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93675
1703293676
1703293677
20世纪90年代以前，民主转型被认为是国内因素驱动的，而国际因素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但如今，几乎所有政治学者都认为，国际因素对于民主转型和巩固有着重要影响。尽管如此，戴蒙德认为：
1703293678
1703293679
除了那些因为外国军事干预缔造民主的国家以外——比如1983年的格林纳达和1989年的巴拿马，外部因素不是决定性的。即使在那些国际武力干预的国家，如果没有对民主的国内支持，民主也无法长期存活。以1994年的海地为例，迫在眉睫的武装干预帮助摧垮了海地的军人政权，但该国随后又回到了威权主义统治。[47]
1703293680
1703293681
由此看来，国际因素的影响也是相当不确定的。卡琳·冯·希佩尔研究了冷战以后美国对巴拿马、索马里、海地和波斯尼亚等国的军事干预后认为，想通过军事干预方式建立民主制度和新的国家的理念是一种“危险的傲慢”。希佩尔还引用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官员安东尼·莱克的话说，美国并不能靠美国人的力量重建另外的一个国家，美国能做的最多是帮助一个国家靠他们本身的力量重建自己的国家。[48]
1703293682
1703293683
强调国际因素的另一个挑战是，国际因素比较接近的同一地区国家的民主转型和民主绩效的差别非常之大。拿南美洲和东欧来说，主要大国、重要国际组织对这两个地区不同国家的政策是比较接近的，民主化扩散效应的影响也比较接近，但是这两个地区的国家在民主转型和民主绩效上的差别非常大。由此看来，这些国家的国内因素才是民主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
1703293684
1703293685
政治学通识 [:1703290462]
1703293686
8.8 转型政治中的精英行为
1703293687
1703293688
第五种理论关注的是民主转型过程中政治行动者的行为。上述的四种理论重视的是国内外的结构性因素。也就是说，民主转型和巩固需要以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条件作为前提，而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地实现民主转型和巩固关键取决于这些“结构性因素”。这里的第五种理论强调的是民主转型和巩固的“过程性因素”。或者说，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民主转型和巩固取决于该国政治转型的过程，特别是民主转型过程中政治精英的政治行为、战略选择和政治互动。这一理论视角现在也被称为“转型研究”或“转型学”（transitology）。
1703293689
1703293690
如果说前四种理论是结构主义的，那么这里要介绍的是民主转型的能动理论。两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对民主转型过程中结构性因素和能动性因素看法的差异。后者认为，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有几个明显的弱点。一是带有决定论的色彩，认为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和国际因素能够决定政治结果，而忽视政治行为者的作用。普沃斯基批评道：“在这种论证中，结果是由条件单方面决定的，人们什么也不做，历史还是会这样发展。”二是结构主义关注长期的历史变迁，无法很好地解释民主转型或政治变革发生的时机。三是结构主义范式更多是功能性的，而不是发生学的。正是这些不足为转型范式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1703293691
1703293692
转型研究起源于丹尼沃克·拉斯托1970年的一篇论文《向民主转型：一个动态模型》。[49]作为现代化理论、政治文化理论和社会政治结构理论的批评者，他认为关键不在于解释民主制度如何能得以维持，而在于解释民主是如何产生的，因而发生学的研究更重要。他认为社会经济条件并不能单方面决定政治，政治冲突或结盟的模式是任何政治制度的中心特征，而政治选择是政治过程的中心问题。他认为，民主的产生有一个背景条件和三个阶段，分别是：
1703293693
1703293694
（1）背景条件：民族统一（national unity），即国家本身是一个没有争议的政治共同体。而这是民主能产生的唯一前提条件，没有别的任何前提条件。
1703293695
1703293696
（2）准备阶段：这一阶段存在长期的和难以解决的政治斗争，民主常常不是事先的设计，而是作为一种解决政治冲突的程序和制度而兴起的。
1703293697
1703293698
（3）决策阶段：这一阶段一系列政治力量进行互动，作出政治选择和达成妥协。政治家、军人和社会精英往往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
1703293699
1703293700
（4）适应阶段：这一阶段政治家和全体选民要习惯和适应民主的政治规则，不仅把民主作为一种竞争公职的制度，也作为解决冲突的制度。
1703293701
1703293702
拉斯托认为，民主的产生是一个动态政治过程的结果。在此之后，比较民主化的两项大型研究使转型范式日益流行。林茨和斯泰潘在1978年主持的研究《民主政体的崩溃》中认为，结构性环境条件越是不利，民主的生存就越需要高超的、创造性的、富有勇气的和忠于民主的政治领导力。即使障碍是巨大的，民主的崩溃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领导无力、决策频频出错，民主崩溃就会加速。[50]奥唐奈和施密特1986年主持的研究《从威权统治转型》也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他们把政治行为者分为四类：执政集团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反对阵营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他们通过“考察威权政体领导人和民主反对派之间的互动、协定和交易来关注民主化过程本身”。他们强调，“成功的转型取决于政治精英之间的协议”，因此，“高超的领导力”是成功民主转型的关键。[51]转型研究的很多学者还关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转型模式。他们一般倾向于从政治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政治精英内部当权派和反对派的关系以及转型过程的激进程度等来区分不同的转型模式。
1703293703
1703293704
亨廷顿更重视政治精英的力量，他把政治精英区分为当权派和反对派，他最关心以下三项关键的政治互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互动，执政联盟中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互动以及反对派阵营中的温和派和极端主义者之间的互动。”他根据这三种互动关系的不同，区分出三种不同的转型模式：[52]
1703293705
1703293706
（1）改革（transformation）：执政联盟中的改革派主导的政治转型；
1703293707
1703293708
（2）置换（replacement）：威权政体垮台后反对派主导的政治转型；
1703293709
1703293710
（3）移转（transplacement）：执政联盟被迫与反对派谈判启动的政治转型。
1703293711
1703293712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杰拉尔多·芒克和卡罗尔·莱夫在研究南美和东欧国家的转型后认为，政治转型存在路径依赖，正是转型过程决定了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前景。他们根据“在位精英—反对派精英”的主导权，以及两者之间“对抗—吸纳”关系，区分了几种不同的转型模式，请参见图8.1。[53]
1703293713
1703293714
1703293715
1703293716
1703293717
图8.1 转型模式：南美和东欧国家的案例
1703293718
1703293719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转型研究是民主化研究领域的主流范式。甚至连李普塞特都认为：“民主是成功还是失败，将继续主要取决于政治领导人和领导集团的选择、行为和决策。”
1703293720
1703293721
尽管如此，这种理论的缺陷是明显的。有学者批评这种理论过于精英主义、过于经验主义、惟意志论和短期化倾向。过于精英主义，往往会忽视大众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行为；过于经验主义，容易把主要由南美和东欧转型过程研究的结论普遍化；惟意志论往往会过分强调政治精英的主动选择而忽视转型国家客观的经济社会条件；短期化倾向往往过分重视短期政治变迁而忽视一个国家的长期因素。
1703293722
1703293723
托马斯·卡洛苏则更是认为，转型研究范式的若干核心假定是错误的，包括把转型理解为一定是向民主转型，民主转型有一系列确定的阶段和次序，民主政体主要就是选举，转型国家的经济水平、政治史、制度遗产、族群构成、社会文化传统和其他结构性特征并不重要，转型国家不需要面对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问题等等。因此，他认为民主转型范式已经终结。[54]
1703293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