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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my Chua，Day of Empire：How Hyperpowers Rise to Global Dominance—And Why They Fall，New York：Anchor Book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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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osa Parks and James Haskins，Rosa Parks：My Story，New York：Dial Books，1992，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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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文译文参考以下译本：钱满素选编：《我有一个梦想》，载《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美国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334页；裴孝贤编著：《美国历史文献选集》，今日世界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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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十讲 第十讲 写在后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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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于人类历程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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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是人类社会在整个20世纪政治生活丰富历程的结晶。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随着政治学家对人类社会观察和思考的不断深入，政治学本身也从早期政治哲学对抽象及终极问题的探究，逐渐转为对现实政治世界的科学描述与解释。在本书的第一讲中，我们介绍了现代政治学若干不同于传统政治学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第一，现代政治学的首要任务在于寻找政治现象及政治事件彼此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二，现代政治学往往通过比较研究来找寻和建立因果联系。第三，在政治学中，我们运用许多不同的研究路径来定义政治概念、阐释政治现象。比如，经济路径倾向于采用经济因素来解释政治结果，而文化路径则关注不同的文化诱因对政治发展的影响。还有，学者则通过制度路径——即政治生活的不同组织方式——来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事件背后的因果联系。当代政治学就研究路径而言可谓是百花齐放、精彩纷呈。第四，政治学所涉及的因果联系并非绝对的因与果；即使在最理想的状况下，政治学也并非一门完美的“科学”。政治学对事物的解释和预测，并不能做到像化学方程式或者几何定理那样清晰而确定；政治学中讲到的因果联系，永远只是一种对概率意义上可能性大小的推断。因而，在政治学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完美到足以排除一切例外状况，而个别例外状况的存在也不可能否定一个政治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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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重要的是，现代政治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它所考察的是“实然问题”。譬如：某一国家的政治文化“是什么”？某一次革命的原因“是什么”？某个国家的政治组织结构“是什么”？当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哲学不同，后者是从“应然”角度出发的研究，考察“应该如何”的问题。譬如，一个好的政府的权力结构“应该是怎样的”？人类为保护公共事务中的“善”和“德行”而能够安排的最佳制度“应该是什么”？怎样的国家政体最能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等等。传统政治哲学中的种种“主义”（-ism）都会包含一长串关于“应然”的问题及相对应的回答。现代政治学则不然——作为一种实证科学，现代政治学的直接任务是解释现象，而非直接指导实践行动。绝大多数现代政治学中的“主义”或者模型都是解释路径，而非道德原则。与政治哲学不同，尽管现代政治学有其价值前提，但作为学科我们很少对政治事物、现象或者过程做出直接的道德判断，也不会给任何一个政党、人物、现象或者制度简单贴上“好”与“坏”、“善”与“恶”的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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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曾直接推动了该国由专制君主制到立宪君主制的转变，但他是一个“好”的或者“善”的、有“德行”的国王么？这个问题超出了现代政治学的关注范畴。我们只会评价说，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在实证意义上确实起到了自上而下推动政治改革的作用；至于这其中蕴含的道德价值和意义，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国王推动改革是出于某种责任感或者信仰，又或许是因为他能从中得到某种满足，也未必不是时势使然、不得不为之——可以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道德或价值判断永远属于主观世界，而现代政治学希望探讨的则是客观规律和联系。因此，在实证主义统领下的当代政治学研究中，我们倾向于不相信任何政治行为体（无论个人还是集团）会仅仅基于其善意（good will）而采取政治行动；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任何商人出售给我们物品、满足我们的需要、提高我们的福祉，都是出于实现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参与市场交易，而非出于“利他”之动机。这种理性人假设——即理性个体的行为动机来源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和追求——也基本适用在今天的政治学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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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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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人类的历程为当代政治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殖民主义的崩溃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从科学技术的跃进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从传统君主制的式微到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更不用说20世纪波澜壮阔的、席卷东方和西方的社会革命浪潮，这些精彩纷呈的人类政治历史画卷也塑造了21世纪政治学的基本框架。今天的政治学已经从对理念——如善、自由、正义——抽象研究为主的形而上讨论中逐步脱离，成为问题导向型、面向现实生活并与人类社会一同进步的崭新学科。正如在本书的前九章里所分别介绍的那样，今天的政治学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个基本范畴，即：（1）发展理论，（2）政体和民主理论，（3）制度主义和国家理论，（4）政治社会理论。这四个基本范畴实际上也就是20世纪人类政治生活的四大主题，当代政治学就是实实在在根植于20世纪的人类政治和社会历程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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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介绍的第一个理论范畴是有关“发展”的政治学，也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入门知识。现代政治学关于发展的理论以“现代化”和“现代性”两个概念为核心来构建，试图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为何这个世界上的国家有的穷、有的富？横亘在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被称为全球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发展鸿沟因何而存在？另外，20世纪的人类历程又使得政治学家们疑惑，为何有些发展中国家可以迅速发展起来，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甚难实现最基本的经济起飞？不同的学者试图探讨，人类社会究竟存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最有效的发展模式？对现代性、发展要素和发展模式三个关键问题的探讨，构成了现代政治学发展理论的基石。本书介绍的第二个理论范畴是关于政体与民主理论的问题。这个范畴的内容以对现代民主制度的研究和批判为中心，其中包括对“民主”概念的解析、对现代民主制度核心价值的探讨、对“民主化”之诱因和演进模式的总结，以及对民主制度潜在威胁的反思。第三个理论范畴是关于政治制度、制度主义和“国家”理论的有关问题。在20世纪的一百年里，人类社会见证了传统的、松散的国家（或初级政治组织）转型为现代的、集权的、强大的国家机器，同时人类社会也饱受现代国家力量的侵害和侵蚀。对于政治制度组织和国家理论的研究，是对人类政治组织方式（也就是政治权力如何建构、分配和制衡）的探究，也是当代政治学的重点。第四个理论范畴则是关于社会面的政治学，是对政治社会的研究，主要包括市民社会理论、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理论，以及身份政治理论三个基本组件。以上的四个理论范畴构成了当代实证主义政治学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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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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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学在其关注的、最基础的四个理论范畴内都对人类社会既有的政治生活发出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质的追问。譬如，就发展问题而言，无论是关于发展鸿沟还是发展模式的探讨，现代政治学中的发展理论归根结底关注的是现代生活中政治国家和人类物质生活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而非如其他学科一般关注纯然的经济效率。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政治学家不断追问“发展”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何不同国家贫富有别，全球南方和北方之间发展程度如此悬殊？无论韦伯基于西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解释，还是经典的现代化学派以西方发展模式为唯一路径的经验总结，或者后来的学者对后发国家发展“时机”的分析、依附理论对国际体系的批判等，这些不同的政治学发展理论都在试图解答人类文明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和逻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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