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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质性政治平等的观点，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每个人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支持实质性政治平等的观点，倾向于更支持平民主义民主；反之，则倾向于支持精英主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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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政治平等的问题，经常会提到一部名为《寡头统治铁律》的重要著作，作者是意大利政治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他研究了现代民主政体中的政党组织，结论是任何组织最终都是寡头统治的。他认为，任何政党组织总是由这个组织的少数人领导和控制的，不可能实现一种真正的大众治理。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精英主义观点。美国学者西蒙·马丁·李普塞特在《寡头统治铁律》一书的序言中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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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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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米歇尔斯看来，人类社会说到底是精英统治的，主要权力和资源都控制在精英手中，对这个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决定也是精英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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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探讨，若暂且接受精英主义的视角，就是假定所有社会都是由精英统治的，那么有人会问：威权主义的精英统治和民主主义的精英统治有何区别呢？既然社会实际上都是由少数人统治的，那么两种类型的社会还会有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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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说，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政治领导权是不是对外部开放？在民主主义的精英统治中，政治领导权是开放的。比如，一个人出生时可以是穷人，可以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甚至肤色与多数人不同。后来，他经过努力，上了最好的大学，在法学院获得学位，又通过做律师挣了不少钱。然后，他发现自己更大的抱负是在政治领域，他就选择投身于政治，最终成了这个国家的最高行政官。这大概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人生道路。这个例子说明，民主的精英统治，其政治领导权是对外部开放的。对威权的精英统治来说，其政治权力封闭在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特定集团或特定圈子中。这大概是两者的重要区别。第二，民主的精英统治更需要兼顾公共利益，或者说是兼顾多数人的利益。至于威权的精英统治，更有可能只是为了少数人利益进行统治的。第三，普通公民固然并没有太多机会直接参与公共决策，但在民主的精英统治下，普通公民拥有选择这个还是那个政治精英、这派还是那派政治精英来统治的权利，他们可以通过投票来选择或否决政治精英。而威权的精英统治下，普通公民并不拥有这种政治权利。所以，两者的差异还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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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民主的悖论与被误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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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整地理解什么是民主，这里再介绍一些关于民主的最新研究。一方面，本书作为一部政治学通识读本，关于民主的基本介绍要尽可能做到完整；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公共领域流行着关于民主的很多误解。这些研究基调都是不要过分理想化地理解民主与民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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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的三个悖论》是一篇流传较广的论文，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他还是著名学术期刊《民主杂志》的联合主编之一。基于比较政治的经验研究，他认为民主在发展中世界所遭遇的许多问题都源自民主本性中的三种紧张和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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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在发展中世界所经历的许多问题都是源自内在于民主的本性中的三种紧张和悖论。第一种紧张是冲突与认同之间的紧张。……没有竞争和冲突，就没有民主政治。但是，任何认可政治冲突的国家都冒着这样的风险，社会变得如此紧张，充满冲突，以至于社会的和平和政治的稳定都将陷于危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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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紧张或矛盾是代表性与治国能力的冲突。民主政治意味着不愿将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要使领导人和政策服从于人民的代表和责任机制。但是，为了稳定，民主政治（或任何政府制度）必须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称作‘能量’的东西：它必须能够行动，必须能够随时地、迅速地、决然地采取心动。政府不仅应回应利益团体的需要，它还必须能够抵制它们的过分要求，并在它们之间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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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矛盾，即同意和效能之间的矛盾。……假如民主不能起作用，人们则可能宁愿选择不经他们同意的统治，他们可能选择不再忍受去做出政治抉择的痛苦。因此，存在一个悖论：民主需要同意。同意需要合法性。合法性需要有效率的运作。但是，效率可能因为同意而被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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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上述三个悖论时，戴蒙德善意地提醒那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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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不仅是最广泛受到称颂的政治制度，而且也可能是最难以坚守的政治制度。在所有的政府形式中，惟独民主政体依赖于最少的强制和最多的同意。民主政府最终发现它们自己陷于内在的悖论和矛盾的冲突中。……建立一个民主政治和坚守一个民主政治是两件不同的事。……假如民主不能起作用，人们则可能宁愿选择不经他们同意的统治，他们可能选择不再忍受去作出政治抉择的痛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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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戴蒙德一文恰到好处地反映出第三世界新兴民主国家在建设和巩固民主政治上遇到的挑战和问题。