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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威权政体不同，极权政体是一种高度动员的政体类型，所以该政体下政治参与程度是很高的。但这未必就是好事。比如，在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政治参与程度就非常高。今天留下的历史档案和影像资料显示，希特勒可以在一个10万人的政治集会上做演讲，下面的听众表现极其亢奋，很多人的表现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政治参与的特点是高度的组织化。希特勒和纳粹党通过政党与政治团体的方式把大量的普通民众组织起来，使其卷入高度参与的政治过程。极权政体下的政治参与，往往与改造社会有关。比如，希特勒一直主张雅利安人的种族优势，犹太人应该被消灭掉，让德国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国家——诸如此类的种族主义理论。然而，极权政体下的高度政治动员和高度政治参与的做法，实际上不过是为了展示统治者的权力而已。极权政体的特点是存在着受到政府或政党严格控制的高度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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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投票与选举权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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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就是选举投票。民主政体下的公民通过投票来选择反映自己政治偏好的政治家，投票是公民控制政府和落实问责制的基本形式。在选举中，一边是候选人或政治家，另一边是选民。理论上讲，政治家的政策应该反映选民的政治偏好。换言之，政治家通过给选民提供符合其政治偏好的政策，来换取选民的投票支持。上文已提及，《民主的经济理论》作者安东尼·唐斯把政治家视为厂商，把选民视为消费者，政治家在政治市场上通过提供适宜的政策来获得选民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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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市场上，消费者通常用脚投票来改变厂商。比如，有人长期使用某品牌的牙膏，后来他发现这个品牌的牙膏不够好，或者他发现了更好用的牙膏品牌，就开始换用另一品牌的牙膏。这就是消费者的一种选择。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过程，消费者给厂商制造了压力：如果你的产品质量不够好或性价比不高的话，我随时会用脚投票。其实，政治的机制也一样。如果选民发现当选政治家的政策没有反映自己的政治偏好，选民在下一次投票中就有可能抛弃这位政治家。大家应该很清楚，政治上的问责制如果不采用这种投票形式的话，是很难操作的。有些政治家自称衷心服务于公众利益。但问题是，谁来评判他是否服务于公众利益呢？如果多数人不满意，可以把他选下去吗？只有通过这样一种选择机制，问责制才能得以落实。因此，没有选择权的问责制不大可能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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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政治参与中的投票行为和普选权，还要对此做一个简要的历史考察。人类近代民主的雏形，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种有财产资格或教育资格限制的选举权。换句话说，近代早期的民主是有钱人的民主或受教育者的民主。“议会之母”英国最早就走过这样的道路，很多其他国家也走过这样的道路。比如，你的财产要达到多少标准，或你的纳税要达到多少标准，你才能享有这种投票权。当然，一些国家还有教育资格或识字资格的限制。那么，其中的逻辑是什么呢？最早的逻辑并非财产歧视，而是在于一种理论主张——只有有财产的人才会对这个社会承担起责任。如果财产跟社会直接挂钩的一个形式是纳税的话，那么只有一个纳税的人才会对社会负担起实际的责任。所以，只有这样的人，社会才应该赋予他们投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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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听这个主张，马上就会提出质疑。因为这个主张跟现代民主理念——一人一票准则——是有冲突的。但是，大家应该了解这个主张背后的逻辑。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不少保守主义者或保守的自由派们担心，如果没有收入者也能获得投票权，这意味着可能赋予了他们通过政治手段对有产者进行剥夺的权利。比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就把通过多数投票方式制定的累进所得税政策视为“不负责任”的“温和的抢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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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教育资格的限制，过去也有一些国家是这样做的，比如20世纪早期的智利。这种限制的主要考虑是一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或技艺。这一主张的逻辑可以在柏拉图那里找到最早的论述。柏拉图曾说：“统治是一项专门的技艺。”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参与政治，参与政治的人应该有起码的知识与技能，否则可能会造成很多问题。当然，这个说法一定会引起争议，但大家最好了解这种主张背后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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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实的历史过程看，最早关于投票权的观念就是这样。后来，西方社会经历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变化，投票权的财产资格和教育资格限制逐步降低，直到最后完全取消。但是，即便如此，一开始普选权仅限于成年男性公民。后来，欧洲国家又经历了主张女性普选权的男女平权运动。在英国，这个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后。特别是一战以后，英国妇女协会等组织开始努力争取妇女的投票权。从20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英国成年女性陆续获得了跟男性公民一样的投票权。此外，一些国家的某些历史阶段上，选举资格还有族群或种族身份的限制。比如，在美国和南非，黑人或有色人种的投票权最初是受到限制的，后来这些限制条件也取消了。因此，总的来说，普选权从19世纪到20世纪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一开始是财产较多或与教育程度较高的成年男性公民拥有投票权，后来经历了财产与教育资格逐步取消，随后普选权又扩展至成年女性公民及少数族群公民。这样，到了20世纪晚期，民主国家的基本投票权安排就是以成年公民为惟一条件的一人一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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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醒的是，选举权的普及并不是通过一个和谐而顺畅的过程来实现的。相反，这一过程中包括了大量的政治冲突、社会运动和暴力现象。一个经典案例就是英国的宪章运动。[2]大概在19世纪早期，英国已经率先成为一个符合宪政与法治标准、少数公民拥有投票权的国家。后来，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民众政治意识的觉醒，宪章运动开始兴起。宪章运动是一场普通劳动阶层要求政治改革的社会运动，起源于1838年5月8日公布的《人民宪章》，一直持续到1848年的欧洲革命，历时十年之久。