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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激励结构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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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蛋糕政治定律到私人与公共部门治理，都跟经济增长的政治条件有关。在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看来，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而有的国家穷”？这个问题试图探究的是经济增长的一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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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的一项重要见解是：“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这种一古老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决定增长的主要是两个变量：土地和劳动。后来，随着工商业的兴起，资本的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资本积累和储蓄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头。著名的哈罗德-多玛模型主张的就是这种理论：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积累率。罗斯托也认为，经济起飞需要以一定的资本积累为前提。工业革命之后，土地不再被视为惟一重要的资源，煤矿、油田和金属矿产资源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这样，资源也被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当然，相反的理论也存在，著名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理论即主张丰富的资源储量长期当中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奥多·W.舒尔茨在研究农业经济时发现，在资本投入不增加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率得到了有效的提高，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人力资本，并把人力资本增加视为解释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后来，以罗伯特·索洛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对美国战后经济增长研究发现，技术和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由此，技术创新经济学成为解释经济增长一个重要流派。此外，很多人还听过一个著名观点，即强调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对西欧和北美来说，新教伦理成为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强调文化因素的流派中后来又加入了社会资本的理论。从詹姆斯S.科尔曼到弗朗西斯·福山，无不强调社会资本对经济领域的生产性作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则更重要制度在经济增长扮演的角色。道格拉斯·诺思把英国宪政革命视为工业革命的前提，因为宪政革命确立了稳定的产权规则。这一流派一般认为，有效的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循着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北京大学傅军教授提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BMW模型，即财富（Wealth）增长取决于市场制度（Market）与官僚制度（Bureaucrac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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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经济增长呢？这里可以再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等于该国的人均产出与人口的乘积。在人口既定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每个人人均产出的增长。实际上，人均产出是真正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每个人都身处一定的激励结构之中。正是激励结构决定了一个人行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如果激励结构鼓励一个人提高产出，他大概倾向于提高产出；如果激励结构不鼓励提高产出，他大概不会去努力提高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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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两位智力、素质和能力相当的同学大学毕业后进入两家机构工作，甲同学进入A机构工作，乙同学进入B机构工作。甲同学待了三个月后发现，在该机构，所有重要事情都是机构一把手说了算，他每个季度都会调整管理层与员工的职位及薪水。甲同学的进一步观察发现，这位机构老大主要根据自己的主观印象和个人喜好来调整管理层与员工的职位及薪水。换句话说，只要他对谁印象好，谁就会在这个机构里得到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这样，如果甲同学足够“理性”，他会怎么做？他会把主要精力用于讨好这位老大。对甲同学来说，只要他不辞职，A机构的这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就构成了他的激励结构。相反，乙同学到B机构工作三个月后发现，这个机构的一把手尽管脾气不算很好，但是这位老大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只要谁的销量大，谁的职位及薪水就会往上走。如果你销售业绩表现突出，他就会不断地提拔你和给你加薪。至于其他方面的表现，则在其次。这样，如果乙同学足够“聪明”，他会怎么做？他会拼命去做销售，拿最好的销售业绩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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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激励结构一旦确立以后，久而久之还会塑造整个机构的文化。上面的A机构会形成何种文化呢？大家都努力讨好上头的人，上下级慢慢也会变成这样一种关系。B机构会形成什么文化呢？很清楚，应该是一种讲求绩效的文化，大家都努力工作和拿业绩说话。有人认为组织文化很重要，但这个案例说明组织文化很有可能由激励结构塑造的。如果碰巧这两个公司从事的是相同行业，有一天两家公司开始竞争，估计谁更有可能胜出呢？显然，A公司是无法与B公司竞争的，因为A公司的激励结构就决定它不是一家有竞争力的公司。两者比较，也可以看出激励结构对一个组织兴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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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继续问：如果一个组织要追求更好的绩效，应该给组织成员设定何种激励结构呢？不难发现，一种有效激励结构的关键特征是：当组织成员为组织创造更高绩效时，该成员本身也可以从这种高绩效行为中获得应有的回报。用效用函数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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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F（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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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是效用（utility），P是绩效（performance），Ui是员工i的效用函数，Pi是员工i为组织创造的绩效，两者应该是正相关关系。