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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的观念有三个主要要素。其一是由一套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社会的自主性机构组成的，有别于家庭、家族、地域或国家的一部分社会。其二，这一部分社会在它自身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系列特定关系以及一套独特的机构或制度，得以保障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其三是一整套广泛传播的文明的抑或市民的风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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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界对公民社会的精确定义存在争议，但很多人认同公民社会存在着若干主要特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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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特征是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自主性。公民社会跟私人领域有关，独立于国家权力和国家控制，因而具有充分的自主性。这也意味着，如果大量社会团体是被国家权力控制的，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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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特征是公民社会具有比较强的组织性。公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以各种社会团体的形式呈现出来，特别是经常提及的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既不从属于政府部门，又不从属于企业机构。足球协会、慈善救助会、女童子军、少数族裔文化促进会、动物保护协会等等，就是典型的公民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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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征是公民社会看上去属于私人领域，但它又有一定的公共性。公民社会的很多社团都会积极介入到公共领域中，它们试图影响政治社会。比如，很多NGO或NPO的存在，就是要影响政治社会。环保组织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推动政府立法和政策的改变，它并非纯粹地停留在私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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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特征是公民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集体行动，而社会运动是集体行动的一种方式。公民社会，其实是社会运动存在的一种有利空间。公民社会则借助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更有效地影响到政治社会和公共政策。由于其较高的组织化程度，公民社会往往比个人更能影响政治社会与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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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很多人关注公民社会与民主或公共治理之间的关系。很明显，公民社会的发达有利于公民自治能力的发展。这意味着公民获得了独立于国家或政府的组织化的参与方式，因而有利于塑造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反之，则不利于塑造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公民社会越发达，就越有利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越不发达，就越不利于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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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戴维·赫尔德的观点，能否重新构建有效的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得以有效运转的关键。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赫尔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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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民主要想繁荣，就必须被重新看作一个双重的现象：一方面，它牵涉到国家权力的改造；另一方面，它牵涉到市民社会的重新建构。只有认识到一个双重民主化过程的必然性，自治原则才能得以确定：所谓双重民主化即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互相依赖着进行的转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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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在《第三波》中也认为，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多元化和强大的中介团体的兴起，是很多国家民主化重要而有利的因素。在评价儒教是民主转型的阻碍因素时，他这样说：“儒家社会缺乏反对国家的权利传统。……最为重要的是，儒教把社会和国家合二为一，而且并不认可自治性的社会机构在全国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合法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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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戴蒙德在评述第三波民主化发展的著作《民主的精神》中，高度评价了公民社会对民主转型与巩固的积极作用。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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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民社会之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成长，以及它们的能力、资源、自主性和主动性的增强——所有这些能够极大地改变权力的平衡……曾经轻松地处于主导和控制地位的威权政府被迫处于防守地位。……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上述独立组织的能力和数量的提升才是民主真正的本土根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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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固然会影响政体运转与转型，而另一面是政体类型亦会影响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总的来说，在民主政体下可能更有可能发展出一种自主的市民社会。在威权政体下，市民社会即便存在，其主要影响应该被控制在非政治领域；如果市民社会——特别是强大的公民社团组织——想要介入政治领域的话，通常会受到压制。否则，公民社会的兴盛就可能会对威权统治的合法性构成挑战。对于极权和后极权社会来说，它们更容易采用的方式是，通过政府、政党或协会等手段来控制原本属于市民社会的组织。这样，在这类社会中，好像存在为数众多的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但实际上这些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政治权力所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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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发育健全的市民社会有利于民主的运转和巩固，但非民主政体又往往不利于健全的市民社会的成长，这就使得两者的关系陷入了某种困境。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如何打破既有的政治循环？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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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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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罗桑瓦龙：《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吕一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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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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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94104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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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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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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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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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苏公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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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皮埃尔·罗桑瓦龙：《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吕一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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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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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节多处引用梭罗的文字，参见亨利·大卫·梭罗：《公民不服从》，载于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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