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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个具有最高人类发展指数的独立国家中，仅有新加坡是非民主国家。在40个最发达的国家中，除了新加坡，仅有三个小型石油国家——科威特、巴林和文莱——是非民主国家。除此之外，在50个最发达国家中，还有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非民主国家，但它们都是盛产石油的小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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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者亚当·普沃斯基也指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体出现的可能性之间存在强烈而稳定的关系。他对1950—1990年间每一年一国人均收入的高低和民主政体出现的可能性之间进行数量分析，发现人均收入能够有效预测一国是否是民主政体，其效度达到7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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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的理论研究，最早始于美国政治学者西蒙·马丁·李普塞特1959年的论文《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他认为，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他的观点可以简单总结为：“一个国家越富有，它越有可能维持民主制度。”[15]这一观点被认为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此后，又有很多学者从逻辑或经验的角度验证了这一理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在1999年的一项研究中认为：“如果其他国家变得跟经济发达国家一样富裕，它们就很有可能会成为政治上民主的国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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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经济发展导致民主的理论还是遇到了重大挑战。亨廷顿在1968年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认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仅不能导致政治民主，反而会导致政治不稳定。该书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关于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理论。政治学者吉列尔莫·奥唐奈在1973年的著作《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中认为，向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转型的国家往往不是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而是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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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沃斯基及其合作者在《民主与发展：1950—1990年全球的政治制度与福利》一书中进一步检讨了现代化理论。他们通过模型和数量研究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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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国家更有可能成为民主国家，不是因为民主的出现是威权统治下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是因为民主——无论民主是怎样出现的——在一个富有的社会更有可能存活下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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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经济发展本身并不会导致民主。绝大多数富裕国家是民主国家，仅仅是因为民主在富裕国家更容易存活。这一理论既很好地解释了现实，又对民主的现代化理论构成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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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茨、奥唐奈和施密特等人则从其他的理论视角提出了对现代化理论的质疑。在他们看来，对于民主前提条件的研究是误导性的，因为一国的条件只是设定了政体转型的情境，而政治民主能否出现或存活下去更多地取决于政治精英的战略互动和行为选择。这一观点是对丹克沃特·拉斯托1970年研究的延续，下文还会有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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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验证据上看，民主的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很多特例：世界上既存在长期贫穷却维持了较为稳定民主制度的国家——印度，又存在很富裕的威权国家——新加坡。在1950年到1990年这一时期，普沃斯基等人在《民主与发展》一书中列举了25个人均国民收入超过4000美元的威权政体，但按照现代化理论，这些国家和地区更有可能是民主政体。这就难以以特殊案例作为借口。戴蒙德观察到，1990年以后，贫穷国家当中民主政体的比例有了显著的增长。尽管多数落后国家的民主政体是脆弱的和不稳固的，但数量和比例本身也能说明问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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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论和事实上的挑战促使很多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因果关系。达尔在1971年的《多头政体》中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可能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他认为，存在一个有利于民主转型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理想区间。[19]亨廷顿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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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发生过了。在两者之间有一个政治过渡带；那些处于特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最可能向民主过渡，而且多数向民主过渡的国家也将在这一经济发展水平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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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者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使得李普塞特本人也开始从原有的学术立场上退却了。他后来承认，对于民主转型来说，社会经济条件以外的其他变量，包括政治文化、宗教传统、制度设计、公民社会、法治、政治精英的行为等等，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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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驱动民主转型的阶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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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的阶级与社会结构。关于阶级和民主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是最早的观察者，他发现“平民群众与财富阶级之间时时发生党争”。可见在古希腊，富人和穷人的斗争已经是最基本的政治冲突之一。英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也表明，英国宪政与民主制度的起源，得益于长期存在一个与国王在政治上势均力敌的贵族阶级——贵族就是占有土地的封建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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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视角来分析政治，一般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根据所有权关系和在生产方式中所处位置的不同而把人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并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吉登斯则认为：“在马克思的观念里……阶级关系是政治权力分配的轴心，是政治组织所依赖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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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现代民主起源时，美国政治学者巴林顿·摩尔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比较历史研究。