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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巴布在其研究中指出了另一种逻辑。如上文所说，他同意总统制较议会制更不稳定，但是他认为，拉丁美洲地区的总统制内生于过去的军人统治传统。换句话说，只要是长期军人统治的国家，在启动民主转型之后，通常更可能选择总统制政体。而具有长期军人统治历史的政体，本身固有的政治特征就更容易走向政治不稳定。所以，拉美地区总统制的不稳定，最关键的是此前的政治传统。这样，柴巴布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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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比较了议会制和总统制，而在第三波民主转型国家中很流行的政府形式是半总统制。按照罗伯特·埃尔杰（Robert Elgie）的统计，到2010年全球国家或地区中大约有52个半总统制的民主政体或半民主政体。[9]当然，有人认为埃尔杰界定半总统制的标准过于宽泛。但无论怎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转型的国家选择半总统制似乎是一个重要趋势。从逻辑上讲，半总统制既可能兼有议会制与总统制的优点，又可能兼有两者的缺点。按照现有的经验研究，半总统制政体的绩效不如议会制政体，甚至也不如总统制政体。但问题是，既然半总统制政体绩效不那么好，为什么那么多新兴转型国家采用此种政府形式？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学术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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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170329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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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公民投票与选举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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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投票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方式。选举，是指选民通过投票来选择自己代表的政治活动。这里选举的既可以是不同级别的议员，包括从国会议员到乡镇议员；又可以是不同级别的行政长官，包括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到县市长。当然，任何选举都需要特定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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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上的选举制度，是指选票转化为席位（from votes to seats）的方式。广义的选举制度除了把选票转化为席位的方式外，还包括选区规模、当选门槛、议会规模等基本制度安排。选票转化为席位的选举公式差异，构成了选举制度基本类型的不同，后面会详细讨论。这里的选区规模，不是指一个选区的人口多寡或面积大小，而是指一个选区产生几个议员的名额。如果每个选区只产生一个名额，一般称为小选区制；如果每个选区产生较多名额，一般称为大选区制。有些选举制度还会设定当选门槛。比如，德国的半数国会议员由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但选举制度设定政党当选门槛为至少获得5%的选票。另外，议会规模也非常重要。罗伯特·达尔曾统计世界上主要民主国家国会下议院的规模，其人数范围基本上介于150—650之间。按照他的统计，人口数量较多的10多个主要民主国家国会下议院的平均规模为412人。这也是广义的选举制度安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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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关心，议会规模究竟多大比较好？这个问题很难给出标准的回答。议会规模过小可能会导致两个问题：第一是代表性不足，议会规模小意味着每一个议员要代表更多选民；第二是存在容易滑向实质性寡头统治的风险——少数几个人密谋就能决定重要公共事务。当然，议会规模不是越大越好。考虑到议会本身是一个协商议事的场所，议会人数太多就难以保证协商议事的有效性。比如，一万人开会就难以有效议事。从现有人类的政治经验来看，大国议会规模保持在300—500人是较合适的规模，小国议会规模保持在100—200人就可以。拿美国这个大国来说，参议院的人数规模是100人，众议院的人数规模是435人。人口1000多万的拉美国家智利，参议院的人数规模是60人，众议院的人数规模是120人。如果议会规模太大的话，要么议会难以有效运转，要么还需要在议会之中设立“核心议会”或“高级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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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可以比较两个著名案例。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曾召开三级会议，总共有1200人参加。第一个等级是僧侣阶层，代表是300人；第二个等级是贵族阶层，代表是300人；第三个等级是平民阶层，代表是600人。这1200人一起开会，最后尽管制定出一部宪法，但这部宪法很快就被推翻了。原因当然有很多，但1200人在一起开会议事本身就有问题，往往难以进行有效的协商议事，最后也无法达成对法国有利的政治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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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美国1787年的制宪会议，一般认为有55名代表参加，但这个数字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美国制宪会议的成果是1787年《美国宪法》，这部宪法至今已实施两百多年，帮助美国成长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除了数十个宪法修正案外，1787年《宪法》基本条款至今没有改变。所以，可以说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是一次极其成功的会议，而这跟制宪会议的人数规模不无关系。与法国1200人的三级会议相比，美国制宪会议更有可能进行有效议事，所以结果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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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选举投票，很多人自然关心选民投票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比如，在美国，为什么有的选民投票给民主党，有的投票给共和党？在德国这样的国家，政党体制比美国更为复杂，所以选民投票的多样化程度更高。按照现有研究，影响选民投票的主要因素包括阶级因素、宗教因素、族群与语言因素、代际因素、性别因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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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中，阶级因素通常被视为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最重要因素。罗伯特·达尔甚至把西方国家的民主视为“和平的阶级斗争”。从古到今，穷人和富人在很多重要政治议题上的观念相左。比如，早在2000年前的古罗马共和国，那个时候元老院更多代表贵族的立场，平民大会和保民官更多代表平民的利益。所以，阶级身份影响政治立场和观点的概念，并非马克思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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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阶级政治的演进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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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工业革命以来，阶级因素在政治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图6.5说明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阶级政治因素的强弱。横轴代表的是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时间演进，纵轴代表的是阶级政治因素的强弱。一个总的趋势是，在前工业社会，阶级政治因素并不是太强。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工人数量的增加，阶级冲突的程度随之提高。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福利国家的建设及贫富差距的缩小，过去意义上的阶级政治或阶级冲突后来就慢慢弱化了。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情形。比如，金融危机到来时，由于普通民众生活艰难，阶级冲突可能会加剧。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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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有两种比较经典的定义。