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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原则已经接近现代工商组织的管理哲学，即组织管理要讲究赏罚分明。赏罚分明的组织就容易管理好，国家治理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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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认为，人都喜欢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都不喜欢对自己有害的东西，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所有的统治和政事都要围绕人趋利避害的本性。那么，他到底是怎样看待人性呢？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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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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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在学术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韩非的观点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人的自利心的论述（本书第3讲将会探讨相关内容）。实际上，韩非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与亚当·斯密相类似的视角，他在某种程度上已阐述了“经济人”假设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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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都是自利的，那么政治应该怎么搞呢？在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传统中，经济人假设被提出以后，他们倾向于认为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可能由于自利而胡作非为，所以有必要对政治权力和掌权者进行约束。但是，韩非与西方传统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身处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韩非更多地从君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阐述的是君主如何巧妙地利用法、术、势来进行有效统治的学说。基于这种人性论，韩非整体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与孔子的道德政治观区别很大。就洞察力而言，韩非的政治现实主义不亚于公元16世纪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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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孔子和韩非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两位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但他们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的分野代表了古代中国理解政治的两种主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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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古希腊人如何理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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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政治在西方语境中有何含义呢？政治的概念通常被认为起源于古希腊。据考证，“政治”这个古希腊词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荷马史诗》中，最初含义是城堡或卫城的意思。在古希腊，雅典人将修建在山顶的卫城称为“阿克罗波里”（acropolis），简称为“波里”（polis）。在古希腊城邦国家形成以后，“波里”就成为城邦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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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古希腊人怎么理解政治呢？在古希腊人看来，政治是城邦公民参与的统治和管理活动。那时的政治概念，本身就包含公民参与城邦事务的意思。只有公民对城邦统治和管理事务的参与才能被称为政治。作为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杰出代表，当时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具有如下基本特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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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民大会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雅典全体公民的大会，法定人数为6000人，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均可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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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另一重要机构是五百人议事会，五百人议事会负责组织、提出和执行公共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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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陪审法庭由201人至6000人组成，由陪审团对案件进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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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政官员由抽签和选举两种办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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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还有一些辅助的政治机构和制度安排，包括最高法院、陶片放逐法、支薪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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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制度安排可以看出，雅典城邦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度。尽管如此，并不是所有的雅典人都能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第一要排除的是雅典城邦中的外邦人，他们无权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当时有很多地中海周围地区的人在雅典做生意或做工；第二要排除奴隶群体；第三要排除女性和未成年人。所以，那个时候参与雅典城邦事务的是20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公民。雅典城邦较兴盛时大约有30—40万人口，但只有4—5万成年男性公民能够参与城邦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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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实际运作来看，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也被视为雅典民主的象征，其法定人数为6000人。但有人发现公民大会人数太多，很多事情无法进行有效协商。所以，雅典城邦又设计出了一个五百人议事会的制度。雅典城邦共有10个部落，每个部落派出50人组成五百人议事会。按照今天的说法，这五百人议事会可以理解为公民大会的一个常设委员会。除此以外，雅典城邦还设立了陪审法庭，人数要求是200人以上，可以是201—6000人之间的数字，其主要职责是对案件进行判决。雅典城邦行政官员的产生主要是抽签和直接选举两种办法。除了需要专业知识或特殊技能的少数官职由公民大会直接选举外，多数行政官员的职位对任职资格并无特别要求，成年男性公民都可以出任，所以一般由抽签方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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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雅典民主还有一些辅助性的政治机构和制度安排。比如，一项非常有名的安排是陶片放逐法。什么是陶片放逐法？如果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或部分公民认为雅典城邦的某一个重要人物——由于他的财富、权势或影响力——可能会威胁到雅典城邦的现有治理方式、甚至民主政体的时候，就可以发起一场陶片放逐投票。如果公民的陶片投票达到一定数量，就可以把这个可能会威胁雅典民主的“危险人物”流放出去，放逐时间为10年（一说为5年）。对政治上可能的“危险人物”实行流放，是一种很有创意的做法。若干年以后，实际威胁消除了，他还可以回到雅典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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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城邦还制定了给出席城邦公共事务的公民支薪的制度，这也是强化民主的一项安排。假定出席公民大会和审判法庭的公民没有薪水，大概只有很富有的人才能参与公共事务。在当时的雅典，多数人整天需要工作，就没有时间和闲暇来参与公共事务。所以，如果不是支薪制度，政治很可能会成为富人闲暇时间的一种爱好。即便对于英国的近现代民主制来说，议员领取薪水也是后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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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是人类民主实践的早期雏形，但这种民主跟今天的民主政体有很大的不同。雅典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而不是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这当然与雅典城邦的人口规模有关，直接民主通常只能在较小的国家规模上实行。尽管五百人议事会应该算代议制的制度安排，但总体上雅典城邦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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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的传统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不是指一片地方，而是指一批人，正是城邦将其中的人们联结成了一个共同体，因而有着强烈的共和主义色彩。亚里士多德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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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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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跟今天西方主流社会的政治观念有所不同。对今天的公民来说，他可以选择参与公共事务，又可以选择不参与。在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传统中，公民个人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原子，是否介入公共事务则取决于公民的个人选择。但是，古希腊政治传统强调的是公民对城邦公共事务的参与。当然，近现代政治中仍然可以找到这种政治传统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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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就发现了类似的传统，他称之为“乡镇精神”。托克维尔注意到，当地普通公民对乡镇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是非常高的。那时候的美国乡镇，大概是两三千人的人口规模，一些重要事务由当地居民在广场上开会讨论和投票表决来决定。但是，这样做并不容易。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普通公民不会这样热衷于公共事务。如果多数普通公民选择回避公共事务，真正的自治就难以实现。托克维尔这样描述新英格兰地区公民的乡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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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乡镇不仅有自己的制度，而且有支持和鼓励这种制度的乡镇精神。……新英格兰的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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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直接民主的公共治理方式要想有效运转，跟公民的政治参与密切相关。这一点无论对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城邦，还是对19世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乡镇治理，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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