他在1966年的名著《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认为，土地贵族、农民和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的不同角色和力量，决定了政治发展的不同道路。在由传统社会通往现代社会的三条道路中，只有资产阶级强大的国家才有可能建成民主国家。按照摩尔的看法，民主的发展需要五个条件：一是“建立某种均势，避免王权或土地贵族畸轻畸重的局面出现”；二是“向形式适宜的农业商品经济过渡”；三是“削弱土地贵族”；四是“防止建立针对工农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五是“以革命手段粉碎过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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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多年以来的人类政治革命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摩尔的基本观点。这场政治革命的启动以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为标志，经由18世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推动，在19世纪影响到整个欧洲，到20世纪则波及了整个世界。这场革命结束了人类天然地被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观念，把关于自由、宪政和民主的观念带入了政治生活。历史地看，这一政治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同步，因此这一政治革命又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摩尔这一历史宏观理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被称为“一部伟大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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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摩尔的研究也遭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很多学者从方法论、核心论点以及国别案例三个方面对摩尔的研究提出挑战。其中一种典型批评认为，摩尔过于夸大资产阶级对民主的正面作用。艾芙琳·胡贝尔和约翰·斯蒂芬斯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发展存在密切的关系，但在研究了西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政治变迁以后，他们认为：“资产阶级不是像传统上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的、正宗的民主制度的推进者。当它的利益受到来自于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众运动需要的有力挑战时，它会选择威权主义的方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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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一个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一定是虚伪的。理由在于，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是真实的，没有财产的大部分人会团结起来，通过政治手段剥夺有产者的财产。这就是说，当人数更多的无产阶级控制国家力量以后，会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把资产阶级的财产剥夺了。如果这种财产剥夺没有发生，那么资产阶级民主就一定是虚伪的。这个论证逻辑不能说没有瑕疵，但多少有些道理。按照这一逻辑，资产阶级最偏好的是宪政和有限政府，以及宪政和有限政府治理下的自由市场经济，但资产阶级本身对民主并没有特别的偏好。从阶级属性来说，资产阶级拥有那么多财产，有理由恐惧普通人获得普选权后可能会剥夺有产者的财产。当然，到了后来，直接剥夺财产的事情发生得越来越少，但给富人征收高额的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成为一种替代方式。所以，从资产阶级的本意出发，如果有宪政，有有限政府，有自由市场，他们或许宁可不要大众主导的民主政治。其中的微妙，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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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逻辑。非民主国家实际上很少会恪守宪政、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的治理原则；相反，它们经常破坏上述原则。所以，资产阶级尽管未必赞同大众民主，但他们支持威权政体的风险也相当大。所以，资产阶级其实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恐惧：一方面恐惧威权统治者的胡作非为，另一方面恐惧民主政治下工人阶层的再分配政策。按照这一逻辑，资产阶级究竟倾向于支持还是反对民主，取决于他们对这两种恐惧的判断与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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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认为，工人阶级或有组织的工人才是民主转型过程的关键因素。约翰·斯蒂芬斯认为，摩尔的研究“大大低估了民主转型过程中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作用”。[24]有学者认为：“在完全的民主政体获得发展的任何地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都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甚至断言，如果不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争取普选权和其他公民权利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必然是威权主义的”。[25]鲁思·贝琳斯·科利尔则干脆认为，工人阶级是民主和民主化过程中的核心力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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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之初，没有哪个国家的公民是拥有普选权的。当时国家的主要特征是自由主义、立宪主义和公民受限制的选举权。这样的国家显然还不是充分的民主国家。而在早期争取普选权的过程中，欧洲的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发挥了核心作用。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宪章运动恰好证明了工人阶级对民主的推动。1836年6月，“伦敦工人协会”成立，宗旨就是“以各种合法手段使社会上一切阶层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1838年5月，在伦敦工人协会支持下，12人委员会提出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政治文件。其核心内容包括六项要求：年满21岁的男子享有普选权，秘密投票，废除议员财产资格限制，议员支薪，选区平均分配和议会每年改选。宪章运动的核心是工人阶级，形式包括集体请愿、集体签名、大型集会、暴力抵抗等。尽管宪章运动遭到镇压并最后归于失败，但随后英国政治的发展——特别是1867年的选举改革、1884—1885年的选举改革以及1911年实施的议员薪酬制度，逐步实现了宪章运动提出的大部分政治要求。“宪章运动表明工人阶级已成为英国民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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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在不同地区的作用差别较大。总的来说，在南欧和拉美，劳工运动是重要的支持民主的组织化力量。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西班牙，工人阶级是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最重要的反对派。在智利，铜业工人联合会是皮诺切特政体最早的大众反对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的阿根廷，强有力的全国劳工联盟，与人权组织和其他社会集团一起，推动了威权政体的崩溃。这些国家的例子都说明工人阶级对第三波民主化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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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重视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作用之外，还有一个既古老又时髦的观点，即重视中产阶级的力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中产阶级势力足够强大的地方才能“建立一个持久的共和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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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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