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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地说，英国宪政和民主的演进大约经历了四个重要的阶段。（1）第一阶段是规定国王不能做什么，标志性事件是1215年6月15日英格兰贵族武力胁迫国王签订的《大宪章》。这份法律文件的开创性在于，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契约文本方式规定了“国王不能干什么”。《大宪章》共63条。第1条就规定了“永远保障英格兰教会的自由，使她享受充分的权利与自由”。影响最为深远的第39条规定，“除非经过由普通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否则任何人都“不应被拘留或囚禁、被夺去财产、被放逐、被杀害”。这就构成了对国王权力的严格限制，并成为人身保护令的起源。第61条还规定，由25个大贵族监督《大宪章》的实施，如国王有所违反，这一贵族团体可以采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迫使他改过自新。这一阶段的政治贡献是塑造了英格兰立宪政治的雏形，而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的君主立宪政体是这个传统的延续。（2）第二阶段是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督国王的行为和贯彻《大宪章》。这一设想最终导致了13世纪英格兰议会的产生，首先是大贵族、高级教士组成的会议，后来是骑士和平民代表也有资格参加的会议，这些都是英国成为“议会之母”的关键步骤。议会的产生有力地推动贵族政治力量相对于国王权力的上升、协商政治和权力制衡的发展，以及地方代表选举制度的尝试。这一阶段的主要贡献是议会的产生。（3）第三阶段是责任内阁制的出现和发展。从最初的“王在议会”到后来的政治权力从国王向议会的转移，在18世纪内阁制逐步形成。英格兰内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小会议”和后来的枢密院，而1742年首席财政大臣罗伯特·沃波尔因得不到议会多数支持而辞职，标志着责任内阁制的形成，这是这一阶段的主要贡献。（4）第四阶段是议会改革、选举资格限制的放开和普选权的落实。尽管中间也经历了19世纪30—40年代宪章运动的重大冲击，但英国普选权的落实总体上是和平的、渐进的议会改革和选举改革的结果。早在13世纪中叶，英格兰议会中就有地方和自治市选派的平民代表。19世纪之后，英国先后经历了1832年、1867年、1884年、1918年和1928年五次重大选举改革，逐步放开了对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和对妇女的性别歧视，最终在1928年让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成年公民获得了普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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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讨论主要着眼于宪政和民主的演进，英国政治发展的其他重要方面并未考虑在内，包括民族国家的兴起、现代官僚制的发展和文官制度的建设等等。从英国宪政与民主的演进脉络来看，英国之所以能够建立稳定、有效的民主制度，大体上有两个重要经验：一是长期存在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主要是贵族和国王，像1215年《大宪章》签订以后，贵族们是靠着武力的均衡才能迫使新的国王们不断地确认《大宪章》，政治势力的均衡是英国立宪政治和贵族政治兴起的关键；二是立宪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发展优先于民主的发展，权力制衡和政治竞争的发展优先于政治参与的发展，这一政治发展的次序首先保证对政府权力实施限制，然后通过权力制衡和竞争发展出了一整套有利于现代民主制运作和实现精英控制的制度安排，包括议会、责任内阁和政党等，最后才落实普选权以保证大众的政治平等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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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英国在立宪政治和权力制衡方面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但它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落实普选权的国家。如果以某种程度的普选权为标准，塞缪尔·亨廷顿认为1828年的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在此之后，他认为“近代世界史中出现了三波民主化”。亨廷顿把一波民主化定义为“一组国家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权的过渡，这种转型通常发生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而且在同一时期内，朝民主化转型的国家在数量上超过向相反方向回归的国家”。他把182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有选举资格的男性超过白人男性的50%视为第一波民主化的开始。亨廷顿认为，第一次民主化长波是1828—1926年，第一次回潮是1922—1942年；第二次民主化短波是1943—1962年，第二次回潮是1958—1975年；第三次民主化始于1974年，而到他1991年出版《第三波》时世界还正在经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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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波涛汹涌，但其中也存在很大的困难，主要问题是不少转型国家的民主制度并不都是运转良好和稳定有效的。拉里·戴蒙德认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在制度上是“根基浅薄和脆弱的”，“大多数拉美民主国家都达不到自由主义民主的要求。相反，它们是选举民主国家。”[6]还有学者认为：“在很多拉丁美洲国家，民主的质量很糟糕，公民权利保护不足，政府的责任机制也很脆弱。”[7]在谈到非洲的第三波民主化时，理查德·约瑟夫说，1989年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47个国家中超过半数经历了政治改革，但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看起来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少数国家将会继续自由化和民主化；一些国家将会回到压制性的独裁统治。然而，在大多数国家，自由主义民主作为虚拟民主（virtual democracy）这一悖论将反映政治生活的状况。”[8]在评论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的转型时，迈克尔·麦克福尔在2002年认为，在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的28个转型国家中，仅有捷克、波兰等8个进入了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行列，其余的国家或者为独裁统治的阴影所笼罩，或者是某种不稳固的转型体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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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托马斯·卡罗瑟斯悲观地认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实现成功的民主转型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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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些年被认为是“转型国家”的接近100个国家中，只有相对很少的国家——大概不足20个国家——正在朝着通往成功的、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的道路上迈进，或者在民主方面已经取得了某种进步和依然拥有民主化的积极力量。……迄今为止第三波的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实现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或者不能深化他们已经在民主方面取得的进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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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并没有在大部分第三波国家得到充分的巩固，甚至在一些国家出现了逆转。最近有不少学者都认为，一些第三波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崩溃，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国家民主政体极其脆弱，时刻都面临崩溃的危险。拉里·戴蒙德的统计表明，1974—2006年间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总共发生20次民主政体的崩溃，占到所有第三波民主政体数量的1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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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福山宣告历史的终结之时，民主还没有赢得最后的胜利。对第三波国家来说，民主化不仅意味着民主转型，还意味着民主巩固。只有建立巩固的民主制度，才是实现了成功的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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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现代化导致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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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解释民主转型也不例外。目前的民主转型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启动了民主转型而另外一些国家没有？