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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趋势，总体上越来越多元化。这样，关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争论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了僵局。比如，关于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争论，关于政治哲学研究与政治科学研究的争论，并没有什么结果。现在总的态势是基于量化方法的实证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主流，但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论与方法偏好来从事各自的研究，而所谓最优研究范式的问题不再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这样，单一路径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就被舍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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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一时期，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研究又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复兴，实证研究中质性分析与量化分析两种路径的平行发展，理性选择范式扩展到更多的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开始兴起——有的学者甚至开始走向解构和诠释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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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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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萨拜因著，托马斯·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上下册），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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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第三版），李洪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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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钟开斌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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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节曾刊载于《东方早报》2013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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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这三种传统更详细的介绍，参见海伍德：《政治学》（第二版），第1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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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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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1—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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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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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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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8—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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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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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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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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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11—212、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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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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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波里比阿：《罗马帝国的崛起》，翁嘉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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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第三版），李洪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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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乔治·萨拜因著，托马斯·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下册），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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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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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乔治·萨拜因著，托马斯·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下册），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1—87页。正文插入部分内容的序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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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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