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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腐败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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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很多国家的政治问题，分析腐败问题也可以借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大家经常在媒体上见识各种各样的腐败案件，中国最近两年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之多，确属罕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最高层的反腐力度在增加。这里的问题是：在纷繁复杂的腐败现象背后，有一个一致的逻辑吗？腐败的案例不胜枚举，理解腐败的关键是要理解腐败的基本逻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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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腐败？腐败的最简单定义是钱权交易。更一般地说，腐败是一种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腐败最常见的当然是权钱交易，但从已经披露的案件来看，权色交易也很常见。腐败可能还包括各种形形色色的与公共权力有关的交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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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他随时都存在谋取合法的或非法的私人利益的冲动。尽管如此，腐败的出现仍然需要特定的条件。第一，政治权力应该包含了大量的资源。只有当政治权力掌握相当资源时，权力才有可能被拿来做交易。比如，有的官员职位也很高，但这个职位并没有掌握什么重要资源，这种权力就很难拿去做权钱交易。但如果某个职位的政治权力中包含了大量资源——即便其职位不是很高——它就有可能被拿去做交易。这还可以推导出，政治权力包含的资源越多，腐败的可能性越大，腐败规模可能越大。第二，即便政治权力包含着很多资源，但如果行使政治权力的过程时时有人监督，权力行使过程是完全透明的，这个职位上的人还敢或还能腐败吗？腐败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所以，权力制衡机制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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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简要分析，这里提出一种关于腐败的简单理论，用如下公式来表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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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r,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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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表示腐败corruption，Pr表示权力控制的资源（power-resource），C&B表示分权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F表示函数关系。上述函数代表的理论假说是：腐败程度取决于权力控制的资源多少和分权制衡程度。更具体地说，权力控制的资源越多，分权制衡程度越低，则越腐败；权力控制的资源越少，分权制衡程度越高，则越不腐败。根据上述理论，可以总结出一个关于腐败的四象限表格，如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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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 权力资源、分权制衡与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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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13.1中，如果政治权力控制资源很多，分权制衡机制很低，就会导致最严重的腐败；如果政治权力控制资源很少，分权制衡机制很高，腐败将会减少到最低程度；此外，政治权力控制资源多但分权制衡机制很高，或政治权力控制资源很少但分权制衡机制很低的两种类型，腐败程度处于中间状态。当然，这里仅限于逻辑分析，还没有到经验世界中去检验。最后一讲会涉及如何检验这一理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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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理论假说得以证实，应该如何反腐败呢？理论一旦有了，政策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从腐败函数公式来看，反腐败主要有两种策略：第一，要降低政治权力控制的资源数量；第二，要强化政治权力的分权制衡机制。这才是反腐败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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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具体政策和措施可以有很多。比如，从政治权力控制资源数量的角度来说，国有企业比例越高，行政审批越多，市场管制越多，政府控制土地、矿产与能源资源越多，甚至政府控制教育指标和户口指标越多，总体上该国就会越腐败。如果要真正反腐败，就需要在这些方面降低政治权力控制资源的数量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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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的另一个维度是分权制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越民主，腐败程度就越低呢？应该说，分权制衡并不必然意味着民主政体。但是，在现代世界，民主政体与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里的分权制衡，第一层含义可以理解为通过民主方法让选民监督政治权力和政府官员。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办法。除了民主方法，分权制衡的第二个主要机制是政府内部不同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无论是两权、三权还是五权，政府体系内部需要权力制衡的机制。此外，分权制衡还可以借助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等途径。如果一个地方的媒体自由度很高，公民言论自由度很大，政府官员就越不可能腐败。借助这一理论框架，反腐败的政策建议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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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如果不这样做，能否有效反腐败呢？短期中当然是有可能的，比如揪出几个贪腐高官，会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长期中，只有降低政治权力控制的资源和强化分权制衡机制两种办法，其他的反腐败措施很可能是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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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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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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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段宏等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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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C.勒纳：《公共选择理论》（第三版），韩旭、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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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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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节主要内容曾以《蛋糕政治定律》为题刊载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4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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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研究，参见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修订版，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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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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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公共选择理论，参见丹尼斯·C.勒纳：《公共选择理论》（第三版），韩旭、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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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介绍，参见菲利普·阿英格、彼得·豪伊特：《增长经济学》，杨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关于傅军教授的研究，参见傅军：《国富之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