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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几种解释内战的主要理论之外，两位学者保罗·科利尔和安科·霍夫勒2001年牵头完成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内战为何发生的理论模型，后来该模型被称为科利尔-霍夫勒模型，简称C-H模型。[16]这是一个世界银行关于内战的研究项目，他们采用的是定量研究方法，基于1960年到1999年全球不同国家的内战数据，提炼出了六个主要变量进行检验。他们的研究结论是：一个国家未来5年中是否会爆发内战会受到六个因素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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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因素是财务资源获取的容易程度。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某一政治集团更容易获得财务资源呢？一是要看该国有没有可供出口的石油资源。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个地区有大规模石油资源的话，就更容易爆发内战。为什么呢？一方面控制石油资源，就能获得购买军火、组建军队所需的资源；另一方面石油资源本身是一种值得争夺的巨大利益，石油的发现意味着“赌注”加大了。所以，这更容易导致内战的爆发。当然，有些矿产资源跟石油的效应很相似，比如钻石或金矿。非洲国家塞拉利昂拥有巨大的钻石储量，一小兜钻石就能换回一卡车的AK-47冲锋枪。这种国家更有可能发生内战。著名电影《血钻》就是以塞拉利昂的钻石交易与武装冲突为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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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该国某些政治集团是否能获取国外侨民的财务援助。比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某族群人口分布在彼此相邻的两国。该族群在A国是主导族群，控制大量政治经济资源，在B国却是少数族群。当该族群感觉在B国受到歧视和不公时，他们就有可能从A国同一族群人口中获取经济和军事资源，然后发动一场谋求分裂或独立的内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足够财务资源的国外侨民可能成为引发内战的催化条件。无论是石油还是外部援助——财务资源获取的容易程度，是判断内战是否可能爆发的一个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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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是反叛机会成本的高低。在一个富裕国家，反叛的机会成本通常比较高，内战发生以后原有的稳定生活就打乱了，金融市场和工商业会大幅萎缩。但是，在一个贫穷社会——特别是拥有大量低于绝对贫困线人口的国家，反抗的机会成本是很低的。有海外学者研究中国20世纪早期的军阀混战的原因，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当时中国过于贫穷，很多人吃不上饭，当兵算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所以军阀的兵源得到源源不断的供给。这是一个有趣的视角。世界银行的研究团队用入学率、人均收入与经济增长这几个指标来衡量机会成本。入学率越低，人均收入越低，经济增长率越低，则机会成本越低——这种条件更容易爆发内战；反之，就不容易爆发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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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两大因素，还有若干影响内战爆发的可能因素。第三个因素是基于人口和地理因素的军事优势。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很分散，地理和地形比较复杂，就为内战爆发创造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很集中，地理和地形非常简单，内战就不太容易会发生。第四个因素是怨恨。一个国家内部部分人口的怨恨主要来自经济不平等、政治权利受压制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族群和宗教分裂因素。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统计方法来衡量和评估。第五个因素是人口规模。总的来说，人口规模愈大，愈有可能发生内战。这一因素可能跟上面讨论的地理面积等有关。第六个因素是时间。研究发现，距上次内战的时间越短，越有可能发生内战。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200年没有发生过内战，接下来再发生内战的可能性很小；但如果一个国家刚刚结束内战不到10年，那么下一次内战也很容易发生。总之，世界银行关于内战的这项研究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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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通常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内战意味着打破了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当国家不再能垄断暴力时，国家就容易趋于解体。所以，内战不仅意味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大量的人员死伤，而且还意味着政治秩序的混乱和局部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下，可预期的秩序、稳定的生活和经济的繁荣都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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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的重要性还在于其解决方式会对此后的政治均衡产生重要影响。大致来说，世界上很多国家现有的政体的起源都与内战有关。英国今天的政体起源贵族与国王之间的战争，美国政体的维系与南北战争有关，中国目前的政体起源于国共内战。大家会发现，大量的政体都有其内战起源。如何应付内战，往往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政治变迁的路径。或者说，内战的解决方式有可能决定着下一个政治均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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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一讲需要提醒的是，从政治暗杀到恐怖主义袭击，从社会革命到内战，展示的都是赤裸裸的暴力。众所周知，政治离不开暴力。诚如韦伯所言，国家是合法垄断暴力的机构。但是，区分政治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该国日常政治的暴力使用程度。很多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暴力问题，一方面政府在统治过程中频繁地借助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另一方面该国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暴力事件、恐怖袭击、局部冲突，甚至是内战。如何从暴力的政治走向非暴力的政治？如何实现日常政治的去暴力化？这都是塑造现代政治文明的关键。卢梭曾经这样说：“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大到主人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责任。”实际上，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把暴力的政治转变为非暴力的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未来的政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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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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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涅：《法国革命史》，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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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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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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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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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每个州根据人口规模获得若干张选举人票，无论谁在该州选举中胜出，该州的所有选举人票将全部投给该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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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本案的法律细节，参见王希：《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述评》，《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第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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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当然，从另一种视角看，自由和秩序不是冲突的，反而是互补的。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后续作品《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也对自己过于偏爱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观点做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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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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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第九版），林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3—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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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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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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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比如，其中的一项研究是：Jacqueline M.Klopp and ElkeZuern,“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in Democratization: Lessons from Kenya and South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9, No.2（Jan., 2007）, pp.12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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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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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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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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