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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国家来说，这种结论略显悲观。这意味着，除非政治文化倾向于支持民主政体，否则民主获得成功的机会很小。当然，这种观点也充满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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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蒙德与维巴出版《公民文化》之后，罗伯特·达尔在其名著《多头政体》中用一章来专门讨论：多头政体能否维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积极分子的信念。按照他的逻辑，政治信念会影响行动，政治行动会影响到政体维系的机会。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政治精英们的政治信念和价值观会影响该国政体的稳定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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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建国历程可以说明政治精英信念对构建和维系民主政体的重要性。独立战争后期，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与英国作战正酣。有一位名叫尼古拉斯的军官给华盛顿写信。信的大意是说：共和政体对战事多有不利，您既然已经领导大陆军，不如做我们的国王。尼古拉斯建议实行君主制，并宣称效忠于华盛顿。华盛顿写了一封回信给尼古拉斯，大意是说：对尼古拉斯上校的这封信表示“深恶痛绝，斥之为大逆不道”，并把实行帝制视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若“以国家为念”，就应该“务请排除这一类谬念，勿再任其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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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关头，华盛顿领导了一场为期数年的独立战争，他领导着军队，并在整个北美殖民地拥有崇高的威望。他会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控制军队、控制政治并进而控制整个国家吗？他会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自立为王并成为独裁者吗？从全球经验来看，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比如，拉丁美洲就不乏这样的案例，拉美独立运动中的很多英雄或领袖人物最后都成了独裁者。但是，华盛顿的回信说明，他是一个君主政体的坚定反对者。所以，特别是在政治转型的关头，一些重要政治领袖或政治精英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个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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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1703290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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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英格尔哈特：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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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三十年中，最有影响的政治文化学者要数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教授，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与著作，被视为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英格尔哈特政治文化研究的涉及面很宽，但他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工业化国家，经济社会变迁和现代化会对政治文化产生何种影响？他研究中所涉及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问题、性别平等问题、宗教与世俗问题等等，都受到这一经济社会变迁进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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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88年的论文《政治文化的复兴》是一项定量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对阿尔蒙德等人又有所发展。[9]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定量研究主要是描述性的，英格尔哈特的则是推断性的。他后来还发起了“世界价值观调查”机构并成为该机构的主任。目前，世界价值观调查是政治文化领域全球最重要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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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的复兴》一文研究了公民的诸种态度及政治倾向与民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他的第一项内容涉及生活满意度和民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他对很多欧洲发达国家做了长期跟踪，从20世纪70年代跟踪到80年代，然后观察这些国家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差异和变化。他注意到，人均GNP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比较高。总体上，人均GNP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由此看来，经济发展水平是关键变量。当然，亦有例外。在英格尔哈特这项研究中，日本是属于人均GNP高但生活满意度低的国家，而爱尔兰是属于人均GNP低但生活满意度高的国家。所以，人均GNP水平只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但不是决定性的。在此基础上，他进行了生活满意度和民主稳定性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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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内容涉及人际信任和民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他调查的主要问题是：你相信别人吗？被调查者只能在是与否之间做选择。从他的调查结果来看，有些国家非常高，90%以上的人认为别人都是值得信任的；有些国家非常低，比如意大利——特别是意大利南部——就显著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很多游历过欧洲的人都有感受。比如，英国的小镇与意大利的小镇就有区别。在英国的小镇上，每家每户门前的栅栏或篱笆通常都比较低，不少只有一米来高，一个成年人可以轻易翻越。低矮的栅栏说明英国人对邻居和外人的防备心理比较低，人与人的信任度比较高。但意大利的小镇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比如，罗马附近的一些小镇上，很多独栋住房都有着非常高大的围墙，有厚实的大铁门，围墙上部加有尖锐的防护装置，不少家庭还有护院的大型犬类。这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他们的人际信任程度要比英国为低。实际上，关于民众价值观的调查统计数据也支持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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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际信任对政治有无影响呢？按照托克维尔对美国乡镇治理的观察，人际信任会影响一个国家公民的自治能力。越是人际信任度高的国家，越有可能发展出自治的治理方式；越是人际信任度低的国家，越有可能产生威权领导人和政治压制的统治方式。按照英格尔哈特的研究，人际信任程度跟人均GNP也有相关性，但这种关系并不那么确定。总的来说，人均GNP高的国家，人际信任度也较高。但同时人均GNP并不能决定人际信任度，比如美国人均GNP高于北欧诸国，但北欧的人际信任度高于美国，法国位于人均GNP最高系列的国家但其人际信任度却是较低的，参见图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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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经济发展与人际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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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onald Inglehart,“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2, No.4（Dec., 1988）, pp.1203-1230，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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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内容涉及对变革的态度：是支持激进变革，还是支持渐进变革，或是支持维持现状？这一问题考察的是被调查者对目前社会秩序的认可程度。支持激进变革，意味着被调查者对现有社会秩序是不认可的；支持维持现状，则是认可现有社会秩序；支持渐进变革，则是处于中间状态。一国人口在上述三种态度上的不同分布比例，是关乎政治文化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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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尔哈特的这项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文化跟三个因素呈现显著的相关性：生活满意度、人际信任度和支持激进变革的程度，相关度分别高达0.79、0.81和0.60，见图10.2。这种相关度从统计学上讲是非常高的。数据显示，公民文化与民主政体的维系也存在较高的相关性，相关度达0.74。所以，他的研究展示了不同的政治文化有着重要的政治后果，特别与民主政体的维系密切相关。当然，这项研究同时发现，经济因素对政治是非常重要的，人均GNP与公民文化之间的相关度也达到了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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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稳定民主政体的经济与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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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onald Inglehart,“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2, No.4（Dec., 1988）, pp.1203-1230, figu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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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仅是英格尔哈特早期的一篇代表性论文。此后，他又发表了大量跟政治文化有关的论文与著作。比如，在1990年出版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一书中，英格尔哈特以西方20多个发达国家的价值观调查为基础，探讨了经济社会变迁如何影响文化转型，以及文化转型又带来了怎样的政治与社会影响。他的核心观点是，随着西方发达工业国家1973—1988年间（更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大众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团队用12项价值观问题来进行社会调查，并以此来衡量受访者的价值观取向。这12个维度分别是：代表物质主义的6个维度——抵制物价上涨、经济增长、稳态经济（前面三者代表经济安全），以及维持秩序、打击犯罪、强大的国防力量（前面三者代表人身安全）；代表后物质主义的6个维度——在政府中有更多话语权、在工作和社区中有更多话语权、人性化社会（前面三者代表归属与自尊），以及自由言论、想法更重要、美丽城市/自然（前面三者代表审美与知识），参见图10.3。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巨大变迁？英格尔哈特认为，这是由于二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获得了相对持久的和平和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这样大众不再把已经实现的经济安全作为首要选项，而开始转向后物质主义的需要和诉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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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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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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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尔哈特1997年出版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一书，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这一研究的延续。他把研究范围扩大至43个国家样本。他明确认为，物质主义价值观是把经济和物质安全放在第一位，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将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作为优先目标。两者的分野很大程度上与大众对安全的感知有关，一个普遍感知不安全的社会和一个普遍感知安全的社会，会呈现巨大的差异。这种感知的差异也会产生显著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后果，参见表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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