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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第8讲 民主转型的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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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国家更有可能成为民主国家，不是因为民主的出现是威权统治下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是因为民主——无论民主是怎样出现的——在一个富有的社会更有可能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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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普沃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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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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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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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些年被认为是“转型国家”的接近100个国家中，只有相对很少的国家——大概不足20个国家——正在朝着通往成功的、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的道路上迈进，或者在民主方面已经取得了某种进步和依然拥有民主化的积极力量。……迄今为止第三波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实现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或者不能深化他们已经在民主方面取得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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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卡罗瑟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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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成功还是失败，将继续主要取决于政治领导人和领导集团的选择、行为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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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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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民主转型遭遇僵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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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如今深陷政治危机，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独立公投的结果更使该国局势雪上加霜。从1991年到2014年，乌克兰的政治转型已历时23年，但仍然没有形成稳定有效的民主政体。联想到其他转型国家，这两年民主的坏消息似乎多过了好消息。从乌克兰到委内瑞拉，从泰国到埃及，民主转型纷纷陷入尴尬境地。按照国际主流评级机构的报告，自2006年以来，全球转型国家的民主就处在轻微衰退之中，由此引发了对第三波民主化回潮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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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问题已经牵动整个欧洲的局势，但这场危机的起源乃是乌克兰国内政治的困境。尽管已经历多次大选，但乌克兰的政治转型过程并未完成，其政体类型只能被归入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两不像政体。目前，乌克兰甚至不能排除陷入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泰国看上去一直在转型，却总是无法拿到转型学校的毕业证书。选举、示威与政变是泰国政治的三个关键词。在泰国，无论谁当选，声势浩大的反对派就会涌上曼谷街头，持续抗争，甚至直至政治系统瘫痪。如果说民主政体得以维系的前提是“败选者的同意”（losers’ consent），那么泰国恰恰有一大批“永不服输的败选者”。2014年5月，泰国军方再次宣布军事政变。埃及的政治困境至少同样严重。民选总统、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罕默德·穆尔西并没有办法应付埃及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他无力解决穆斯林兄弟会与其他派别的冲突，无力控制强大的军方，亦无力领导国家实现政治和解与走上经济繁荣之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是兴起了大规模的民众抗争，而后是军事政变罢黜了总统。如今，埃及的军政大权又落入了赛西将军的手中。在这位军事领袖的干预下，埃及法院在2014年底判处500多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死刑。所以，美国学者内森·布朗甚至悲观地断言：“埃及转型已经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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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国的转型故事跌宕起伏，情节各异，但逻辑却是相似的。它们都陷入了不同形式的“民主转型僵局”。这一转型僵局由循环往复的三个阶段构成：一是威权体制的瓦解和启动转型；二是民主运转的困难及其引发的各种难题；三是威权方式作为解决问题方案的登场和威权政体的回归。这些国家摆脱威权政体之后，就启动了民主转型。但是，新兴民主政体的运转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威权政体的终结，使得各种政治力量都得到了释放，普遍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成为常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国家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结果，并不是稳定有效的政府和良好的公共治理，而是政治冲突的激化，政治家与党派竞争的不择手段，甚至可能是政治秩序的失控。对这些国家，民主带来的不是秩序与繁荣，而是混乱与停滞。一旦走到这一步，民主游戏就很难玩下去了。这样，手握实权的民选领袖或军人通过威权方式解决问题的诱惑一直在增加。最终，他们采取了行动，于是该国政体又退回到了某种威权体制或准威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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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经验揭示，转型可能会出现三种不同的结局：最好的结局是完成民主转型并实现民主巩固；最坏的结局是转型失败并重新回到威权政体，在此过程中可能还伴随着秩序失控、暴力事件和流血冲突，甚至是国家分裂的危机；中间状态的结局则是新政体兼具民主因素与威权色彩，反复摇摆于民主和威权之间，但已丧失继续转型的政治动力。