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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只是医生、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身处于特定的激励结构之中，职业经理、工程师、科学家、学者、中小学教师、建筑工人、清洁工等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莫不如此。如果总体上说人是理性的话，那么正是他所面对的激励结构塑造着他的行为——好的激励结构塑造好的行为，坏的激励结构塑造坏的行为。这种各行各业从业者的行为加总，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整个社会的生态。当盼望一个更好的社会时，我们盼望的其实是更好的官员、更好的企业家、更好的医生、更好的教师和更好的清洁工，而他们都是更好的激励结构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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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从激励结构角度回答如何实现一个国家有效治理的问题，其实现有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已经揭示了一条最简单的规则：一个国家要实现有效治理和经济增长，就需要在两个领域——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塑造好的激励结构。私人部门的激励规则应该是：只有那些为他们的顾客、用户、委托人或社会创造真正价值的人，才能获得自身的回报与成功。而公共部门需要类似的激励规则：只有那些为大众与社会提供有效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人，才能获得自身的回报与成功。从制度技术的层面说，有效治理国家不过是要把这个简单规则在法律、制度和程序上落到实处。如何让一个医生成为更好的医生？如何让一个企业家成为更好的企业家？如何让一个官员成为更好的官员？最直接的做法是改变他们面对的激励结构，这样才能实现有效治理和持久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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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现有的知识来说，善治与繁荣并无多少秘密可言。只需观察这个社会中的多数人是否处在正确的激励结构当中。一个简单标准是，各行各业的人们是否处在这样的激励结构中——他们在寻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是否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他人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如果符合这一标准，就是一个好的激励结构；不符合这一标准，就是一个坏的激励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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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曼瑟·奥尔森和德隆·阿西莫格鲁等人已在他们的著作中阐明了激励结构的重要性。比如，曼瑟·奥尔森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激励结构出现问题时，其长期经济绩效就不会太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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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清晰的激励生产的措施时，通过专业化和贸易的社会合作，社会更有可能获得繁荣的增长。如果一个社会要获得可能的更高的收入，那么激励措施必须是清晰的、明确的，同时还必须促使经济生活中的个人和公司在一种社会最有效的途径中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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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中而不是从生产或者互为有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会陷入低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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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阿西莫格鲁及其合作者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也论证了激励结构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正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绩效。他们把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攫取性的（extractive），一种是包容性的（inclusive）。在攫取性政治经济制度下，一部分人扮演着掠夺者的角色，从而破坏了一个社会较为合理的激励结构，长期当中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和繁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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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腐败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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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很多国家的政治问题，分析腐败问题也可以借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大家经常在媒体上见识各种各样的腐败案件，中国最近两年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之多，确属罕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最高层的反腐力度在增加。这里的问题是：在纷繁复杂的腐败现象背后，有一个一致的逻辑吗？腐败的案例不胜枚举，理解腐败的关键是要理解腐败的基本逻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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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腐败？腐败的最简单定义是钱权交易。更一般地说，腐败是一种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腐败最常见的当然是权钱交易，但从已经披露的案件来看，权色交易也很常见。腐败可能还包括各种形形色色的与公共权力有关的交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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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他随时都存在谋取合法的或非法的私人利益的冲动。尽管如此，腐败的出现仍然需要特定的条件。第一，政治权力应该包含了大量的资源。只有当政治权力掌握相当资源时，权力才有可能被拿来做交易。比如，有的官员职位也很高，但这个职位并没有掌握什么重要资源，这种权力就很难拿去做权钱交易。但如果某个职位的政治权力中包含了大量资源——即便其职位不是很高——它就有可能被拿去做交易。这还可以推导出，政治权力包含的资源越多，腐败的可能性越大，腐败规模可能越大。第二，即便政治权力包含着很多资源，但如果行使政治权力的过程时时有人监督，权力行使过程是完全透明的，这个职位上的人还敢或还能腐败吗？腐败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所以，权力制衡机制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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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简要分析，这里提出一种关于腐败的简单理论，用如下公式来表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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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r,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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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表示腐败corruption，Pr表示权力控制的资源（power-resource），C&B表示分权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F表示函数关系。上述函数代表的理论假说是：腐败程度取决于权力控制的资源多少和分权制衡程度。更具体地说，权力控制的资源越多，分权制衡程度越低，则越腐败；权力控制的资源越少，分权制衡程度越高，则越不腐败。根据上述理论，可以总结出一个关于腐败的四象限表格，如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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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 权力资源、分权制衡与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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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13.1中，如果政治权力控制资源很多，分权制衡机制很低，就会导致最严重的腐败；如果政治权力控制资源很少，分权制衡机制很高，腐败将会减少到最低程度；此外，政治权力控制资源多但分权制衡机制很高，或政治权力控制资源很少但分权制衡机制很低的两种类型，腐败程度处于中间状态。当然，这里仅限于逻辑分析，还没有到经验世界中去检验。最后一讲会涉及如何检验这一理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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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理论假说得以证实，应该如何反腐败呢？理论一旦有了，政策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从腐败函数公式来看，反腐败主要有两种策略：第一，要降低政治权力控制的资源数量；第二，要强化政治权力的分权制衡机制。这才是反腐败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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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具体政策和措施可以有很多。比如，从政治权力控制资源数量的角度来说，国有企业比例越高，行政审批越多，市场管制越多，政府控制土地、矿产与能源资源越多，甚至政府控制教育指标和户口指标越多，总体上该国就会越腐败。如果要真正反腐败，就需要在这些方面降低政治权力控制资源的数量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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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的另一个维度是分权制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越民主，腐败程度就越低呢？应该说，分权制衡并不必然意味着民主政体。但是，在现代世界，民主政体与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里的分权制衡，第一层含义可以理解为通过民主方法让选民监督政治权力和政府官员。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办法。除了民主方法，分权制衡的第二个主要机制是政府内部不同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无论是两权、三权还是五权，政府体系内部需要权力制衡的机制。此外，分权制衡还可以借助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等途径。如果一个地方的媒体自由度很高，公民言论自由度很大，政府官员就越不可能腐败。借助这一理论框架，反腐败的政策建议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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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如果不这样做，能否有效反腐败呢？短期中当然是有可能的，比如揪出几个贪腐高官，会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长期中，只有降低政治权力控制的资源和强化分权制衡机制两种办法，其他的反腐败措施很可能是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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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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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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