马克思把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视为区分不同阶级的标准，比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另一种定义把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收入和职业状况视为区分不同阶级的标准，这里的阶级有时被视为阶层，韦伯基本上倾向于这种分类方法。从马克思创作《共产党宣言》的19世纪中叶到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阶级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几个主要的趋势包括：简单体力劳动者比例的降低、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并不拥有股权（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高薪管理阶层的壮大。这种阶级结构的变化，加上福利国家建设和贫富差距缩小，欧美发达国家已经从二元对立的社会阶级结构，转型为社会阶层的多样化和阶级冲突的温和化。这一点在第3讲开头曾做过简要剖析。尽管如此，一个人的阶级身份还是会影响他的投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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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也是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重要因素。与没有宗教信仰者相比，有宗教信仰的人总的来说更加保守。在欧洲大陆国家信教选民中，天主教徒比新教徒更为保守。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不同宗教信仰者同处一国的情形将更为常见。比如，整个人口中有50%是基督徒，有35%是穆斯林，还有15%的其他教徒和无宗教信仰者。这样的国家，在选举投票过程中，很可能会形成一个主要的基督教政党和一个主要的伊斯兰教政党两大宗教政党对峙的格局。在此种选民人口结构下，议会中基督教政党可能占有主导地位，但伊斯兰教政党的席位比例也不低，两者容易产生政治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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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宗教问题相类似的是族群问题，族群问题通常还跟语言因素有关。比如，在加拿大，很多地区是讲英语的，但也有不少地区讲法语。讲英语的群体跟讲法语的群体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所以，加拿大魁北克问题融合了族群、语言、宗教和地区等不同因素。这无疑会影响选民的投票立场。在发展中世界，一些族群和语言结构复杂的国家，族群和语言因素常常成为影响选民投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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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发达国家，选民投票行为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之后已经历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型。[10]比如，很多选民更关心环保、动物保护、同性恋、堕胎等问题，而不是关心下层阶级的收入、政教关系等问题。影响这类选民投票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后现代的价值观。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选民在政治上会变得更加温和。无论是环保议题、堕胎议题还是同性恋议题等，都不容易引发类似阶级冲突的政治结果。基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投票行为，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基于阶级利益的投票行为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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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突出，即代际问题，这也会影响不同选民的投票倾向。考虑到西方发达民主国家沉重的公共债务危机，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国家现在活着的这代人正在努力把债务转移到尚未出生的那一代人身上。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欠了太多的公债，那么这些公债由谁来支付呢？如果目前的政策没有变化，答案只能是下一代！所以，尚未出生的一代可能正在遭受在世一代的“暴政”。此外，还有其他的代际冲突。比如，从年龄构成来说，老年人群投票时往往更看重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年轻人群投票时则希望有更多的成长机会。但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政治上整体可能会趋于保守。如果把投票的左右倾向作为因变量，把人口的年龄作为自变量，进行数量分析，大家可能会看到这样的结果：年龄较大的投票者整体上更倾向于保守，年龄较小的投票者整体更倾向于激进。这是投票行为背后的代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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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选民的投票倾向也存在系统的差异。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更多女性政治家执政的话，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可能会变得更加温和。这种说法尚需实证研究的检验。很多人的生活经验是，男人跟女人在不同问题上的立场、思考和理解问题的视角很不一样。西方有本畅销书题为《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讲的是男女差异在感情与家庭关系中引起的摩擦。有研究表明，男女选民在投票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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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社会分裂的传统研究中，城乡分裂也是导致选民立场不同的一种重要类型。但对于现在的西方主流国家来说，这个问题已变得越来越次要了。主要原因是，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差别已经很小，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很低。很多人还住在农村或城市郊区，但他们从事的是跟农业无关的活动，他们的收入来源也不取决于农业。但是，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因素仍然是影响选民投票的重要因素。城乡差异的背后，是职业的差异和观念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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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更接近解释投票行为的社会学模式，即将投票行为与选民的团体成员身份联系起来，认为选民会采取一种与其所属团体的经济社会地位相似的投票模式。此外，还有几种较为主流的解释投票行为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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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政党认同模式。这一模型认为，选民投票主要取决于政党认同。选民认同哪个政党，他就倾向于投该党的票——至于该党在此次选举中提供何种政策、推出哪位候选人，都是次要的。这一理论认为，不仅选民的政党认同非常稳定，而且还具有世代之间的继承关系。比如，在美国，一个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很有可能来自一个支持共和党的家庭——至少他的父亲很可能是一位共和党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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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理性投票模型。这一模型把选民视为经济人，他会把政治家（候选人）提供的公共政策视为自身效用函数的一部分。在比较不同政党和候选人的政策之后，他会根据理性计算原则，从自身福利的最大化出发来进行投票。所以，投票既非一种心理认同，亦非一种习惯，乃是一种理性行为。这一模型是把理性选择学派的理论应用于选民投票行为的研究，安东尼·唐斯和詹姆斯·布坎南等都从这一视角讨论投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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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是支配型意识形态模型。这一模型认为，选民会根据自己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立场来投票。这种理论强调的是政治观念对于政治行为的塑造。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其实普通选民根本无力对重要的政策议题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与选择。至于何种政策会导致何种结果，多数选民更是无力思考。在这种情况下，选民会根据意识形态立场来投票，这在政治上是一种简便的做法。比如，在英国，受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支配的选民会把选票投给保守党，而主张政府干预意识形态的选民会把选票投给工党。有时，选民的意识形态立场与政党偏好是重叠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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