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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影响转型的国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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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一国民主转型的国际环境或国际因素。从长时段来看，国际因素可能是推动世界上多数国家向民主转型的最重要因素。今日的国际经济体系、世界政治格局和全球意识形态，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欧文明在过去500年的崛起和扩张所塑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性的民主革命不过是全球化和全球秩序重建的一部分。在过去，新航路和美洲的发现、工业革命和技术的扩展、跨国贸易和商业活动的兴起、殖民主义和反殖民化、西方世界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都以不同方式塑造着国际体系，并对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政治产生巨大的冲击。二战以后全球化加速，几乎所有国家都被深刻地卷入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体系之中，国际因素的影响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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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德认为，国际因素对民主和民主转型具有巨大影响，他用简要的计算说明了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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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1990年被自由之家评级为“自由”的61个独立国家，其中30个国家——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制度可以追溯到摆脱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过程。另外的12个国家现今的民主制度起源于二战中盟军方面的胜利。还有13个国家从保守威权主义向民主的转型发生在1973年之后（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国，而美国过去以冷战为理由使它们的非民主统治具有合法性）。这样，在61个国家中只剩下6个国家其民主制度既不是起源于反殖民化，也不是起源于二战，也不是起源于近期冷战的消退。……到1995年1月为止，自由之家的“自由”国家名单中又增加了15个，总数达76个。而这15个中有9个位于中东欧地区。这一组国家反映的是苏联的解体。[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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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71年，达尔就注意到了国际因素的重要影响，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永远不会完全掌握在它自己的人民手里。……每个国家都是在与他国共处的环境中生存的。”亨廷顿则认为：“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也许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对于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来说，其作用机制主要是两种。第一种是重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外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梵蒂冈、欧洲共同体（欧盟）、美国和前苏联的做法。另一种是邻近国家民主转型的示范效应或“滚雪球效应”。“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民主化，这会鼓励其他国家的民主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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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林茨和李普塞特认为：“国家政治体制和政体变迁受到一系列国际因素的影响，包括殖民统治、外国干预、文化扩散和国外的示范效应。”[43]巴巴拉·魏奈特则对影响民主的国内发展因素和国际扩散因素作了系统的、跨越两个世纪的比较研究。她认为：“当单独评估时，（国内的）发展指标对于民主来说是强有力的预测指标。但是，当（国际的）扩散变量考虑进来以后，发展指标的预测效力就大大下降了。”这项研究意味着国际扩散因素是民主更有效的预测指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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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国际因素是通过何种机制起作用的呢？怀特海德归纳总结出三种机制，它们分别是：（1）传染（Contagion），即民主经验不借助强制力的扩散；（2）控制（Control），即一国借助强制力或约束力对另一国民主的推动；（3）同意（Consent），这是国际力量通过与国内集团的一系列复杂互动产生影响的一个过程。[45]施密特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还有第四种机制：（4）制约（Conditionality），即国家或国际组织通过审慎地使用强制力和讨价还价推动一国的民主。施密特把以上的四种机制做了类型区分，请参阅表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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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国际因素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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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前，民主转型被认为是国内因素驱动的，而国际因素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但如今，几乎所有政治学者都认为，国际因素对于民主转型和巩固有着重要影响。尽管如此，戴蒙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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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些因为外国军事干预缔造民主的国家以外——比如1983年的格林纳达和1989年的巴拿马，外部因素不是决定性的。即使在那些国际武力干预的国家，如果没有对民主的国内支持，民主也无法长期存活。以1994年的海地为例，迫在眉睫的武装干预帮助摧垮了海地的军人政权，但该国随后又回到了威权主义统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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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国际因素的影响也是相当不确定的。卡琳·冯·希佩尔研究了冷战以后美国对巴拿马、索马里、海地和波斯尼亚等国的军事干预后认为，想通过军事干预方式建立民主制度和新的国家的理念是一种“危险的傲慢”。希佩尔还引用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官员安东尼·莱克的话说，美国并不能靠美国人的力量重建另外的一个国家，美国能做的最多是帮助一个国家靠他们本身的力量重建自己的国家。