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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内战通常以控制或推翻国内政权为基本目标，有的内战以局部领土的分裂为主要目标，有的内战目标则是要求政府改变某种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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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内战是一种持续的暴力冲突，通常要持续较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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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内战通常是当前的合法政府依赖国家正规军队与反抗的军队进行作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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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内战中造成的伤亡要达到一定规模，现在国际上的常用标准是至少造成1000人死亡（死亡人数低于1000人一般被视为局部武装冲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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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人类近现代史上有过很多著名的内战。比如，1641—1645年英国内战、1861—1865年美国内战、1931—1936年西班牙内战、1945—1949年中国内战，等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较著名的内战包括80年代爆发的第二次苏丹内战——该国如今已分裂为苏丹和南苏丹，1991年持续至2000年的南斯拉夫内战——该国目前已分裂为7个政治体，2011—12年的利比亚内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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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2001年关于内战的研究项目统计了1960—1999年全球内战的次数与频率，制成了一个全球各国内战频率的趋势图，参见图12.5。横轴表示年份，纵轴表示全球该年发生内战的次数。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全球国家经历了一个内战数量持续攀升的过程。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全球每年陷入内战的国家超过20个——当然，其中一些内战持续了较长时间。如果按国家总数来计算，陷入内战国家的比例并不低。20世纪90年代初，该数字突破了25个，说明内战数量的急剧上升。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内战数量经历了一个快速下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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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们关心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内战为什么发生？目前，对内战的理论解释有几种不同的路径。第一种理论主张，内战主要起源于身份认同的危机。身份认同跟人的归属感有关，这涉及“我是谁”“你是谁”的问题。你是谁？你是苏丹人，还是南苏丹人？你自己认为是南苏丹人，但有人认为你是苏丹人，身份认同就会出现问题。如果双方由此引发冲突，最后可能演变为内战。再比如，有人信仰基督教，有人信仰伊斯兰教，还有人信仰印度教或佛教。如果一个国家伊斯兰教人口较多，有政治家或宗教领袖说，应该把整个国家建成伊斯兰教国家，以《古兰经》作为主要立法准则。如果是这样，该国15%的基督徒很可能会抗争，这就可能引发严重的暴力冲突，甚至最后不得不通过内战来解决分歧。所以，这种因为身份认同引发的内战是一种典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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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全球内战的频率：1960—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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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aul Collier, Anke Hoeffler and Nicholas Sambanis,“The Collier-Hoeffler Model of Civil War Onset and the Case Study Project Research Design”, in Paul Collier, Nicholas Sambanis（eds.）, Understanding Civil War: Evidence and Analysis, New York: World Bank, 2005, Vol., 1, p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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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理论强调的是对资源的争夺。一国内部不同群体的实际境遇可能差异很大。境遇更差的群体往往心存不满，甚至会产生强烈的怨恨心理，当他们条件具备时就倾向于反抗。比如，突然在少数族群占据的东部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石油资源，中央政府又希望直接控制这一石油资源，东部的少数族群就可能跟主导的多数族群发生冲突，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内战，因为双方都希望占有这一重要的经济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源的争夺构成内战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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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解释主要着眼于政治权力。这种理论认为，政治就是一个争夺政治权力的过程。不同的人和集团都想控制一个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力。在此过程中，不同的集团为了获取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力，彼此之间就有可能发生内战。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内战与此有关。比如，古代中国每个王朝末年都会发生大规模内战，因为各个军事政治集团都想获得最高政治权力。再比如，近代中国1916年到1928年的军阀割据时期，不同军阀之间本身并没有多少仇恨，但是大军阀们都想控制中央政府，统一中国；小军阀们则想控制自己的地盘，割据一方，结果是彼此之间的军事冲突。所以，争夺政治权力也被视为内战的重要驱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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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解释来自于革命理论。简单地说，一个国家内部，有的社会集团或政治力量要推翻现有政治秩序，要发动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在此过程中，有人反对革命，希望维持现有政治秩序。这样，两者之间就有可能发生内战。在1917年的俄罗斯，列宁发动十月革命之后，沙皇原有军事力量并不接受这种政治结果，双方之间就爆发了内战。这种内战受到革命因素的驱动，是支持革命力量与反对革命力量之间的武装冲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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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几种解释内战的主要理论之外，两位学者保罗·科利尔和安科·霍夫勒2001年牵头完成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内战为何发生的理论模型，后来该模型被称为科利尔-霍夫勒模型，简称C-H模型。