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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东方（邻居）意指波斯。当时，古希腊的思想家提到波斯时似乎都是较为鄙视的态度。他们认为，波斯帝国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加上一批辅助他的臣子与将军，其他人则都是君主的“政治奴隶”。既然政治意味着公民对城邦公共事务的参与，古希腊人就不认为波斯帝国的统治和治理也是一种“政治”。在古希腊人看来，专制肯定不是政治的一种类型，专制根本就不是“政治”——只有城邦公民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动才配得上政治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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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诺格还认为，古希腊政治传统或欧洲文明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他进一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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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众所周知的线索就是当前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私人领域指的是家庭生活以及个人良知的领域——个人良知即个人凭自己的意愿选择信仰和兴趣。这种私人领域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具有统治权威的国家公共领域支持着一个维护公民自主关系的法制体系。具有统治权威的公共法律体系对自己的权力进行限定，唯有这样的条件下，政治才能存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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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读者或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米格诺的观点是否能反映目前国际主流学术界对政治的看法呢？其实，《政治科学新手册》也认为：“‘政治’以社会权力在约束条件下的行使为基本特征。”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约束条件，就没有政治，或者就不能称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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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不受限制的权力是带有暴力性质的，并且是纯粹的和简单的。除了在一些退化的、极限的意义上事实可能如此之外，这完全不能算作政治权力的运作。纯粹的暴力更多是一种物理力量而不是政治。在我们看来，只有政治参与者行动的约束条件以及在这些约束条件下指导他们行动的策略，才构成政治的本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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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部由美国主流政治学者编写的政治学手册，就明确区分了政治权力的运作与纯粹暴力的行使，跟上文提到的“政治中没有专制者的位置”的观点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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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西方的现实主义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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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发现，上文介绍的西方传统对政治的解读过于理想主义，下面就介绍一些现实主义政治观。“政治应该是什么”跟“政治实际上是什么”是两个不同的视角。当古希腊城邦民主的时代终结之后，再讨论古希腊人如何理解政治并心向往之，更多的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东西。在现实世界中，政治并不经常是人们所设想或期待的某种理想主义类型。政治很多时候是冷酷的，甚至还充斥着暴力或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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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政治的现实主义视角，就离不开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其名著是《君主论》。《君主论》表述的政治哲学，后来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是指一种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它把政治和道德剥离开了。在马基雅维利者的眼中，政治是无关道德的。当然，马基雅维利主义如今更容易被理解成一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处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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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生活在中世纪晚期的佛罗伦萨，他的基本观点是：扩大君主权力是当时意大利寻求政治出路的正确方法。因此，君主如何行事就变得非常重要。政治应该去道德化的一个例子是，马基雅维利认为，对扩大君主权力来说，统治者的恶行有时可以是好事，统治者的善行有时也可以是坏事。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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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就会察觉某些事情看来好像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外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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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就把道德和政治剥离开来了。马基雅维利还有很多著名的言论与观点，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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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最终把那些恪守信义的人们征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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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君主来说）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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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必须懂得，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个方法是运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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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既然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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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读到这里，感觉在道德上不太能接受。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则非常清楚，他说有些做法看上去不好，但对国家和君主有利，统治者就应该这么去做。所以，《君主论》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值得提醒的是，国内对马基雅维利存在很多误解，要想完整地理解马基雅维利，必须要读他《君主论》以外的其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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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现实主义学者是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他流传甚广的名著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还是当时德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韦伯1895年就任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时，做了一个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演说，严厉地批评了当时德国的政治状况。要理解韦伯演讲的内容，首先要理解1895年的德国。德国当时的政治格局跟它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进程有关。德意志历史上是长期四分五裂的，要从分裂变成统一，武力就非常重要。另外，德国西有法国、东有俄国这样的强邻，在地缘政治上充满了不安全感。所以，从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都可以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与地理情境中找到某种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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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演讲中，韦伯认为德国处在危险当中。在他看来，德国在政治上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德国应该从经济民族转为政治民族，德国应该追求政治权力。这里的政治权力更多表现为国家与国家较量中的一种权力，它是政治实力的另一种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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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了德国的边境问题以后，韦伯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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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权力的斗争，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在这种民族国家中，就像在其他民族国家中一样，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就是“国家理由”。……我们提出“国家理由”这一口号的目的只是要明确这一主张：在德国经济政策的一切问题上，包括国家是否多大程度上应当干预经济生活，要否以及何时开放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拆除关税保护，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端视它们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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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伯看来，民族生存是德国国家战略的核心问题。如果忽视这个问题，德国有可能面临覆灭的危险。大家会发现，韦伯是具有强烈焦虑感和现实主义视角的思想家，他不像古希腊人那样对政治充满美好的想象。作为独立国家的德国首先要生存下去，要在欧洲谋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是韦伯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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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德国现实主义学者是卡尔·施米特，他是德国20世纪著名宪法学家，但由于在第三帝国时期与希特勒政权过从甚密而备受争议。他在《政治的概念》中认为，政治的核心是“划分敌友”。施米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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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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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宗教、道德、经济、种族或其他领域的对立，当其尖锐到足以有效地把人类按照敌友划分成阵营时，便转化成了政治对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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