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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托克维尔在书中发出了民主进步的宣言。尽管上述内容占了《论美国的民主》的很大篇幅，但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考察的起点却是美国的乡镇组织，对乡镇的考察是他美国之行的第一站，托克维尔之所以首先考察美国的乡镇，一方面是由于乡镇是一种最自然的人类组织状态，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乡镇，而且乡镇的组织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制度状况的基础；另一方面，按照托克维尔自己的看法，乡镇自由是“在各种自由中最难实现的”，因为它“最容易受到国家政权的侵犯”，乡镇组织“绝对斗不过庞大的中央政府”。所以，由乡镇组织的状况可以想见国家制度的状况，由乡镇人民的自由程度可以想见一国人民的自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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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问题上，托克维尔发现了与他的祖国完全不同的情况，因为他在美国找到了乡镇自由。相比之下，“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中，可以说知道乡镇自由的国家连一个都没有”。但是，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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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却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机体内部的专制迟早会重新冒出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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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美国，乡镇的人口规模大约在两三千人，相当于现今中国一个村的规模。立法与行政工作几乎完全是在被统治者面前完成的，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乡镇实行的是直接民主，没有乡镇议会。在任命行政官员后，由选举团对他们进行全面的领导，工作程序非常简便。而乡镇的行政官员都要按照本镇居民事先通过的规则办事。但是，他们若想对既定的事项作出更改，或希望拟办一项新的事业，那么这些官员就要请示他们权力的授予者。比如，他们打算创办一所新的学校。出现这种情况，几位行政委员就要找一个日子，在事先确定的地方召集全体选民大会。在大会上，由行政委员提出具体的事项，然后由大会对所有问题进行讨论和表决，确定办事规则、地点及经费的筹集等等，然后交由行政委员去执行。因此，托克维尔在美国时，他看到乡镇自治的美妙图景，这使他感到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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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信奉这样的观念：个人是本身利益的最好的和唯一的裁判者。这一观念不仅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它还直接作用于美国的乡镇制度和其他政治制度。在托克维尔看来，“从对中央政府的关系来说，整个乡镇亦如其他行政区一样，也像是一个个人来行使自己的权利。”“乡镇在只与其本身有关的一切事物上仍然是独立的。”托克维尔认为，独立、自治与有权是美国乡镇组织的一般状况，乡镇是自由的，从而乡镇的人民能享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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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美国人能够安享乡镇自由呢？这与美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但这更离不开美国的民情。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在美国，乡镇不仅有自己的制度，而且有支持和鼓励这种制度的乡镇精神。”所谓乡镇精神，大体是说乡镇居民对本地公共事务的参与、决定以及对乡镇的依恋、热爱。托克维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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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的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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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乡镇生活可以说每时每刻都与自己休戚相关，每天每日都在通过履行一项义务或行使一项权利而实现。“这样的乡镇生活，使社会产生了一种勇往直前而又不致打乱社会秩序的稳步运动。”正是美国居民对乡镇事务的参与和热爱，造就了新英格兰幸福甜美的乡镇生活。正是乡镇精神成了美国民主的灵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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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政治，很多国家的民众首先想到的是权力，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权利；讲到政府，很多国家的民众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应该做好事，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可能做坏事。对于权利与服从的关系，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的政治观念也是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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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们能够确定什么是跋扈和暴政，正是权利观念。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地表现出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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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在书中总结道，对于维护美国的民主政体，“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这里的民情，当然是指政治文化。因此，如果不是乡镇精神，即便有联邦宪法与三权分立，美国人也恐难享有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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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阿尔蒙德与公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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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作为一位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他研究美国政治文化是基于经验观察。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的重要贡献则是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引入了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的方法。阿尔蒙德和维巴从1957年到1962年对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个国家的公民政治态度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完成约5000份问卷，平均每个国家约1000份。他们的基本方法是调查问卷和面谈，然后对调查数据做简单的量化分析，进行跨国比较。