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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之前，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最具有实践智慧的著作无疑要数《联邦党人文集》。三位杰出的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撰写《联邦党人文集》所列85篇文字的初衷，是为了说服纽约州人民批准新的美国宪法。他们三人不仅是杰出的政治思想家，而且是杰出的政治实践家——三位作者一人出任美国总统，一人出任财政部长，一人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因为后来美国以自由民主政体闻名于世，而联邦党人的主张又与美国自由民主政体关系密切，所以多数研究者往往很重视联邦党人的共和制和联邦制思想——前者是指自治政府、代议制、三权分立、自由学说以及共和制的主张，后者是指中央与地方政府合理划分权力的主张。《联邦党人文集》的名言是“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他们这样阐述这方面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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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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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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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视为分权思想的经典作品，《联邦党人文集》常常被忽视的是这部作品对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倡导和对政府效能的重视。实际上，联邦党人——特别是汉密尔顿——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和政府效能的问题。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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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但是）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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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行政管理是否完善的首要因素就是行政部门的强而有力。……软弱无力的行政部门必然造成软弱无力的行政管理，而软弱无力无非是管理不善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论理论上有何种说辞，在实践上就是个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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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行政部门能够强而有力，所需要的因素是：第一，统一；第二，稳定；第三，充分的法律支持；第四，足够的权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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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强调分权制衡，另一方面强调政府效能，两者的结合才是联邦党人的完整思想表述。通过上述两组言论的比较，大家就可以较全面地理解联邦党人的政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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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经验研究范式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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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政治学的主要特征是整体上向经验研究的转向。这一转向得益于欧美社会16—18世纪的很多积累，特别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为这种转向开辟了可能性。这样，到19世纪，实证主义（positivism）哲学开始兴起。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所著的《实证哲学讲义》把整个人类对重要问题的思考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神学阶段、玄学阶段和科学阶段。他认为，到了19世纪整个社会科学应该进入到科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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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实证主义呢？简单地说，这是一种以实际验证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注重以科学方法来观察和研究经验事实，通过这种观察和研究来探究事物的本源及事物与事物间的联系。相比而言，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方法——先假设存在一个自然状态，分析这种状态里人和人可能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然后推导出他的结论——就不是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的方法。到了19世纪，人们把对政治和社会的研究看作是科学，可以把政治现象描述出来，然后探讨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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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开启了关于美国民主的政治社会学研究。[26]托克维尔的写作方法完全不同于柏拉图、霍布斯或卢梭，他深入美国社会去做实地调查，考察和了解美国民主体制的运转情况。托克维尔把关于这项研究的目标确定为：探究有助于美国能够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托克维尔的研究主要不是基于哲学思辨，而是基于对美国社会的实地考察，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再做归纳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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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认为，美国之能维持民主制度，应归根于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立足经验研究，托克维尔认为，固然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三者都很重要，但是，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托克维尔为此提供了大量的经验证据，包括对美国地理的描述，对美国宪法和制度的考察，对北美13个殖民地——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社会风俗研究，对美国民主实际运行状况的调查，等等。所以，《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是一部对美国民主的经验研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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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一书也部分地采用这种研究方法。[27]作为一位著名的社会进化论者，斯宾塞已经注意到社会进化过程中文化和政治因素的作用，他把地理环境的物理特征（如山区和平原地势的差别）视为一个国家政治上分权或集权的解释变量，他还认为民主和政治平等的发展会受到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及城市化的直接影响。所有这些都是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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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出版的《关于政治的高尚科学》一书这样评价当时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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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关于政治现象的本质以及如何进行解释的观点，逐步更多地建立在历史归纳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对人类属性的假设。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与当代和历史社会有关的知识的增长。实证主义和殖民主义逐步地把广泛的、复杂的文化（如印度），以及小范围的、较为原始的社会（如美国印第安和南非社会），纳入到欧洲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进行学术研究的范围。与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相比，外来的世界变得更容易到达，这使得人们变得越来越好奇，并在因果推论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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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基于经验观察基础上的研究，而非纯粹的逻辑演绎和推导，成为19世纪政治学的新趋势。与19世纪之前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研究不同，政治学的经验研究试图在事物和事物之间、现象和现象之间建立一种因果联系，发掘政治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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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从政治科学到研究范式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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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政治学研究迎来了政治科学的时代。卡尔·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中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标准是研究者提出的理论假说应该具有“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也就是具有证伪机制。波普尔认为，科学与哲学的分界不是归纳方法与思想方法，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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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应当把理论系统的可反驳性或可证伪性作为分界标准。按照我仍然坚持的这个观点，一个系统只有作出可能与观察相冲突的论断，才可以看作是科学的；实际上通过设法造成这样的冲突，也即通过设法驳倒它，一个系统才受到检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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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把可证伪性视为科学研究的核心特征。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假说——“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对于这个假说，证伪就在于找到一只黑天鹅（严格地说应该是一只非白天鹅），中间的证伪机制是明确的。再比如，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假说——“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证伪机制也很清楚，只要找到一个富裕国家但它同时不是民主国家，这个假说就被证伪了。在波普尔看来，如果一个理论观点不存在证伪机制，就不符合一项好的科学研究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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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研究的核心是探索政治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别的什么研究。像自由是什么、民主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也很重要，但政治科学研究最感兴趣的并不是这样的问题，而是发掘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比如，政治科学领域有一项著名的研究：为什么有些国家是民主国家而有些国家是非民主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与巩固而有些国家没有？这就是一项试图揭示因果关系的研究。研究者试图把这一政治现象背后的原因找出来，而不只是简单描述这种现象。在政治科学研究中，这种因果关系的理论形式经常表述为一个理论假说——即何种原因导致何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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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世纪经验研究及实证主义的兴起，再到20世纪向政治科学研究的转向，后来的政治科学越来越专业化了，美国开始取代欧洲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20世纪10到30年代，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开始兴起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领域的芝加哥学派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的重镇，并成为大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摇篮。政治学领域的芝加哥学派则是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战略，开始在政治学领域引入定量研究方法，同时开始为定量研究收集大规模的调查数据。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现象是有人开始为这类研究提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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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政治科学的革命也被称为行为主义革命。过去，政治学的研究重点是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等。到了行为主义革命阶段，研究重点变成人的政治行为。行为主义既不赞同政治哲学的思辨方法，亦不认可对政治制度的静态描述，而是认为政治学应该研究实际存在并且可以观察到的人的政治行为。因此，行为主义比较重视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常常运用抽样调查、数理模式、模拟实验、统计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一般强调精确性、科学性、量化及价值中立等原则。比如，选民为什么支持共和党或民主党？这是行为主义最为常见的研究议题。由此可见，这种研究路径的转向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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