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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切的观察。……譬如,你们第一次见到方法论老师时,他穿的鞋是什么颜色?如果你们靠猜测,就表示我们的日常观察都很随意而且漫不经心。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日常观察不同于实际情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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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概化。当我们探讨周围事物的模式时,通常会把一些类似的事件当做某种普遍模式的证据。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观察的基础上,作了过度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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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观察。……一旦你们认为存在某种特别形态,且获得了对该形态的一般性理解,就很可能只注意符合这种形态的事物或现象,而忽视其他不符合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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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逻辑推理。……统计学家所说的赌徒谬误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又一个不合逻辑的例子。风水轮流转,一晚上手气不好的赌徒,总认为再过几把之后幸运就会降临。很多赌徒舍不得离开赌桌的原因就在于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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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谬误类型中,选择性观察或选择性偏差是一个最为常见的现象。这里再试举两例。一个例子是,一些国外学者首次访问中国前后,对中国的印象往往截然不同。比如,位于上海的某著名大学要召开一次高端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场安排在学校旁边的某国际连锁五星级酒店。其中一位参会者是美国某大学的著名学者。会务组安排他乘坐从美国飞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航班——由于这位教授是国际顶级学者加上年岁已高,会务组就负担了他头等舱的机票(通常高校不能负担这个费用,大概要基金会赞助的会议才可以)。这位大牌教授坐头等舱坐到浦东机场以后,会务组派一辆中高级商务车去机场接他,安排他入住五星级酒店。第二天,他就在酒店里参加学术会议。会议期间,会务组考虑到很多国外教授首次来上海,就安排大家利用晚上时间观赏外滩和陆家嘴的夜景。会议结束后再把他送到机场,让他坐头等舱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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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国外学者首次到中国走的是这样的路线和行程,他可能会惊叹于中国的发展水平!他所到之处,享受的硬件设施都是一流的。比如,浦东国际机场的硬件设施在国际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整个欧洲几乎没有哪个机场的硬件设施比浦东机场更好。他坐中高级商务车过来,一路上都是高等级的高速公路或高架环线,又在五星级酒店下榻和开会——这种跨国连锁的五星级酒店在全球的设施都是一样的。晚上,他参观和游览了上海外滩这一中国城市景观最奢华的地方,丝毫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夜景!但是,这位美国学者倘若凭这些印象来判断中国的整体发展水平,就陷入了“选择性偏差”的误区。实际上,上海、北京和深圳这样的城市代表的是中国最高的发展水平。要完整地理解整个中国的发展,还必须要去观察中国更多的普通城市和乡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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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一个案例。大家知道,抽样调查与统计分析是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常用方法,但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有时也会欺骗人的眼睛。二战前后,美国陆续兴起了很多选举调查机构,这些机构通常会在大选年分阶段公布不同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并预测谁将胜出。这种选举调查通常样本很大,分析技术也比较可靠,所以预测的准确率通常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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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4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盖洛普调查机构却出现了总统选举预测的乌龙事件。在那年选举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时任总统的哈里·杜鲁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是托马斯·杜威。在正式选举之前,盖洛普选民调查都表明,杜威将以较大优势战胜杜鲁门,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在这种选民调查的支撑下,亲共和党的《芝加哥论坛报》甚至在选举结果尚未揭晓的情况下打出了《杜威战胜杜鲁门》的封面报道。但是,实际选举结果恰恰相反,杜鲁门反而以4.5%左右的选票优势、114张选举人票优势继任美国总统。盖洛普调查机构非常沮丧,他们花了很多钱,雇了不少人,在美国不同地方做抽样,有专业人士做顾问,为什么结果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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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回溯整个调查过程,有人找到了关键问题。盖洛普调查机构当时主要通过电话进行抽样调查。