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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进化论就是一种重要的科学理论。进化论关注的是地球上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为了解释这一问题，进化论的主要创立者查尔斯·达尔文首先提出一个假说：不同的物种之间是进化的，物种进化的机制主要是两种：遗传和变异，但决定进化的条件是竞争与选择。应该说，这一理论非常简洁。一个理论假说，主要用两种机制，试图把整个生物界的演化都解释了。那么，作为一项科学假说，大家一定会问：这种假说经得起经验证据的检验吗？达尔文以及后世的科学家在古生物化石、物种的全球分布、物种形态比较、物种生长发育过程以及分子生物学等等方面，找到了支持进化论假说的大量系统证据。所以，进化论尽管远非完美，但对于世界上物种演化的解释却是迄今为止最有力的理论。通过进化论也可以看出，科学首先是对真实世界的观察，其次是提出解释真实世界的理论假说，再次是对该假说进行系统的验证，最后得到相对可靠的知识——这才可以被称为科学或科学理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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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科学研究，就离不开科学方法。那么，什么是科学方法呢？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科学方法被视为“有系统地寻求或者获取知识的一种程序”，主要有三个步骤：一是“问题的认知和表述”，就是说明要解释的问题是什么；二是实验数据的收集，就是要在真实的经验世界里收集数据；三是假说的构成与检验，就是先提出假说然后用经验证据去证实假说。由此可见，科学方法既不同于文学表述，又不同于哲学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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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170329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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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社会科学需要探索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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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社会科学呢？社会科学是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现象的学科。与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是，社会科学以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应该承认，研究对象的差异给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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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的思想和行为本身被包含在研究过程中。人的思想和行为本身又会影响人类社会的诸种现象。这就给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增加了难度。比如，面临同样的结构和制度，不同的人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举例来说，某个组织给所有人都设计了同样的激励制度，但有的人选择更努力地工作，以获得更多收入；有的人选择只付出适当的努力，以获得更多闲暇。用经济学的话来说，每个人对效用函数的定义是不同的，每个人的偏好并不相同。同样的逻辑可能还会出现在非常棘手的情境中。比如，两国关系紧张时，各种信息与数据都表明那个相对较弱的国家不会首先开战。但是，弱国的政治领导人恰好是一位超常强悍的政治家。即便在不利条件下他仍然决定开战，由此政治家的个性可能就改变了该国政治趋势和地区政治格局。所以，社会科学研究包含着人的思想和行为，能否科学化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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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社会科学研究中，某些事实与数据的客观性程度是较低的。比如，一项关于美国选民对现政府支持率的研究中，学者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假说：凡是生活满意度高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现政府和执政党；凡生活满意度低的选民，倾向于反对现政府和支持反对党。然后，这个学者组建一个团队在全美国做抽样调查。调查问卷上主要设计了两个问题：第一，您对过去四年的生活满意吗？选项包括：A. 非常满意；B. 比较满意；C. 一般；D. 不太满意；E. 很不满意。第二，您在最近的总统选举中投票给谁？选项包括：A. 现任执政党；B. 主要反对党。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更加客观。如果被调查者没有记错且不故意造假，一般都会给出准确的回答。但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就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比如，那些总体满意的选民，会在A、B选哪一项呢？那些总体不满意的选民会在D、E选哪一项呢？还有那些中间摇摆的选民，会在B、C、D选哪一项？很多人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比如，你刚上大学或刚工作时，也许你的真实满意程度并不高，然后父母这样问你：“你的大学生活（或工作）怎样？”很多人会习惯性地这样回答：“挺好！”当你说“挺好”的时候，你父母就在你这里得到了一个调查数据。但如果一个学者根据这样的数据去做研究，最后可能得不到多少有意义的结论。而社会科学研究中充斥着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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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社会科学研究中，还存在难以进行可控实验的问题。政治学经常会关注一些重大问题，比如社会革命、政变、内战与国家间战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完全无法进行可控实验。因此，关于社会革命、政变、内战与国家间战争的理论研究做得再好，也很难有效评估这一理论是否具有预测性。这也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或工程科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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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是，社会科学在研究的核心逻辑上与自然科学并无实质区别。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仍然是发现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那么，如何确定因果关系呢？在实际研究中，要确定因果关系并非易事。以本讲开头的小岛疫情为例，如果没有后来20世纪科学家的研究，大部分岛上的居民都倾向于认为疫情是大陆船员带来的某种“邪恶因素”。理由也很充分，每当大陆船员来到岛上时，疫情就会出现和流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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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确定因果关系呢？确定因果关系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原因与结果之间要有相关性（correlation）；二是原因与结果之间要有时间上的先后次序（time），即因在先、果在后；三是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引发机制（mechanism），即原因通过某种确定的机制导致结果的产生。当然，最难确定的就是因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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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人发现，某海滨城市冰淇淋销量和溺水死亡事故数据高度相关，而且从时间顺序上看先是冰淇淋的销量逐渐提高，然后是溺水死亡事故数据也逐渐提高。