裔美国人社区多年来对这项制度表达不满,但是由于缺乏有力的抗争行动,该制度被一直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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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2月1日,在一个繁忙而劳累的工作日之后,帕克斯在傍晚六点左右结束了一整天工作,坐上公车准备回家。她购买了车票,坐在指定给有色人种座位的第一排。随着公车开往下几个车站,车上的乘客逐渐增多,白人专属的座位不够使用。于是司机按惯例把有色人种座位的标识移动到后排,并要求帕克斯让出座位,但帕克斯拒绝让出座位。她后来在自传中写道:“人们总说我不让座是因为我累了,但这不是真相 ……(不让座)仅仅是因为我对屈服感到厌倦。”[15]她被警察拘捕。12月5日,罗莎·帕克斯被当地法院指控扰乱社会秩序并处以10美元罚款。她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正式掀开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挑战。帕克斯的遭遇激发了全国性的强烈政治反响:她是美国公民,依照美国的立国文献,她应该享有与任何其他美国人一样的平等的公民权利,但现实显然并非如此。在帕克斯被捕后,当地平权运动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长达381天的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并由此引发了席卷全美国的抗议浪潮。最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56年11月13日通过“布劳德诉盖尔”案(Browder v.Gayle)判决公车种族隔离法例违宪,开启了美国平权运动的崭新篇章。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正由帕克斯一个人的行动触发,而触发点则是她本人所具有的种族和公民身份之间的冲突和张力。罗莎·帕克斯被称为是美国民权运动之母。她的遭遇是有关个人身份的偶发事件,但其结果却改变了美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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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帕克斯被捕之后,一位黑人牧师在蒙哥马利市的抗议运动中崭露头角,并且逐渐成长为全国的平权运动领袖,他就是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八年之后,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之一。在这篇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中,马丁·路德·金诉诸美国宪法的政治理想,强调人人不分肤色和种族身份都应享有平等权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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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种意义来说,我们来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是为了要兑现一张支票。当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写下宪法和独立宣言上庄严的文句时,他们已经签署了每一个美国人都有权承继的支票簿。这份票据的应许是对所有人(是的,黑人和白人)的生命、自由以及寻求幸福的不可剥夺之权力的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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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在她属于有色人种的公民中没有履行这份承诺。美国未能兑现这份神圣的契约,而是给了黑人一张被退回的无效支票,上面标示着“资金不足”。但我们决不相信公义的银行会破产。我们决不相信在这个国度伟大机遇的宝库中会资金不足。所以我们来兑现这张支票——一张将为我们带来宝贵的自由和公义之保障的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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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梦,那就是有一天这个国家会兴起,将“我们拥有这不证自明的真理:人人被造而平等”之信念的本意彰显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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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梦,那就是有一天在乔治亚州的红色丘陵上,奴隶的后代与奴隶主的后代将会环坐在兄弟相爱的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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