二是启动转型的国家为什么有的实现了民主巩固而另外一些没有？当然，有人还关心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有些民主国家出现了民主政体的崩溃而另外一些国家没有？这类问题是过去几十年政治发展和比较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智力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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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亨廷顿认为大约有27个变量可以解释民主转型。在具体分析第三波民主化时，他认为主要有5个原因：（1）威权政体合法性的削弱；（2）长期经济增长以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教育水平和中产阶级成长的推动；（3）天主教政治立场的转变；（4）美国、苏联外部政策的变化；以及（5）滚雪球或示范效应。[12]但是，他也承认“民主化的原因因地因时而迥异”。尽管如此，很多学者还是试图提出明确的因果理论来解释民主转型。下面将依次介绍几种主要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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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理论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简单地观察这个世界，会得到一个令人深刻的印象：绝大多数富裕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而绝大多数威权国家都是贫穷国家。如果把主要包含人均国民收入、预期寿命和知识水平三个要素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那么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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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个具有最高人类发展指数的独立国家中，仅有新加坡是非民主国家。在40个最发达的国家中，除了新加坡，仅有三个小型石油国家——科威特、巴林和文莱——是非民主国家。除此之外，在50个最发达国家中，还有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非民主国家，但它们都是盛产石油的小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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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者亚当·普沃斯基也指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体出现的可能性之间存在强烈而稳定的关系。他对1950—1990年间每一年一国人均收入的高低和民主政体出现的可能性之间进行数量分析，发现人均收入能够有效预测一国是否是民主政体，其效度达到7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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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的理论研究，最早始于美国政治学者西蒙·马丁·李普塞特1959年的论文《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他认为，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他的观点可以简单总结为：“一个国家越富有，它越有可能维持民主制度。”[15]这一观点被认为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此后，又有很多学者从逻辑或经验的角度验证了这一理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在1999年的一项研究中认为：“如果其他国家变得跟经济发达国家一样富裕，它们就很有可能会成为政治上民主的国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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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经济发展导致民主的理论还是遇到了重大挑战。亨廷顿在1968年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认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仅不能导致政治民主，反而会导致政治不稳定。该书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关于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理论。政治学者吉列尔莫·奥唐奈在1973年的著作《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中认为，向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转型的国家往往不是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而是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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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沃斯基及其合作者在《民主与发展：1950—1990年全球的政治制度与福利》一书中进一步检讨了现代化理论。他们通过模型和数量研究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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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国家更有可能成为民主国家，不是因为民主的出现是威权统治下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是因为民主——无论民主是怎样出现的——在一个富有的社会更有可能存活下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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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经济发展本身并不会导致民主。绝大多数富裕国家是民主国家，仅仅是因为民主在富裕国家更容易存活。这一理论既很好地解释了现实，又对民主的现代化理论构成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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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茨、奥唐奈和施密特等人则从其他的理论视角提出了对现代化理论的质疑。在他们看来，对于民主前提条件的研究是误导性的，因为一国的条件只是设定了政体转型的情境，而政治民主能否出现或存活下去更多地取决于政治精英的战略互动和行为选择。这一观点是对丹克沃特·拉斯托1970年研究的延续，下文还会有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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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验证据上看，民主的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很多特例：世界上既存在长期贫穷却维持了较为稳定民主制度的国家——印度，又存在很富裕的威权国家——新加坡。在1950年到1990年这一时期，普沃斯基等人在《民主与发展》一书中列举了25个人均国民收入超过4000美元的威权政体，但按照现代化理论，这些国家和地区更有可能是民主政体。这就难以以特殊案例作为借口。戴蒙德观察到，1990年以后，贫穷国家当中民主政体的比例有了显著的增长。尽管多数落后国家的民主政体是脆弱的和不稳固的，但数量和比例本身也能说明问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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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论和事实上的挑战促使很多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因果关系。达尔在1971年的《多头政体》中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可能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他认为，存在一个有利于民主转型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理想区间。[19]亨廷顿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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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发生过了。在两者之间有一个政治过渡带；那些处于特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最可能向民主过渡，而且多数向民主过渡的国家也将在这一经济发展水平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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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者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使得李普塞特本人也开始从原有的学术立场上退却了。他后来承认，对于民主转型来说，社会经济条件以外的其他变量，包括政治文化、宗教传统、制度设计、公民社会、法治、政治精英的行为等等，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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