这篇论文从另外一个视角对民主在实践和运行中的很多实际问题进行了讨论，提醒大家民主并非一种完美和谐的政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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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内学界和公共领域对民主存在着普遍的误解。这种误解表现在七个典型的方面，分别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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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一：民主主要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目前国内学界和媒体通常把民主当成一个政治哲学问题来处理。比如，最常见的讨论议题包括民主是否优于其他政体，以及民主的优势与弊端等；最经常被提及的人物包括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和《民主新论》作者萨托利等；最著名的引用语包括“民主是个好东西”（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前言中的话），以及“多数暴政”等。这些热点内容大致反映出国内对民主问题的关注重点与普遍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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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哲学思辨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民主主要是一个转型问题。离开转型谈民主，意义不是太大。与哲学思辨相比，转型研究更多关注经验世界已经发生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而非“应该”发生什么。但实际情况却是，民主的哲学思辨是一个热门话题，转型的经验研究却鲜有人问津。很多人对乌克兰、泰国、委内瑞拉与埃及转型乱象的惊讶、困惑乃至大感失望，主要缘于大家对转型的经验知识知之甚少。如今，大众视野里的民主要么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民主，要么是作为发达国家民主典范的英美民主。前者往往把民主理解为一个“应然”的问题，后者容易把民主过分理想化。但是，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地区来说，经验世界里的民主与实际发生的转型，跟前面两种解读都相去甚远。所以，只有关注转型问题，才不会以过分简单化的思维来理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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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二：转型是一个单向线性的进程？即便进入经验世界，不少人容易把转型理解为一个单向线性的进程，众所周知的转型三部曲是：旧政体的瓦解、新政体的创建和新政体的巩固。顺利完成转型三部曲的最著名案例要算美国。美国人第一步是通过1776—1783年的独立战争赶走了英国人，瓦解了旧政体；第二步是1787年制定宪法以及随后建立联邦政府，创建了新政体；第三步是宪法的有效运转及政治制度的完善，巩固了新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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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需要提醒的是，美国通常被视为政治发展的特例。其他大国——诸如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都经历过较为曲折的过程，这些国家至少都经历过一次民主政体的崩溃。法国经历过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反复，二战以后还遭遇了第四共和国的严重危机。后面三个国家则都经历过军国体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治改造。至于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的西班牙、韩国、智利、巴西、土耳其等无不经历过类似的曲折进程。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政变随时可能发生，内战亦非没有可能——比如西班牙内战就与转型有关。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转型就如同新政体的分娩过程，可能伴随着巨大的痛苦与反复的挣扎。这样，就不难理解乌克兰的转型难题与政治危机。有的国家至今还在转型道路上不停地徘徊，比如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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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三：政体要么民主要么不民主？这是政体类型的经典两分法，这种两分法在1974年启动的第三波民主化之前并无大碍。但是，正如第5讲已经提及的，第三波以来的重要现象是出现了大量的“两不像政体”（hybrid regime）。这种政体既非标准的威权政体，亦非标准的民主政体，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但国际学界通常把“两不像政体”视为威权色彩浓厚的政体类型。借助这一概念，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一些转型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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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危机的争论，很大分歧就出现在对其基本政体类型的判断上。持政变论者认为乌克兰此前符合立宪民主政体的标准，相反观点则把乌克兰视为某种程度的威权体制类型。按照自由之家与“政体Ⅳ”两大国际机构的评级，乌克兰都被归入“两不像政体”的类型，也就是说乌克兰的政体具有相当程度的威权色彩。所以，乌克兰政治危机中的法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并不像一是一、二是二这般清晰。讨论乌克兰政治危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需要区分民主政体下的街头运动与其他政体下的街头运动，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不能把乌克兰的政治运动简单视为民主政体下的街头政治。转型国家不能排除的一种情形是，总统或总理一旦当选并采取违反宪法或法治原则的政治行动时，现行的正式制度框架可能会失去有效制约总统或总理权力的力量。一些国家街头政治的兴起，就与此有关。更为复杂的是，尽管泰国与乌克兰同样面临街头政治的问题，但泰国总理英拉·西那瓦与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在很多问题上的做法存在重要差异。国际上一般认为，英拉当选总理以来大体上没有采取过与宪政或法治原则相抵触的政治行动。因此，街头政治的法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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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四：不民主就是因为不民主？这种表述本身容易招来误解，但某些流行观点的逻辑正是如此。当讨论亚努科维奇的总统权力如何不受约束时，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乌克兰缺乏宪政”。这种见解的问题是，不能用“缺乏宪政”来解释“总统权力不受约束”，因为在这种情境下“总统权力不受约束”本身就等于“缺乏宪政”。这种解释会变成同义反复。再进一步说，倘若宪政是宪法的统治，那么宪法本身又如何统治呢？在政治上，宪政本身是无法自我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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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不少人把民主的文本或宪法简单地视为一套可拆卸的政治装置。一旦一个国家安上这套政治装置，该国就变成民主国家或立宪国家了。但实际上，民主的文本或宪法本身不过是几张纸而已。民主的文本或宪法能否生效，能否运转起来，以及能否运转得好，全赖实际的政治过程，全赖主要政治力量的所作所为，全赖政治家的领导力与选择。所以，民主这套政治装置究竟怎样，不仅取决于这套政治装置本身，更取决于安装和操作这套装置的人。很多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制定了宪法和确立了民主框架，这套政治装置仍然无法运转？或者，为什么这套政治装置启动以后，就背离了原本的设计机理和设计初衷？这是比同义反复的解释与思考更有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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