[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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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国际因素的另一个挑战是，国际因素比较接近的同一地区国家的民主转型和民主绩效的差别非常之大。拿南美洲和东欧来说，主要大国、重要国际组织对这两个地区不同国家的政策是比较接近的，民主化扩散效应的影响也比较接近，但是这两个地区的国家在民主转型和民主绩效上的差别非常大。由此看来，这些国家的国内因素才是民主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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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转型政治中的精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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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理论关注的是民主转型过程中政治行动者的行为。上述的四种理论重视的是国内外的结构性因素。也就是说，民主转型和巩固需要以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条件作为前提，而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地实现民主转型和巩固关键取决于这些“结构性因素”。这里的第五种理论强调的是民主转型和巩固的“过程性因素”。或者说，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民主转型和巩固取决于该国政治转型的过程，特别是民主转型过程中政治精英的政治行为、战略选择和政治互动。这一理论视角现在也被称为“转型研究”或“转型学”（transi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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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四种理论是结构主义的，那么这里要介绍的是民主转型的能动理论。两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对民主转型过程中结构性因素和能动性因素看法的差异。后者认为，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有几个明显的弱点。一是带有决定论的色彩，认为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和国际因素能够决定政治结果，而忽视政治行为者的作用。普沃斯基批评道：“在这种论证中，结果是由条件单方面决定的，人们什么也不做，历史还是会这样发展。”二是结构主义关注长期的历史变迁，无法很好地解释民主转型或政治变革发生的时机。三是结构主义范式更多是功能性的，而不是发生学的。正是这些不足为转型范式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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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研究起源于丹尼沃克·拉斯托1970年的一篇论文《向民主转型：一个动态模型》。[49]作为现代化理论、政治文化理论和社会政治结构理论的批评者，他认为关键不在于解释民主制度如何能得以维持，而在于解释民主是如何产生的，因而发生学的研究更重要。他认为社会经济条件并不能单方面决定政治，政治冲突或结盟的模式是任何政治制度的中心特征，而政治选择是政治过程的中心问题。他认为，民主的产生有一个背景条件和三个阶段，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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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条件：民族统一（national unity），即国家本身是一个没有争议的政治共同体。而这是民主能产生的唯一前提条件，没有别的任何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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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备阶段：这一阶段存在长期的和难以解决的政治斗争，民主常常不是事先的设计，而是作为一种解决政治冲突的程序和制度而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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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决策阶段：这一阶段一系列政治力量进行互动，作出政治选择和达成妥协。政治家、军人和社会精英往往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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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适应阶段：这一阶段政治家和全体选民要习惯和适应民主的政治规则，不仅把民主作为一种竞争公职的制度，也作为解决冲突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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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托认为，民主的产生是一个动态政治过程的结果。在此之后，比较民主化的两项大型研究使转型范式日益流行。林茨和斯泰潘在1978年主持的研究《民主政体的崩溃》中认为，结构性环境条件越是不利，民主的生存就越需要高超的、创造性的、富有勇气的和忠于民主的政治领导力。即使障碍是巨大的，民主的崩溃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领导无力、决策频频出错，民主崩溃就会加速。[50]奥唐奈和施密特1986年主持的研究《从威权统治转型》也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他们把政治行为者分为四类：执政集团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反对阵营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他们通过“考察威权政体领导人和民主反对派之间的互动、协定和交易来关注民主化过程本身”。他们强调，“成功的转型取决于政治精英之间的协议”，因此，“高超的领导力”是成功民主转型的关键。[51]转型研究的很多学者还关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转型模式。他们一般倾向于从政治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政治精英内部当权派和反对派的关系以及转型过程的激进程度等来区分不同的转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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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更重视政治精英的力量，他把政治精英区分为当权派和反对派，他最关心以下三项关键的政治互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互动，执政联盟中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互动以及反对派阵营中的温和派和极端主义者之间的互动。”他根据这三种互动关系的不同，区分出三种不同的转型模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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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transformation）：执政联盟中的改革派主导的政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