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93496 乌克兰问题已经牵动整个欧洲的局势，但这场危机的起源乃是乌克兰国内政治的困境。尽管已经历多次大选，但乌克兰的政治转型过程并未完成，其政体类型只能被归入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两不像政体。目前，乌克兰甚至不能排除陷入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泰国看上去一直在转型，却总是无法拿到转型学校的毕业证书。选举、示威与政变是泰国政治的三个关键词。在泰国，无论谁当选，声势浩大的反对派就会涌上曼谷街头，持续抗争，甚至直至政治系统瘫痪。如果说民主政体得以维系的前提是“败选者的同意”（losers’ consent），那么泰国恰恰有一大批“永不服输的败选者”。2014年5月，泰国军方再次宣布军事政变。埃及的政治困境至少同样严重。民选总统、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罕默德·穆尔西并没有办法应付埃及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他无力解决穆斯林兄弟会与其他派别的冲突，无力控制强大的军方，亦无力领导国家实现政治和解与走上经济繁荣之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是兴起了大规模的民众抗争，而后是军事政变罢黜了总统。如今，埃及的军政大权又落入了赛西将军的手中。在这位军事领袖的干预下，埃及法院在2014年底判处500多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死刑。所以，美国学者内森·布朗甚至悲观地断言：“埃及转型已经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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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498 上述几国的转型故事跌宕起伏，情节各异，但逻辑却是相似的。它们都陷入了不同形式的“民主转型僵局”。这一转型僵局由循环往复的三个阶段构成：一是威权体制的瓦解和启动转型；二是民主运转的困难及其引发的各种难题；三是威权方式作为解决问题方案的登场和威权政体的回归。这些国家摆脱威权政体之后，就启动了民主转型。但是，新兴民主政体的运转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威权政体的终结，使得各种政治力量都得到了释放，普遍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成为常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国家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结果，并不是稳定有效的政府和良好的公共治理，而是政治冲突的激化，政治家与党派竞争的不择手段，甚至可能是政治秩序的失控。对这些国家，民主带来的不是秩序与繁荣，而是混乱与停滞。一旦走到这一步，民主游戏就很难玩下去了。这样，手握实权的民选领袖或军人通过威权方式解决问题的诱惑一直在增加。最终，他们采取了行动，于是该国政体又退回到了某种威权体制或准威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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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00 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经验揭示，转型可能会出现三种不同的结局：最好的结局是完成民主转型并实现民主巩固；最坏的结局是转型失败并重新回到威权政体，在此过程中可能还伴随着秩序失控、暴力事件和流血冲突，甚至是国家分裂的危机；中间状态的结局则是新政体兼具民主因素与威权色彩，反复摇摆于民主和威权之间，但已丧失继续转型的政治动力。后面两种情况都意味着该国陷入了转型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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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02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句谚语说明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容易传播。一个转型国家的军事政变或严重暴力事件容易占据世界大报的头版，但另一个转型国家一场如期而至、波澜不惊的大选却常常无人问津。这种政治传播的模式，客观上使人们更容易看到民主的问题而非机会。放眼全球，民主既有好学生，又有坏学生。那些陷入转型僵局而无力自拔的国家都算不上民主的好学生。但这些国家时常爆出政治危机的重磅新闻。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容易忽略了民主的好学生。后面一类国家启动转型之后，由于政治比较平稳，选举有序进行，所以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过分关注。然而，这类国家通常以日拱一卒的精神进行着稳健的民主建设。比如，韩国启动转型至今不到30年时间，已成功选举6位总统，实现多次政党轮替。如今，韩国被视为全球自由民主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从治理绩效上看，韩国人均GDP已接近24000美元，经济、科技与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加，属于新兴工业民主国家的典范。但谁能想到，这个国家此前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充斥着强人独裁、军事政变、政治暗杀和武力镇压反对派的现象。难以置信的是，韩国如今却已以优等生的成绩从转型学校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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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04 同样容易被人遗忘的是，在东欧，波兰、捷克等国启动转型的时间比乌克兰早不了几年，但如今都是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在拉美，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再次启动转型，它们尽管在经济和治理方面跟韩国尚有差距，但今天已被普遍视为民主巩固的国家。实际上，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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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06 即便是最近两年，民主在一些国家止步不前的同时，却在另外一些国家迈出了新的步伐。比如，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国显露出新的民主迹象，非洲的肯尼亚和马里等国举行了基本符合透明、公正、非暴力原则的新大选，等等。可以预见，一些转型仍会遭遇挫折，但另一些转型将会获得成功。所以，尽管民主转型充满不确定性，却没有理由过分悲观。按照自由之家2013年的评估，过去40年中全球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从44个跃升至90个，国家比例则从29%增长至46%。若以长时段来考察转型问题，好消息要远远多过坏消息。总之，民主的确面临着很多问题，但也面临着至少同样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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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08 政治学通识 [:1703290456]