熟悉20世纪中叶政治学趋势的读者会知道，这项研究受到了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当时的美国政治学者在选举和投票研究中开始使用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他们的研究成果《公民文化》于1963年出版，很快获得声誉并成为学术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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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之所以重要，在阿尔蒙德和维巴看来，政治文化是微观的政治和宏观的政治之间的连接纽带。通过研究政治文化，特别是从微观层次上观察公民个体的政治行为、信念与倾向，可以发掘出一个国家民主或不民主这一宏观政治现象的成因。他们认为，可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从微观的个体行为到宏观的政治现象之间的机制。换句话说，这些个体拥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会影响到民主政体能否维系或实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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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首先区分出了政治文化的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种是村民文化（parochial culture）。这里的村民概念，强调的是他们的活动范围和视野都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之内。他们从小生活在自己的家乡，也只关心极小范围内的一些事情。通常来说，这是一种比较原始落后的生活状态所塑造的政治文化。第二种是臣民文化（subject culture）。这种文化的直接表现是政治上比较消极，这些人认为普通民众是无力影响政治的，他们具有更好的服从权威的意识。第三种是参与者文化（participant culture）。这种文化强调公民意识，这些人关心政治，正如美国新英格兰的乡镇居民一般。他们通常是政治积极分子，希望参与政治，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改善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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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有利于民主政体的稳定呢？他们认为是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参与者文化、臣民文化和村民文化三者的混合。阿尔蒙德认为，公民文化有时明显地包含着互相矛盾的诸种政治态度，但这似乎特别适合于民主政治系统，原因在于民主政治系统也是一种矛盾的混合体。简单地说，身为民主政体下的公民，理想状态应该是：该参与的时候就要参与，该服从的时候就要服从；该积极的时候就要积极，该消极的时候就要消极。当公民文化把这三种东西结合起来时，最有利于民主政体的维系和稳定。阿尔蒙德这样论述具有混合特质的公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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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被保留的较传统的态度和参与者取向相融合的时候，便导致了一种平衡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既存在着政治的积极性、政治卷入和理性，但又为消极性、传统性和对村民价值的责任心所平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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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民主政体下的公民需要平衡好积极与消极、卷入政治又不高度卷入政治、追求政治影响又懂得服从权威之间的关系。有些民主国家在特定事件中，会出现大量公民热衷政治参与，政治动员程度极高，甚至多数公民在政治上异常亢奋的状态。但这种状态对民主政体的稳定很难说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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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个相反的例子。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跟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非常接近，有人试图重新清点选票，但最后由法院判决小布什胜出，从而使其赢得总统大选。戈尔本人和民主党选民都深感遗憾，但他们都能平静地接受这一司法判决和选举结果。假如这一政治事件发生在泰国，将会发生什么呢？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反对派的政治力量会不断地游行示威，抗议选举结果，要求当选执政党或总理下台，甚至会发展到占领街道、交通枢纽乃至政府机构。过去十年中，这种政治秀在泰国已上演多次，直至最后发生军事政变。所以，阿尔蒙德这样说：“民主政治中的公民要求寻求相对立的矛盾的目标：他必须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卷入的，也是不太卷入的；有影响力的，也是服从的。”阿尔蒙德等人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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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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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国家来说，这种结论略显悲观。这意味着，除非政治文化倾向于支持民主政体，否则民主获得成功的机会很小。当然，这种观点也充满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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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蒙德与维巴出版《公民文化》之后，罗伯特·达尔在其名著《多头政体》中用一章来专门讨论：多头政体能否维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积极分子的信念。按照他的逻辑，政治信念会影响行动，政治行动会影响到政体维系的机会。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政治精英们的政治信念和价值观会影响该国政体的稳定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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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建国历程可以说明政治精英信念对构建和维系民主政体的重要性。独立战争后期，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与英国作战正酣。有一位名叫尼古拉斯的军官给华盛顿写信。信的大意是说：共和政体对战事多有不利，您既然已经领导大陆军，不如做我们的国王。尼古拉斯建议实行君主制，并宣称效忠于华盛顿。华盛顿写了一封回信给尼古拉斯，大意是说：对尼古拉斯上校的这封信表示“深恶痛绝，斥之为大逆不道”，并把实行帝制视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若“以国家为念”，就应该“务请排除这一类谬念，勿再任其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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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关头，华盛顿领导了一场为期数年的独立战争，他领导着军队，并在整个北美殖民地拥有崇高的威望。他会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控制军队、控制政治并进而控制整个国家吗？他会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自立为王并成为独裁者吗？从全球经验来看，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比如，拉丁美洲就不乏这样的案例，拉美独立运动中的很多英雄或领袖人物最后都成了独裁者。但是，华盛顿的回信说明，他是一个君主政体的坚定反对者。所以，特别是在政治转型的关头，一些重要政治领袖或政治精英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个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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