但对于1948年的美国来说,电话尚未普及。有钱人首先装电话,然后是中产阶级,然后是低收入群体。所以,用电话进行选民调查,最大的问题是相对有钱的家庭被调查到的可能性更大。尽管被调查的电话号码本身是随机抽样产生的,但电话在所有美国家庭中的分布不是随机的。结果是,这一调查就产生了严重的选择性偏差。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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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什么是科学与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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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语境中,科学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指“体系化的知识”,比如政治科学可以被理解是关于政治的体系化的知识;第二个含义是指“基于对真实世界的观察,藉由提出假说及提供检验方式得到的可靠知识”,这是更加严格的科学定义。根据这一定义,首先,科学要基于对真实世界或经验世界的观察,这是基础。科学既不能以想象或假想为基础,也不是哲学式思辨的探索,这些都不能称之为科学。其次,科学理论研究的起点是提出假说(hypothesis)。理论假说通常是一种因果关系的表述,即何种原因导致何种结果,其简化形式就是原因A导致结果B。国内也有学者喜欢把“hypothesis”翻译成“假设”。最后,科学理论能成立的条件是理论假说在经验世界中经受检验并得以证实。这是验证假说的过程。借用胡适先生的说法,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过程。经过证实之后,理论假说就成为一种相对可靠的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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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进化论就是一种重要的科学理论。进化论关注的是地球上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为了解释这一问题,进化论的主要创立者查尔斯·达尔文首先提出一个假说:不同的物种之间是进化的,物种进化的机制主要是两种:遗传和变异,但决定进化的条件是竞争与选择。应该说,这一理论非常简洁。一个理论假说,主要用两种机制,试图把整个生物界的演化都解释了。那么,作为一项科学假说,大家一定会问:这种假说经得起经验证据的检验吗?达尔文以及后世的科学家在古生物化石、物种的全球分布、物种形态比较、物种生长发育过程以及分子生物学等等方面,找到了支持进化论假说的大量系统证据。所以,进化论尽管远非完美,但对于世界上物种演化的解释却是迄今为止最有力的理论。通过进化论也可以看出,科学首先是对真实世界的观察,其次是提出解释真实世界的理论假说,再次是对该假说进行系统的验证,最后得到相对可靠的知识——这才可以被称为科学或科学理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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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科学研究,就离不开科学方法。那么,什么是科学方法呢?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科学方法被视为“有系统地寻求或者获取知识的一种程序”,主要有三个步骤:一是“问题的认知和表述”,就是说明要解释的问题是什么;二是实验数据的收集,就是要在真实的经验世界里收集数据;三是假说的构成与检验,就是先提出假说然后用经验证据去证实假说。由此可见,科学方法既不同于文学表述,又不同于哲学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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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社会科学需要探索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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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社会科学呢?社会科学是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现象的学科。与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是,社会科学以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应该承认,研究对象的差异给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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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的思想和行为本身被包含在研究过程中。人的思想和行为本身又会影响人类社会的诸种现象。这就给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增加了难度。比如,面临同样的结构和制度,不同的人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举例来说,某个组织给所有人都设计了同样的激励制度,但有的人选择更努力地工作,以获得更多收入;有的人选择只付出适当的努力,以获得更多闲暇。用经济学的话来说,每个人对效用函数的定义是不同的,每个人的偏好并不相同。同样的逻辑可能还会出现在非常棘手的情境中。比如,两国关系紧张时,各种信息与数据都表明那个相对较弱的国家不会首先开战。但是,弱国的政治领导人恰好是一位超常强悍的政治家。即便在不利条件下他仍然决定开战,由此政治家的个性可能就改变了该国政治趋势和地区政治格局。所以,社会科学研究包含着人的思想和行为,能否科学化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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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社会科学研究中,某些事实与数据的客观性程度是较低的。比如,一项关于美国选民对现政府支持率的研究中,学者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假说:凡是生活满意度高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现政府和执政党;凡生活满意度低的选民,倾向于反对现政府和支持反对党。然后,这个学者组建一个团队在全美国做抽样调查。调查问卷上主要设计了两个问题:第一,您对过去四年的生活满意吗?选项包括:A. 非常满意;B. 