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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1331 与理性选择范式有关的是博弈论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博弈论把政治视为不同政治参与者博弈的过程。博弈论最简单的应用是囚徒困境,而多数博弈论研究采用的是比较复杂的数理形式。作为通识读物,这里仅简要介绍一项关于内战的博弈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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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1333 按照芭芭拉·瓦尔特的统计,1940年到1990年间全球爆发的41场内战中,仅有17场内战交战各方达成了和平协议。但是,在达成和平协议之后,仅有8场内战的和平协议得到真正执行,还有9场内战的交战各方又重新回到了内战。换言之,仅有19.5%的内战是以和平方式解决的,八成以上的内战最后以暴力竞争和一方决定性胜利的方式解决。瓦尔特认为,之所以交战各方不愿意达成和平协议,或者达成和平协议之后也不愿意执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s)”机制。简单地说,任何一方首先放弃或削减自己的武力,如果另一方反悔,就会给前者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个逻辑非常简单,但非常有说服力。所以,瓦尔特注意到,那些成功地达成并执行和平协议的案例中,通常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外部干预者,这个外部干预者拥有更强大的武力能迫使交战各方强制执行和平协议。这种情形下,和平协议就具有了一种可信承诺机制。缺少可信承诺机制的条件下,保存武力甚至强化武力是一种理性的选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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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1335 瓦尔顿对于可信承诺机制的分析就是一种博弈论的理论应用。此处博弈论分析的要点是,如果A有很多军队,B也有很多军队,双方开始打内战,当内战长期持续时,双方处在焦灼状态,彼此都不太好受,双方终于同意坐下来签订一个和平协议。但问题是,接下来和平协议怎么执行呢?最大的困难是,执行和平协议意味着A和B都要放弃军队,他们都要放弃单独控制军队的做法,内战才能真正结束。所以,要么A把军队控制权交给B,要么B把军队控制权交给A,要么双方都把各自军队的控制权交给一个双方共同产生的国家级机构。而这里最大的风险是:如果有哪方先交出军队,他们这边的风险就变得巨大。一旦对方反悔,对他们来说就是灭顶之灾。所以,更多情况下是,没有哪一方会率先交出军队的控制权,结果和平协议就很难真正执行。所以,除非存在强有力的外部干预者,其主要作用是保证协议得到强制执行。除此之外,内战往往无法以和平方式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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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1337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趋势,总体上越来越多元化。这样,关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争论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了僵局。比如,关于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争论,关于政治哲学研究与政治科学研究的争论,并没有什么结果。现在总的态势是基于量化方法的实证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主流,但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论与方法偏好来从事各自的研究,而所谓最优研究范式的问题不再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这样,单一路径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就被舍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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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1339 总之,这一时期,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研究又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复兴,实证研究中质性分析与量化分析两种路径的平行发展,理性选择范式扩展到更多的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开始兴起——有的学者甚至开始走向解构和诠释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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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1341 政治学通识 [:1703290402]
1703291342 【推荐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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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1344 乔治·萨拜因著,托马斯·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上下册),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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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1346 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第三版),李洪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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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1348 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钟开斌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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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1350 [1]这一节曾刊载于《东方早报》2013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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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1352 [2]关于这三种传统更详细的介绍,参见海伍德:《政治学》(第二版),第1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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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1354 [3]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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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1358 [5]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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