既然员工是经济人，当他为组织创造更多绩效时，他自己的效用也会增加，这样的激励结构就是有效的。所以，这应该是一种激励相容的结构，即员工效用函数与组织绩效函数正相关。对整个社会来说，各个企业、政府机构和其他组织中能否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激励结构，直接决定了这个社会是否会有较高的绩效。基于这个视角，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能否普遍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结构。这种激励结构的核心是个人与组织之间的激励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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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以企业家、医生和政府官员三种职业为例，进一步说明激励结构的重要性。[6]首先来看企业家。有的经济学家把企业家视为一种高级的经济动物，比如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和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都认为，企业家能够发掘市场机会，通过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萨伊认为，企业家能够把资源从产出低的地方转移到产出高的地方。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但是，美国经济学家卡尔·刘易斯认为，企业家并非天生就是创新的推动者，而且创新本身的风险就很大。企业家的主要动力在于牟利，当创新能够牟利时他就努力创新；当不创新也能牟利时，他就会通过很多与创新无关的方法来牟利。如果不借助创新就能牟利的机会很多，企业家就不会成为创新的推动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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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一个政府干预很少的市场中，市场本身就处在不断寻找均衡的过程中，这样的话，企业家不创新就很难牟利。比如，以手机市场为例，在苹果公司进入手机市场之前，诺基亚、摩托罗拉和三星三家公司生产的手机是很受欢迎的，消费者总体的满意度也比较高。这种条件下，苹果公司如何能赢得消费者呢？答案只有一个：创新，就是要生产顾客价值更高的手机。苹果公司发明新一代智能手机Iphone以后，他们才在手机市场获得巨大的成功。同时，消费者的满意度提高了，手机技术进步了，新的GDP被创造出来了，政府税收也增加了。总之，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经济体系中，一个企业家要想获得成功，他必须要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或服务。如果只有通过创新才能牟利，企业家就不得不去创新。这种制度条件才使得企业家成了一种具有创新精神的经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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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企业家的基本激励并非创新本身，而是牟利。某些条件下，不创新也能成功地牟利。比如，通过占有资源、获得牌照、与政府合作等等——一句话，企业家通过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或参与寻租活动——就能获取丰厚利润时，他们根本没有动力去从事创新。判断一个国家的企业家是如何致富的，最简单的办法是观察该国的富豪排行榜。对一个经济真正繁荣的国家来说，哪里会产生更多富豪呢？往往是创新部门。对一个经济结构扭曲的国家，哪里会产生更多富豪呢？往往是垄断部门、资源部门和寻租部门。对后者来说，社会中被视为最有经济天赋和创造力的那部分人从事的往往是跟创新关系不大的活动，这样的国家要产生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和实质性的技术进步就非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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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家而言，好的激励结构应该是：如果他想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他必须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或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他给社会的直接贡献是创造了更高的顾客价值和满意度，社会拥有了性能更优、成本更低和价值更高的产品或服务；间接贡献是他同时在不断地发展新技术和提升管理，推动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管理优化。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家不需要通过提供更好的产品或服务、不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改进管理、不需要通过提高顾客价值和满意度，就能获得财务上的巨大收益和事业上的“成功”，那么这就是一种坏的激励结构。在这种激励结构下，一个国家也会形成一个富人阶层，但这样的社会无法实现真正的繁荣。富人阶层不仅更难获得其他阶层心悦诚服的尊重，而且往往为其他人树立了“坏榜样”。总之，企业家的激励结构决定了他们的所作所为，而这种所作所为会影响乃至决定整个国家的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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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医生。医生，大概是目前中国非常敏感的一个职业。这些年关于医生、医院和医患关系的新闻也非常多。一些医生感觉目前的处境比较尴尬，而社会也给医生两方面的不同评价。一方面，很多人认为医生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从事医治病患、救死扶伤的工作，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另一方面，不少人认为一些医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收受红包回扣，做了很多不应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医生的行为出现问题，可以说是个别医生的问题，但如果整个社会中从事同一种职业的人有一定比例出现问题，这就意味着整个行业的激励结构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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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我们从头给医生设计一种激励结构，应该设计一种什么样的激励结构呢？对医生来说，一个好的激励结构应该是：如果他想获取自己的回报，成为一个成功而富有的医生，那么他应当成功地治疗或治愈更多的患者。在这个过程中，他给社会的直接益处是提供了有效的医疗服务——使更多患者受益，帮助他们改善健康和延长生命；间接益处是他发展和提高了医疗技术，并塑造了职业医生的形象和正直医生的人格。但是，倘若一个医生这样做并不能获得合理的回报，而一个并不诚实的医生却获得了更多回报——比如，通过选用更劣质或更昂贵的药物、增加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甚至人为延长治疗周期和次数，等等，那么这样的激励结构就有问题。如果医生的收益和这些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他卖出了多少药品，那你会发现整个激励机制就扭曲了。在这种激励结构下，会有更多的医生违背作为一个医生本来应该服务的目的。