作为宪章运动的政治纲领，《人民宪章》由六个政治主张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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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岁以上男子享有普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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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区大小人数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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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举由秘密投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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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取消参选财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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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给予议员年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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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进行每年一度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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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接政治后果来看，英国宪章运动并没有成功。但倘若进行更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人民宪章》上述6条要求中的5条在主要发达国家均已实现，而惟有第6条“进行每年一度选举”未被采纳。当然，由于技术性问题，第2条“选区大小人数平等”难以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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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法国普选史的研究中，皮埃尔·罗桑瓦龙认为，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到19世纪晚期、再到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变迁中，其投票权经历了“有产公民模式”到成年男子普选权，再到包括妇女在内的成年公民“一人一票”的演进。罗桑瓦龙说，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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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历史交织在一起。首先是法律和制度史，其次是认识论的历史，而第三则是文化史。……历史的这一部分并非一种平铺直叙的征服史。实际上在其起点上，也就是说法国大革命期间普遍选举即已在原则上得到认可，但随即遭到严厉的质疑。这一历史伴随着重新怀疑与大倒退的终结而止住了脚步。人们在这方面应当记住以下年代或日期：首先是1848年，正是在这一年里，纳税选举时期宣告终止，普遍性原则在去除了大革命时期的模棱两可后得到重新表达；其次是1851年12月2日，正是在这一天，1850年5月31日所颁布的邪恶的法律被以某种方式废除；最后是1875年11月30日，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在这一天的通过最终巩固了这些成果，并由此标志着对普遍选举的一种庄重的确认。但是，选举的法律史也被纳入到一种人类学的视野，即一种个人社会实现的视野之中。它发端于团体不再被作为政治代表的基础的18世纪，并因1944年法国妇女投票的通过得以延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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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看似轻描淡写的文字实际上掩饰不住法国人为争取普选权所经历了长期、复杂的政治斗争过程。当然，这一政治过程的背景是从18到20世纪欧洲经济社会条件和人们精神世界的重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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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独自打保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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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政治冷漠。政治冷漠泛指公民的“政治不参与”，表现为公民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参与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应该说，每一个社会都存在为数不少的政治冷漠者群体，这是正常现象。然而，令人担心的是很多成熟民主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投票率持续下降的情形。从最近几年国会议员选举的投票率来看，美国大概只有54%，印度是58%，日本是71%，英国是76%，法国是76%，芬兰是78%。这意味着美国大约有四成五的选民是不参加国会议员选举投票的，日本、英国和法国也有二成多的选民不参加国会议员选举。由此看来，在成熟民主国家，部分选民的政治冷漠是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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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成熟民主国家的投票率那么低呢？造成政治冷漠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关于这一问题，存在很多不同的理论解释。比如，理性选择理论强调，不少比例的选民不参加投票是其理性决策的结果。选民参加投票通常需要支付成本——比如参加投票的时间和交通费用等，但一张选票通常并不会改变选举结果，其边际影响微乎其微。所以，经过理性考虑，选民决定不参加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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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冷漠的政治文化理论则强调民主精神与公民文化的衰退。也就是说，人们从价值观和信念上更少关心公共事务了。这也是很多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关于政治冷漠与参与弱化的政治文化研究，首推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2000年出版的热门作品《独自打保龄》，该书的主题是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另一种说法是美国社会公民政治的衰退。帕特南在这本著作中这样描述美国社会发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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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有62.8%达到投票年龄的美国人去投票站投票，在肯尼迪与尼克松之间做出选择。在经历数十年的下滑后，1996年仅有48.9%的美国人在比尔·克林顿、鲍伯·多尔和罗斯·佩罗之间做出选择，这几乎接近20世纪最低的投票率。总统竞选的参与程度在过去36年间下降了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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