[16]这是一个世界银行关于内战的研究项目，他们采用的是定量研究方法，基于1960年到1999年全球不同国家的内战数据，提炼出了六个主要变量进行检验。他们的研究结论是：一个国家未来5年中是否会爆发内战会受到六个因素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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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因素是财务资源获取的容易程度。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某一政治集团更容易获得财务资源呢？一是要看该国有没有可供出口的石油资源。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个地区有大规模石油资源的话，就更容易爆发内战。为什么呢？一方面控制石油资源，就能获得购买军火、组建军队所需的资源；另一方面石油资源本身是一种值得争夺的巨大利益，石油的发现意味着“赌注”加大了。所以，这更容易导致内战的爆发。当然，有些矿产资源跟石油的效应很相似，比如钻石或金矿。非洲国家塞拉利昂拥有巨大的钻石储量，一小兜钻石就能换回一卡车的AK-47冲锋枪。这种国家更有可能发生内战。著名电影《血钻》就是以塞拉利昂的钻石交易与武装冲突为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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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该国某些政治集团是否能获取国外侨民的财务援助。比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某族群人口分布在彼此相邻的两国。该族群在A国是主导族群，控制大量政治经济资源，在B国却是少数族群。当该族群感觉在B国受到歧视和不公时，他们就有可能从A国同一族群人口中获取经济和军事资源，然后发动一场谋求分裂或独立的内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足够财务资源的国外侨民可能成为引发内战的催化条件。无论是石油还是外部援助——财务资源获取的容易程度，是判断内战是否可能爆发的一个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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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是反叛机会成本的高低。在一个富裕国家，反叛的机会成本通常比较高，内战发生以后原有的稳定生活就打乱了，金融市场和工商业会大幅萎缩。但是，在一个贫穷社会——特别是拥有大量低于绝对贫困线人口的国家，反抗的机会成本是很低的。有海外学者研究中国20世纪早期的军阀混战的原因，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当时中国过于贫穷，很多人吃不上饭，当兵算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所以军阀的兵源得到源源不断的供给。这是一个有趣的视角。世界银行的研究团队用入学率、人均收入与经济增长这几个指标来衡量机会成本。入学率越低，人均收入越低，经济增长率越低，则机会成本越低——这种条件更容易爆发内战；反之，就不容易爆发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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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两大因素，还有若干影响内战爆发的可能因素。第三个因素是基于人口和地理因素的军事优势。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很分散，地理和地形比较复杂，就为内战爆发创造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很集中，地理和地形非常简单，内战就不太容易会发生。第四个因素是怨恨。一个国家内部部分人口的怨恨主要来自经济不平等、政治权利受压制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族群和宗教分裂因素。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统计方法来衡量和评估。第五个因素是人口规模。总的来说，人口规模愈大，愈有可能发生内战。这一因素可能跟上面讨论的地理面积等有关。第六个因素是时间。研究发现，距上次内战的时间越短，越有可能发生内战。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200年没有发生过内战，接下来再发生内战的可能性很小；但如果一个国家刚刚结束内战不到10年，那么下一次内战也很容易发生。总之，世界银行关于内战的这项研究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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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通常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内战意味着打破了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当国家不再能垄断暴力时，国家就容易趋于解体。所以，内战不仅意味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大量的人员死伤，而且还意味着政治秩序的混乱和局部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下，可预期的秩序、稳定的生活和经济的繁荣都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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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的重要性还在于其解决方式会对此后的政治均衡产生重要影响。大致来说，世界上很多国家现有的政体的起源都与内战有关。英国今天的政体起源贵族与国王之间的战争，美国政体的维系与南北战争有关，中国目前的政体起源于国共内战。大家会发现，大量的政体都有其内战起源。如何应付内战，往往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政治变迁的路径。或者说，内战的解决方式有可能决定着下一个政治均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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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一讲需要提醒的是，从政治暗杀到恐怖主义袭击，从社会革命到内战，展示的都是赤裸裸的暴力。众所周知，政治离不开暴力。诚如韦伯所言，国家是合法垄断暴力的机构。但是，区分政治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该国日常政治的暴力使用程度。很多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暴力问题，一方面政府在统治过程中频繁地借助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另一方面该国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暴力事件、恐怖袭击、局部冲突，甚至是内战。如何从暴力的政治走向非暴力的政治？如何实现日常政治的去暴力化？这都是塑造现代政治文明的关键。卢梭曾经这样说：“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大到主人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责任。”实际上，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把暴力的政治转变为非暴力的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未来的政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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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170329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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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涅：《法国革命史》，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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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