1703293509 8.2　如何理解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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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11 要理解民主转型，最好先了解相关概念。关于什么是民主，本书第5讲已有详细介绍，这里重点介绍与民主转型有关的概念。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ition）现在跟民主化一般是混用的，尽管两者的侧重点不同。民主转型是指从非民主政体转变为民主政体的过程。一些早期的民主转型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威权政体的崩溃就意味向民主的转型。但实际上，政治转型过程是高度不确定的，时间也往往很漫长。如果以短期来考察，只有少部分转型国家能够建立起巩固的民主政体，而更多的国家要么只能建立一个准民主政体，要么又回到了威权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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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13 正因为如此，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后来成为民主转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简单地说，民主巩固是指一国的民主政体不断被强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民主能够继续生存并能防止可能的逆转。实际上，要准确定义民主巩固是困难的。尽管很多学者给出了民主巩固的定义，但大部分定义要么标准过低要么没有标准，难以衡量。林茨和斯泰潘则给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定义，他们认为民主巩固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衡量，一是行为层面，主要的政治力量不再考虑推翻民主政体；二是态度层面，压倒性多数的公众接受民主为唯一的游戏规则；三是宪法层面，所有政治行动者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治冲突。“巩固的民主是一种政治情境，在这种情境中，简而言之，民主已经成为‘最佳的政体选择’（the only game in town）。”[2]在这种情境中，应该有越来越多人确信，除了民主不能接受别的政治规则，而且没有任何有实力的政治组织或力量试图推翻民主政体。这才意味着民主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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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15 第三个概念是民主崩溃（democratic breakdown）。民主崩溃是指从民主政体蜕变为非民主政体的过程。在中国大陆，笔者是首次在学术论文标题中使用民主崩溃概念的学者，也贡献了目前惟一一部系统研究民主崩溃的中文专著——《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这部著作认为，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与离心型政体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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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17 关于民主转型，大家首先要避免的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思考。过去的民主转型公式被称为三部曲：威权政体的崩溃是第一阶段，启动民主转型是第二阶段，建立和巩固新政体是第三阶段。但实际上，这一公式过分简化了民主转型的实际过程。正如笔者业已指出的，民主转型往往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时间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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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19 政治学通识 [:1703290457]

1703293520 8.3　民主史：从雅典、英国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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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22 讨论这些概念之后，需要回顾一下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历程。这里主要探讨两方面的内容：现代民主的起源——英国的实践，与19世纪到21世纪初的三波民主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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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24 一般认为人类最早的民主实践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雅典城邦则是其典型代表。本书第1讲与第2讲对此已有介绍，不再赘述。由于古希腊人在世界政治史上的首创性贡献，不少人容易误认为古希腊的民主实践是近现代民主的源头。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既没有历史上的前后传承，又没有思想上的重要关联。在古希腊，同时代的杰出思想家中几乎没有人认为雅典城邦民主制是一种理想的政体形式。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民主就是平民政体或穷人政体，容易导致暴民统治。以老寡头名义发表的作品更是对民主大加鞭挞：民主“讨好了暴民，而不是那些值得尊敬的人”；民主“允许最差劲的一群人开口发言，藉此谋求自己最大的利益”；“有些时候，就是等上一整年，500人会议或公民大会也不能解决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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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26 公元前4世纪晚期，古希腊城邦相继为马其顿王国和罗马所征服。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以后，西欧迎来了漫长的中世纪。在中世纪，古希腊的政治实践和重要思想并没有发挥多少影响。即使在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复兴的也主要是古罗马的拉丁文明。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学术主要限于佛罗伦萨……它始终也没有像拉丁学术那样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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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28 所以，古希腊的古典民主制度并非英国宪政与民主的直接源头。英国的宪政和民主，是在西欧国家间竞争体系下本国封建体制演进的一种政治结果。自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自由民主浪潮，其最初的影响大体都可以追溯到英国。今天已建成巩固民主制度的国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在内，大约有30多个国家的民主政体直接脱胎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因此，英国无疑是现代民主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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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30 尽管如此，就英国近代政治史而言，民主基本上不是其主流价值。英国人更看重的是自由、宪政、协商政治和权力制衡，而不是普选权与人民民主。历史地看，英国民主的形成最初并不是源自政治力量对民主本身的追求，而是立宪政体和贵族政治自然演进的产物。英国人首先拥有的是宪政体制、协商政治、权力制衡和受保护的公民自由权，而民主不过是这些制度安排下自然演进的结果。按照达尔的说法，英国的政治道路是“先实现竞争性政治而后扩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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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32 简要地说，英国宪政和民主的演进大约经历了四个重要的阶段。（1）第一阶段是规定国王不能做什么，标志性事件是1215年6月15日英格兰贵族武力胁迫国王签订的《大宪章》。这份法律文件的开创性在于，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契约文本方式规定了“国王不能干什么”。《大宪章》共63条。第1条就规定了“永远保障英格兰教会的自由，使她享受充分的权利与自由”。影响最为深远的第39条规定，“除非经过由普通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否则任何人都“不应被拘留或囚禁、被夺去财产、被放逐、被杀害”。这就构成了对国王权力的严格限制，并成为人身保护令的起源。第61条还规定，由25个大贵族监督《大宪章》的实施，如国王有所违反，这一贵族团体可以采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迫使他改过自新。