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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者安东尼·唐斯出版于1957年的《民主的经济理论》是这一领域的奠基作品之一。[32]唐斯在书中把民主政治过程视为政治家和选民之间的理性选择与市场交易的过程。在政治市场上，政治家为了获得选票，选民为了获得政策收益，两者之间形成了类似于政治市场的交易行为。这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应用于对选举和民主的早期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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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他在研究中认为，政治家、官僚和选民都是理性经济人，政治过程同样被视为政治家作为厂商与选民作为顾客之间的交易。布坎南在一项研究中讨论了西方发达工业民主的财政赤字与公债问题。大家都知道，现在西方国家公共债务危机日趋严重。学术界对财政赤字和政府公债问题已经有很多分析，而布坎南的分析则非常独特。他认为，财政赤字植根于民主政治的运作机制当中，是民主政体选举竞争条件下政治家与选民互相博弈的结果。在民主政体下，选民希望福利越多越好，比如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各种政府补贴等等；同时，选民希望税收越少越好。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和选民支持，政治家倾向于尽可能扩大福利支出，同时不增加或少增加税收。既扩大福利开支，同时又不增加税收，如何能做到呢？惟一的办法就是财政赤字，赤字的累积就是沉重的政府公债。布坎南对财政问题的分析是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其分析范式属于理性选择学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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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学派还跟一个重要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分支有关，就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道格拉斯·诺思还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什么是新古典国家理论？诺思把国家视为“使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具有三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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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家用一组服务——我们可以称作保护和公正——来交换岁入。……其次，国家试图像一个有识别力的垄断者那样行动，将每一个选民团体分开，为每个选民团体发明产权以最大限度增加国家的岁入。……第三，既然永远存在着能够提供同一组服务的潜在的竞争对手，国家是受其选民的机会成本所制约的。竞争对手有其他国家，另外还有在现存的政治经济单位内可能成为统治者的个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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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诺思看来，国家通过作为一个统治者，追求的是通过提供安全与秩序来获取统治租金收入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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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性选择范式有关的是博弈论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博弈论把政治视为不同政治参与者博弈的过程。博弈论最简单的应用是囚徒困境，而多数博弈论研究采用的是比较复杂的数理形式。作为通识读物，这里仅简要介绍一项关于内战的博弈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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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芭芭拉·瓦尔特的统计，1940年到1990年间全球爆发的41场内战中，仅有17场内战交战各方达成了和平协议。但是，在达成和平协议之后，仅有8场内战的和平协议得到真正执行，还有9场内战的交战各方又重新回到了内战。换言之，仅有19.5%的内战是以和平方式解决的，八成以上的内战最后以暴力竞争和一方决定性胜利的方式解决。瓦尔特认为，之所以交战各方不愿意达成和平协议，或者达成和平协议之后也不愿意执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s）”机制。简单地说，任何一方首先放弃或削减自己的武力，如果另一方反悔，就会给前者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个逻辑非常简单，但非常有说服力。所以，瓦尔特注意到，那些成功地达成并执行和平协议的案例中，通常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外部干预者，这个外部干预者拥有更强大的武力能迫使交战各方强制执行和平协议。这种情形下，和平协议就具有了一种可信承诺机制。缺少可信承诺机制的条件下，保存武力甚至强化武力是一种理性的选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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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顿对于可信承诺机制的分析就是一种博弈论的理论应用。此处博弈论分析的要点是，如果A有很多军队，B也有很多军队，双方开始打内战，当内战长期持续时，双方处在焦灼状态，彼此都不太好受，双方终于同意坐下来签订一个和平协议。但问题是，接下来和平协议怎么执行呢？最大的困难是，执行和平协议意味着A和B都要放弃军队，他们都要放弃单独控制军队的做法，内战才能真正结束。所以，要么A把军队控制权交给B，要么B把军队控制权交给A，要么双方都把各自军队的控制权交给一个双方共同产生的国家级机构。而这里最大的风险是：如果有哪方先交出军队，他们这边的风险就变得巨大。一旦对方反悔，对他们来说就是灭顶之灾。所以，更多情况下是，没有哪一方会率先交出军队的控制权，结果和平协议就很难真正执行。所以，除非存在强有力的外部干预者，其主要作用是保证协议得到强制执行。除此之外，内战往往无法以和平方式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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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趋势，总体上越来越多元化。这样，关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争论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了僵局。比如，关于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争论，关于政治哲学研究与政治科学研究的争论，并没有什么结果。现在总的态势是基于量化方法的实证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主流，但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论与方法偏好来从事各自的研究，而所谓最优研究范式的问题不再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这样，单一路径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就被舍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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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一时期，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研究又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复兴，实证研究中质性分析与量化分析两种路径的平行发展，理性选择范式扩展到更多的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开始兴起——有的学者甚至开始走向解构和诠释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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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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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萨拜因著，托马斯·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上下册），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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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第三版），李洪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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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钟开斌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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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节曾刊载于《东方早报》2013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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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这三种传统更详细的介绍，参见海伍德：《政治学》（第二版），第1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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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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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1—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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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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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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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8—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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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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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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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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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11—212、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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