比较满意;C. 一般;D. 不太满意;E. 很不满意。第二,您在最近的总统选举中投票给谁?选项包括:A. 现任执政党;B. 主要反对党。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更加客观。如果被调查者没有记错且不故意造假,一般都会给出准确的回答。但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就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比如,那些总体满意的选民,会在A、B选哪一项呢?那些总体不满意的选民会在D、E选哪一项呢?还有那些中间摇摆的选民,会在B、C、D选哪一项?很多人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比如,你刚上大学或刚工作时,也许你的真实满意程度并不高,然后父母这样问你:“你的大学生活(或工作)怎样?”很多人会习惯性地这样回答:“挺好!”当你说“挺好”的时候,你父母就在你这里得到了一个调查数据。但如果一个学者根据这样的数据去做研究,最后可能得不到多少有意义的结论。而社会科学研究中充斥着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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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社会科学研究中,还存在难以进行可控实验的问题。政治学经常会关注一些重大问题,比如社会革命、政变、内战与国家间战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完全无法进行可控实验。因此,关于社会革命、政变、内战与国家间战争的理论研究做得再好,也很难有效评估这一理论是否具有预测性。这也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或工程科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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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社会科学在研究的核心逻辑上与自然科学并无实质区别。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仍然是发现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那么,如何确定因果关系呢?在实际研究中,要确定因果关系并非易事。以本讲开头的小岛疫情为例,如果没有后来20世纪科学家的研究,大部分岛上的居民都倾向于认为疫情是大陆船员带来的某种“邪恶因素”。理由也很充分,每当大陆船员来到岛上时,疫情就会出现和流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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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确定因果关系呢?确定因果关系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原因与结果之间要有相关性(correlation);二是原因与结果之间要有时间上的先后次序(time),即因在先、果在后;三是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引发机制(mechanism),即原因通过某种确定的机制导致结果的产生。当然,最难确定的就是因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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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人发现,某海滨城市冰淇淋销量和溺水死亡事故数据高度相关,而且从时间顺序上看先是冰淇淋的销量逐渐提高,然后是溺水死亡事故数据也逐渐提高。那么,能否据此认为“冰淇淋销售导致溺水事故”呢?当然,这纯属无稽之谈。这个简单的案例揭示,相关性和时间先后不代表因果关系,确定因果关系必须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引发机制。在这个案例中,冰淇淋销量与溺水事故数量都跟一个共同原因有关:季节转换与气温上升。气温上升,夏季来临,一方面使得冰淇淋销量上升,另一方面使得更多人下海游泳,从而导致溺水事故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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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案例。“冰淇淋销量上升导致溺水事故上升”这一假说的荒谬性显而易见,另一个竞争性假说“气温上升既导致冰淇淋销量上升、又导致溺水事故上升”的有效性也很清晰。但是,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现象往往要比这个案例复杂得多,因此,因果关系通常不会这样简单清晰。比如,如果研究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或政体转型,往往较难确定背后的因果关系。到底是何种因素决定经济增长或政体转型?这一因素与经济增长或政体转型之间存在确定的相关性、时间的先后次序及明确的引发机制吗?这些问题经常不容易回答,特别是因果机制往往最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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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社会科学与变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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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经常采用一种被称为“变量”(variable)的学术语言。理解什么是变量,首先要理解什么是概念。对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概念是构建理论的基石,涉及“是什么”的问题。概念通常有两类:实体概念和非实体概念。前者比较具体,而后者比较抽象。比如,桌子、道路、菠萝、电脑等都是实体概念,这些概念具体而容易描述。但是,非实体概念就不是这样,比如,阶级、权力、平等、支配等概念就不那么简单明了。政治科学涉及的很多都是抽象问题。比如,一种理论认为“不平等会导致政治冲突的增加”。这里涉及两个概念:不平等和政治冲突。什么是不平等?如何界定?如何衡量?什么是政治冲突?如何界定?如何衡量?要做这样的研究,首当其冲是要解决概念界定及衡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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