这一阶段的政治贡献是塑造了英格兰立宪政治的雏形，而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的君主立宪政体是这个传统的延续。（2）第二阶段是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督国王的行为和贯彻《大宪章》。这一设想最终导致了13世纪英格兰议会的产生，首先是大贵族、高级教士组成的会议，后来是骑士和平民代表也有资格参加的会议，这些都是英国成为“议会之母”的关键步骤。议会的产生有力地推动贵族政治力量相对于国王权力的上升、协商政治和权力制衡的发展，以及地方代表选举制度的尝试。这一阶段的主要贡献是议会的产生。（3）第三阶段是责任内阁制的出现和发展。从最初的“王在议会”到后来的政治权力从国王向议会的转移，在18世纪内阁制逐步形成。英格兰内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小会议”和后来的枢密院，而1742年首席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因得不到议会多数支持而辞职，标志着责任内阁制的形成，这是这一阶段的主要贡献。（4）第四阶段是议会改革、选举资格限制的放开和普选权的落实。尽管中间也经历了19世纪30—40年代宪章运动的重大冲击，但英国普选权的落实总体上是和平的、渐进的议会改革和选举改革的结果。早在13世纪中叶，英格兰议会中就有地方和自治市选派的平民代表。19世纪之后，英国先后经历了1832年、1867年、1884年、1918年和1928年五次重大选举改革，逐步放开了对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和对妇女的性别歧视，最终在1928年让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成年公民获得了普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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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34 上面的讨论主要着眼于宪政和民主的演进，英国政治发展的其他重要方面并未考虑在内，包括民族国家的兴起、现代官僚制的发展和文官制度的建设等等。从英国宪政与民主的演进脉络来看，英国之所以能够建立稳定、有效的民主制度，大体上有两个重要经验：一是长期存在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主要是贵族和国王，像1215年《大宪章》签订以后，贵族们是靠着武力的均衡才能迫使新的国王们不断地确认《大宪章》，政治势力的均衡是英国立宪政治和贵族政治兴起的关键；二是立宪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发展优先于民主的发展，权力制衡和政治竞争的发展优先于政治参与的发展，这一政治发展的次序首先保证对政府权力实施限制，然后通过权力制衡和竞争发展出了一整套有利于现代民主制运作和实现精英控制的制度安排，包括议会、责任内阁和政党等，最后才落实普选权以保证大众的政治平等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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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36 尽管英国在立宪政治和权力制衡方面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但它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落实普选权的国家。如果以某种程度的普选权为标准，塞缪尔·亨廷顿认为1828年的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在此之后，他认为“近代世界史中出现了三波民主化”。亨廷顿把一波民主化定义为“一组国家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权的过渡，这种转型通常发生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而且在同一时期内，朝民主化转型的国家在数量上超过向相反方向回归的国家”。他把182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有选举资格的男性超过白人男性的50%视为第一波民主化的开始。亨廷顿认为，第一次民主化长波是1828—1926年，第一次回潮是1922—1942年；第二次民主化短波是1943—1962年，第二次回潮是1958—1975年；第三次民主化始于1974年，而到他1991年出版《第三波》时世界还正在经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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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38 尽管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波涛汹涌，但其中也存在很大的困难，主要问题是不少转型国家的民主制度并不都是运转良好和稳定有效的。拉里·戴蒙德认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在制度上是“根基浅薄和脆弱的”，“大多数拉美民主国家都达不到自由主义民主的要求。相反，它们是选举民主国家。”[6]还有学者认为：“在很多拉丁美洲国家，民主的质量很糟糕，公民权利保护不足，政府的责任机制也很脆弱。”[7]在谈到非洲的第三波民主化时，理查德·约瑟夫说，1989年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47个国家中超过半数经历了政治改革，但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看起来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少数国家将会继续自由化和民主化；一些国家将会回到压制性的独裁统治。然而，在大多数国家，自由主义民主作为虚拟民主（virtual democracy）这一悖论将反映政治生活的状况。”[8]在评论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的转型时，迈克尔·麦克福尔在2002年认为，在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的28个转型国家中，仅有捷克、波兰等8个进入了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行列，其余的国家或者为独裁统治的阴影所笼罩，或者是某种不稳固的转型体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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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40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托马斯·卡罗瑟斯悲观地认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实现成功的民主转型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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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42 在近些年被认为是“转型国家”的接近100个国家中，只有相对很少的国家——大概不足20个国家——正在朝着通往成功的、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的道路上迈进，或者在民主方面已经取得了某种进步和依然拥有民主化的积极力量。……迄今为止第三波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实现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或者不能深化他们已经在民主方面取得的进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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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3544 民主并没有在大部分第三波国家得到充分的巩固，甚至在一些国家出现了逆转。最近有不少学者都认为，一些第三波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崩溃，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国家民主政体极其脆弱，时刻都面临崩溃的危险。拉里·戴蒙德的统计表明，1974—2006年间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总共发生20次民主政体的崩溃，占到所有第三波民主政体数量的1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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