那么，能否据此认为“冰淇淋销售导致溺水事故”呢？当然，这纯属无稽之谈。这个简单的案例揭示，相关性和时间先后不代表因果关系，确定因果关系必须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引发机制。在这个案例中，冰淇淋销量与溺水事故数量都跟一个共同原因有关：季节转换与气温上升。气温上升，夏季来临，一方面使得冰淇淋销量上升，另一方面使得更多人下海游泳，从而导致溺水事故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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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案例。“冰淇淋销量上升导致溺水事故上升”这一假说的荒谬性显而易见，另一个竞争性假说“气温上升既导致冰淇淋销量上升、又导致溺水事故上升”的有效性也很清晰。但是，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现象往往要比这个案例复杂得多，因此，因果关系通常不会这样简单清晰。比如，如果研究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或政体转型，往往较难确定背后的因果关系。到底是何种因素决定经济增长或政体转型？这一因素与经济增长或政体转型之间存在确定的相关性、时间的先后次序及明确的引发机制吗？这些问题经常不容易回答，特别是因果机制往往最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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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17032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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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社会科学与变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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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经常采用一种被称为“变量”（variable）的学术语言。理解什么是变量，首先要理解什么是概念。对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概念是构建理论的基石，涉及“是什么”的问题。概念通常有两类：实体概念和非实体概念。前者比较具体，而后者比较抽象。比如，桌子、道路、菠萝、电脑等都是实体概念，这些概念具体而容易描述。但是，非实体概念就不是这样，比如，阶级、权力、平等、支配等概念就不那么简单明了。政治科学涉及的很多都是抽象问题。比如，一种理论认为“不平等会导致政治冲突的增加”。这里涉及两个概念：不平等和政治冲突。什么是不平等？如何界定？如何衡量？什么是政治冲突？如何界定？如何衡量？要做这样的研究，首当其冲是要解决概念界定及衡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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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袁方教授认为，在界定概念时要把“概念名词”“抽象定义”和“经验现象或事物”三者统一起来，请参见图14.3。概念直接表现为名词，比如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名词。接着可以问：社会主义的抽象定义是什么？这个必须要界定清楚。最后还要问：经验世界中实际观察到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这一名词、社会主义的抽象定义、经验世界中观察到的社会主义三者相一致时，这个概念才是可以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如果这三者不统一，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做研究的。要么这个概念的边界是模糊的，是随时可以扩张与收缩的；要么名词、抽象定义、经验事实三者之间存在矛盾。当然，政客们可能喜欢玩这种游戏。但对学者来说，如果这三者不统一的话，就没有办法做研究了，因为你甚至无法说清在研究什么。所以，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准则是概念要有明确和清晰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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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概念名词、抽象定义、经验现象或事物三者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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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袁方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013年重排本），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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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科学一般用变量语言来阐述理论，因果关系就是两个或一组变量之间的关系。学者们通常把结果称为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把导致结果的原因称为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这样，社会科学理论可以简约表述为“某个或某些自变量如何以及为何引发某个因变量”的形式。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变量关系，还可以借用数学函数来表示，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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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x） 或 y=f（x1,x2,……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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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y就是因变量，x就是自变量。y=f（x）代表的是单因素的因果关系，即自变量x导致因变量y的发生，或者说自变量x的变化引起因变量y的变化。y=f（x1,x2,……xn）代表的是多因素的因果关系，即自变量x1，x2,……xn的共同作用导致因变量y的发生，或者说自变量x1，x2,……xn的组合变化引起因变量y的变化。当然，如果自变量过多，一项研究就不能满足简洁性的要求。现有的基于多因素因果关系的社会科学研究，通常把自变量控制在几个以内，常见的研究是控制在4—5个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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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上一讲曾提出过一个解释腐败的理论假说，用函数公式表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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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r,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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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表示腐败（corruption），Pr表示权力控制的资源（power-resource），C&B表示分权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F表示函数关系。上述函数公式代表的理论假说是：腐败程度取决于权力控制的资源多少和分权制衡程度。更具体地说，权力包含的资源越多，分权制衡程度越低，则越腐败；权力包含的资源越少，分权制衡程度越高，则越不腐败。这个例子也说明，用变量语言来表述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更为简洁的方式，通常比普通语言的描述更加清晰、明确和简洁，其形式化和模型化程度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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