后面两种情况都意味着该国陷入了转型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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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句谚语说明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容易传播。一个转型国家的军事政变或严重暴力事件容易占据世界大报的头版，但另一个转型国家一场如期而至、波澜不惊的大选却常常无人问津。这种政治传播的模式，客观上使人们更容易看到民主的问题而非机会。放眼全球，民主既有好学生，又有坏学生。那些陷入转型僵局而无力自拔的国家都算不上民主的好学生。但这些国家时常爆出政治危机的重磅新闻。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容易忽略了民主的好学生。后面一类国家启动转型之后，由于政治比较平稳，选举有序进行，所以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过分关注。然而，这类国家通常以日拱一卒的精神进行着稳健的民主建设。比如，韩国启动转型至今不到30年时间，已成功选举6位总统，实现多次政党轮替。如今，韩国被视为全球自由民主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从治理绩效上看，韩国人均GDP已接近24000美元，经济、科技与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加，属于新兴工业民主国家的典范。但谁能想到，这个国家此前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充斥着强人独裁、军事政变、政治暗杀和武力镇压反对派的现象。难以置信的是，韩国如今却已以优等生的成绩从转型学校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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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容易被人遗忘的是，在东欧，波兰、捷克等国启动转型的时间比乌克兰早不了几年，但如今都是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在拉美，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再次启动转型，它们尽管在经济和治理方面跟韩国尚有差距，但今天已被普遍视为民主巩固的国家。实际上，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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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最近两年，民主在一些国家止步不前的同时，却在另外一些国家迈出了新的步伐。比如，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国显露出新的民主迹象，非洲的肯尼亚和马里等国举行了基本符合透明、公正、非暴力原则的新大选，等等。可以预见，一些转型仍会遭遇挫折，但另一些转型将会获得成功。所以，尽管民主转型充满不确定性，却没有理由过分悲观。按照自由之家2013年的评估，过去40年中全球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从44个跃升至90个，国家比例则从29%增长至46%。若以长时段来考察转型问题，好消息要远远多过坏消息。总之，民主的确面临着很多问题，但也面临着至少同样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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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如何理解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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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民主转型，最好先了解相关概念。关于什么是民主，本书第5讲已有详细介绍，这里重点介绍与民主转型有关的概念。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ition）现在跟民主化一般是混用的，尽管两者的侧重点不同。民主转型是指从非民主政体转变为民主政体的过程。一些早期的民主转型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威权政体的崩溃就意味向民主的转型。但实际上，政治转型过程是高度不确定的，时间也往往很漫长。如果以短期来考察，只有少部分转型国家能够建立起巩固的民主政体，而更多的国家要么只能建立一个准民主政体，要么又回到了威权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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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后来成为民主转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简单地说，民主巩固是指一国的民主政体不断被强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民主能够继续生存并能防止可能的逆转。实际上，要准确定义民主巩固是困难的。尽管很多学者给出了民主巩固的定义，但大部分定义要么标准过低要么没有标准，难以衡量。林茨和斯泰潘则给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定义，他们认为民主巩固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衡量，一是行为层面，主要的政治力量不再考虑推翻民主政体；二是态度层面，压倒性多数的公众接受民主为唯一的游戏规则；三是宪法层面，所有政治行动者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治冲突。“巩固的民主是一种政治情境，在这种情境中，简而言之，民主已经成为‘最佳的政体选择’（the only game in town）。”[2]在这种情境中，应该有越来越多人确信，除了民主不能接受别的政治规则，而且没有任何有实力的政治组织或力量试图推翻民主政体。这才意味着民主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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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概念是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民主崩溃是指从民主政体蜕变为非民主政体的过程。在中国大陆，笔者是首次在学术论文标题中使用民主崩溃概念的学者，也贡献了目前惟一一部系统研究民主崩溃的中文专著——《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这部著作认为，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与离心型政体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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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转型，大家首先要避免的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思考。过去的民主转型公式被称为三部曲：威权政体的崩溃是第一阶段，启动民主转型是第二阶段，建立和巩固新政体是第三阶段。但实际上，这一公式过分简化了民主转型的实际过程。正如笔者业已指出的，民主转型往往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时间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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