这样，患者有时就无法得到有效医治，药物和医疗技术也难以有效进步，医生作为一种职业也无法赢得患者与社会的真正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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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作为经济人，社会应该给他们塑造一种有效的激励结构：只要他努力去做一个优秀的医生，去救死扶伤和精研医术，他就能获得良好的回报。如果医疗或医患关系出现了较大问题，首先需要检讨的是医生和医院背后的整个激励结构。现在的激励结构，不仅对医生是不利的，而且对患者变成了一件风险巨大的事情。总之，整个社会都没有好处，每个人都处在这样的风险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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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来看政治家与政府官员。对政治家或者官员而言，给他们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激励结构才会对整个社会有利呢？最近看到一个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到美国某个州“视察”，但是该州州长并没有时间陪同奥巴马。为什么州长可以不陪同总统？道理很简单，美国的州长能不能做州长，不取决于总统满意不满意，取决于本州的选民满意不满意。所以，一个珍惜时间的州长首先会把时间花在他认为能够更好地履行州长职责、能够让本州选民更满意的事务上。如果换一种制度，比如由总统来任命州长，那估计州长会鞍前马后地全程陪同到访本州的总统先生。由此可见，激励结构不同，州长的政治行为就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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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家或政府官员而言，一个有效的激励结构应该是：如果他想赢得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政治权力和傲人的职业成就，他必须真正服务于公众利益，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比如，衡量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官员的标准应该是，该国公民是否享受到更有效的药品和更安全的食品？衡量教育部门官员的标准应该是，该国的教育质量是否得到不断提升及是否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杰出人才？衡量工商管理部门官员的标准应该是，该国公民创办经营企业是否更便捷、市场交易规则是否得到尊重？衡量整个政府官员的标准应该是，该国公民是否以较低的成本享受到了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当这些绩效成为相应官员的激励标准，能够决定他们的去留和升降，这才是一个有效的官员激励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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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一个政府官员无须为社会公共服务贡献真正的价值，他就能获得可观的回报——比如，他只要通过搞好跟上级的关系以及做好一些表面文章，就能获得晋升，或者他只要通过与工商业主的共谋与交易，就能获得巨额的财务收益且风险较低——那么这就是一种坏的激励结构。如果这种激励结构成为普遍的游戏规则，政治与行政的公共性就会沦为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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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只是医生、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身处于特定的激励结构之中，职业经理、工程师、科学家、学者、中小学教师、建筑工人、清洁工等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莫不如此。如果总体上说人是理性的话，那么正是他所面对的激励结构塑造着他的行为——好的激励结构塑造好的行为，坏的激励结构塑造坏的行为。这种各行各业从业者的行为加总，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整个社会的生态。当盼望一个更好的社会时，我们盼望的其实是更好的官员、更好的企业家、更好的医生、更好的教师和更好的清洁工，而他们都是更好的激励结构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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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从激励结构角度回答如何实现一个国家有效治理的问题，其实现有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已经揭示了一条最简单的规则：一个国家要实现有效治理和经济增长，就需要在两个领域——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塑造好的激励结构。私人部门的激励规则应该是：只有那些为他们的顾客、用户、委托人或社会创造真正价值的人，才能获得自身的回报与成功。而公共部门需要类似的激励规则：只有那些为大众与社会提供有效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人，才能获得自身的回报与成功。从制度技术的层面说，有效治理国家不过是要把这个简单规则在法律、制度和程序上落到实处。如何让一个医生成为更好的医生？如何让一个企业家成为更好的企业家？如何让一个官员成为更好的官员？最直接的做法是改变他们面对的激励结构，这样才能实现有效治理和持久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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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现有的知识来说，善治与繁荣并无多少秘密可言。只需观察这个社会中的多数人是否处在正确的激励结构当中。一个简单标准是，各行各业的人们是否处在这样的激励结构中——他们在寻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是否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他人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如果符合这一标准，就是一个好的激励结构；不符合这一标准，就是一个坏的激励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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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曼瑟·奥尔森和德隆·阿西莫格鲁等人已在他们的著作中阐明了激励结构的重要性。比如，曼瑟·奥尔森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激励结构出现问题时，其长期经济绩效就不会太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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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清晰的激励生产的措施时，通过专业化和贸易的社会合作，社会更有可能获得繁荣的增长。如果一个社会要获得可能的更高的收入，那么激励措施必须是清晰的、明确的，同时还必须促使经济生活中的个人和公司在一种社会最有效的途径中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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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中而不是从生产或者互为有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会陷入低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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