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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都是自利的，那么政治应该怎么搞呢？在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传统中，经济人假设被提出以后，他们倾向于认为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可能由于自利而胡作非为，所以有必要对政治权力和掌权者进行约束。但是，韩非与西方传统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身处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韩非更多地从君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阐述的是君主如何巧妙地利用法、术、势来进行有效统治的学说。基于这种人性论，韩非整体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与孔子的道德政治观区别很大。就洞察力而言，韩非的政治现实主义不亚于公元16世纪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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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孔子和韩非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两位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但他们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的分野代表了古代中国理解政治的两种主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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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古希腊人如何理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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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政治在西方语境中有何含义呢？政治的概念通常被认为起源于古希腊。据考证，“政治”这个古希腊词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荷马史诗》中，最初含义是城堡或卫城的意思。在古希腊，雅典人将修建在山顶的卫城称为“阿克罗波里”（acropolis），简称为“波里”（polis）。在古希腊城邦国家形成以后，“波里”就成为城邦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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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古希腊人怎么理解政治呢？在古希腊人看来，政治是城邦公民参与的统治和管理活动。那时的政治概念，本身就包含公民参与城邦事务的意思。只有公民对城邦统治和管理事务的参与才能被称为政治。作为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杰出代表，当时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具有如下基本特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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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民大会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雅典全体公民的大会，法定人数为6000人，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均可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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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另一重要机构是五百人议事会，五百人议事会负责组织、提出和执行公共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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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陪审法庭由201人至6000人组成，由陪审团对案件进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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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政官员由抽签和选举两种办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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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还有一些辅助的政治机构和制度安排，包括最高法院、陶片放逐法、支薪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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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制度安排可以看出，雅典城邦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度。尽管如此，并不是所有的雅典人都能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第一要排除的是雅典城邦中的外邦人，他们无权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当时有很多地中海周围地区的人在雅典做生意或做工；第二要排除奴隶群体；第三要排除女性和未成年人。所以，那个时候参与雅典城邦事务的是20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公民。雅典城邦较兴盛时大约有30—40万人口，但只有4—5万成年男性公民能够参与城邦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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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实际运作来看，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也被视为雅典民主的象征，其法定人数为6000人。但有人发现公民大会人数太多，很多事情无法进行有效协商。所以，雅典城邦又设计出了一个五百人议事会的制度。雅典城邦共有10个部落，每个部落派出50人组成五百人议事会。按照今天的说法，这五百人议事会可以理解为公民大会的一个常设委员会。除此以外，雅典城邦还设立了陪审法庭，人数要求是200人以上，可以是201—6000人之间的数字，其主要职责是对案件进行判决。雅典城邦行政官员的产生主要是抽签和直接选举两种办法。除了需要专业知识或特殊技能的少数官职由公民大会直接选举外，多数行政官员的职位对任职资格并无特别要求，成年男性公民都可以出任，所以一般由抽签方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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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雅典民主还有一些辅助性的政治机构和制度安排。比如，一项非常有名的安排是陶片放逐法。什么是陶片放逐法？如果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或部分公民认为雅典城邦的某一个重要人物——由于他的财富、权势或影响力——可能会威胁到雅典城邦的现有治理方式、甚至民主政体的时候，就可以发起一场陶片放逐投票。如果公民的陶片投票达到一定数量，就可以把这个可能会威胁雅典民主的“危险人物”流放出去，放逐时间为10年（一说为5年）。对政治上可能的“危险人物”实行流放，是一种很有创意的做法。若干年以后，实际威胁消除了，他还可以回到雅典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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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城邦还制定了给出席城邦公共事务的公民支薪的制度，这也是强化民主的一项安排。假定出席公民大会和审判法庭的公民没有薪水，大概只有很富有的人才能参与公共事务。在当时的雅典，多数人整天需要工作，就没有时间和闲暇来参与公共事务。所以，如果不是支薪制度，政治很可能会成为富人闲暇时间的一种爱好。即便对于英国的近现代民主制来说，议员领取薪水也是后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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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是人类民主实践的早期雏形，但这种民主跟今天的民主政体有很大的不同。雅典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而不是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这当然与雅典城邦的人口规模有关，直接民主通常只能在较小的国家规模上实行。尽管五百人议事会应该算代议制的制度安排，但总体上雅典城邦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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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的传统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不是指一片地方，而是指一批人，正是城邦将其中的人们联结成了一个共同体，因而有着强烈的共和主义色彩。亚里士多德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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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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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跟今天西方主流社会的政治观念有所不同。对今天的公民来说，他可以选择参与公共事务，又可以选择不参与。在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传统中，公民个人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原子，是否介入公共事务则取决于公民的个人选择。但是，古希腊政治传统强调的是公民对城邦公共事务的参与。当然，近现代政治中仍然可以找到这种政治传统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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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就发现了类似的传统，他称之为“乡镇精神”。托克维尔注意到，当地普通公民对乡镇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是非常高的。那时候的美国乡镇，大概是两三千人的人口规模，一些重要事务由当地居民在广场上开会讨论和投票表决来决定。但是，这样做并不容易。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普通公民不会这样热衷于公共事务。如果多数普通公民选择回避公共事务，真正的自治就难以实现。托克维尔这样描述新英格兰地区公民的乡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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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乡镇不仅有自己的制度，而且有支持和鼓励这种制度的乡镇精神。……新英格兰的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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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直接民主的公共治理方式要想有效运转，跟公民的政治参与密切相关。这一点无论对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城邦，还是对19世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乡镇治理，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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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古希腊人看来，政治的概念包含着这样几个特性：第一，政治本身就是公民对城邦公共事务的参与。如果缺少了公民对城邦公共事务的参与，就不能称为政治。第二，公私领域的区分。雅典政治区分了今天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这意味着已经存在私人空间和个人自由的概念。当然，这种制度和观念与近代启蒙运动以后的自由主义学说还是差异很大。比如，像苏格拉底的案子中，苏格拉底就是经由当时的民主方式来审判的。他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他毒害了雅典年轻人的思想。但无论怎样，古希腊人已经开始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观念。第三，政治的目的是追求公共之善。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他们都关心如何塑造善的社会，政治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着这样一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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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有的作品也从古希腊传统来界定何谓政治。英国政治哲学家肯尼斯·米诺格对政治的解读也同古希腊传统非常接近。在他著的小册子《政治的历史与边界》中，第一章标题是“政治中为什么没有专制者的位置？”很多人看到这个标题，可能会大吃一惊。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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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将专制主义（连同独裁和极权）定义为一种政体。这会使古希腊人大为惊骇，因为希腊人的独特（也是他们的民族优越感）恰恰在于他们不同于那些听任专制主义统治的东方邻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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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东方（邻居）意指波斯。当时，古希腊的思想家提到波斯时似乎都是较为鄙视的态度。他们认为，波斯帝国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加上一批辅助他的臣子与将军，其他人则都是君主的“政治奴隶”。既然政治意味着公民对城邦公共事务的参与，古希腊人就不认为波斯帝国的统治和治理也是一种“政治”。在古希腊人看来，专制肯定不是政治的一种类型，专制根本就不是“政治”——只有城邦公民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动才配得上政治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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