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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个问题是要对这一理论假说进行自我检验。第五问是：“我的解释内在逻辑自洽吗？”第六问是：“我的解释是新的吗？”第七问是：“我的解释比以前的解释更好吗？”第一个检验是理论假说的逻辑自洽性检验。很多理论假说内在逻辑是不自洽的，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一项经得起推敲的理论，首先应该经得起自洽性检验。第二个检验是理论假说的原创性或新颖性检验。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创造新知识，而不是复述旧知识。所以，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提出新理论。无论是一篇博士论文还是一篇投向一流学术刊物的论文，理论解释的原创性与新颖性都是一个必要条件。第三个检验需要比较不同的竞争性假说。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提出的解释也是新的，但并不比现有的理论解释更好。这种研究也许可以发表学术论文，但意义不是很大。如果新的研究找到的解释变量不比现有的解释更好，这种研究的价值就不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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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问开始进入经验世界：“经验证据支持我的解释和逻辑吗？”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基于事实，而非基于哲学思辨或想象，社会科学研究的口号应该是“拿证据来”。研究者必须拿证据出来说话，研究应该要有事实或数据的支撑——无论是质性证据还是量化证据。研究者提出的理论假说能否成立，核心是经验证据是否支持这一理论假说与因果逻辑。更精细地说，这里还涉及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无论怎样，这一步骤的核心是用经验证据去验证理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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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问是：“我的研究得出什么结论和政策含义？”现在有很多社会科学研究用大量篇幅来讨论政策问题或具体政策建议。但是，符合国际主流学术规范的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通常只花很少篇幅来讨论政策问题。如果前面的理论研究做得好，理论假说得到充分验证，政策含义自然就出来了。至于说具体政策应该怎样制定，还必须考虑案例所处的情境，理论研究已经为政策指明了大方向。总之，“研究九问”总结的是国际主流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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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彭玉生教授所著《“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一文论述得非常清楚。[9]他关心的基本问题是：社会科学经验研究怎么做？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怎么写？借鉴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说法，彭玉生教授用了一个“洋八股”的比喻。事实上，目前国际上主流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几乎都是按照“洋八股”的套路来做的。不符合这个套路的经验研究，论文要想在一流国际学术杂志刊发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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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洋八股”呢？彭玉生教授认为，做一项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从提出“问题”（一股）开始。比如，战争为什么发生？这是研究的起点。然后，要进行“文献分析”（二股）。为什么要做文献分析呢？上文已经分析过，只有通过文献分析才能把握此前的理论。做完文献分析，发现已有的研究还不够好，接下来研究者可以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即提出假说或假设（三股）。提出假说后，研究者不能像政治哲学家那样只做哲学思辨式的思考，而是要到经验世界里去寻找证据。经验证据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找事实，特别是找数据（四股），二是衡量事实或衡量数据（五股），三是使用有效的研究方法（六股）。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数据分析（七股），即系统地检验经验证据是否支持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说。经过数据分析，可以明确证实还是证伪最初的理论假说。最后，通过上述研究过程得出结论（八股）。这一研究结论也是对已有文献的回应。“洋八股”也是国际主流社会科学规范的一种简明表述，参见图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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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7 洋八股与经验研究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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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科学研究中，好的理论首先要符合社会科学规范。在国内学界和大众媒体上，不少人对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误解。比如，有人把总结实践经验视为社会科学研究，有人认为讲故事是社会科学研究，有人喜欢频频提出新概念或语出惊人的观点，有人主要以文学表述方式提出观点和进行论证，有人则专注于就实际问题提供政策建议——所有这些都不是社会科学研究，或者至少不是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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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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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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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马什和格里·斯托克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第2版）》，景跃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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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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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作者过去读到过的一则案例，但写作过程中已无法找到原始出处，作者凭记忆做了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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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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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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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 1970, pp.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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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陈海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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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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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用腐败感知指数来衡量腐败有一个问题，腐败和对腐败的感知可能是两回事。现有的数据库都是对腐败感知的衡量，但你会发现，有的国家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很低，有的国家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很高。但是，现在可得到的数据就只有腐败感知指数。这方面的知识得益于跟我复旦大学的同事李辉副教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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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研究九问”得益于跟朱天飚教授和宋磊副教授的讨论，前者激发了我的思考，后者邀请我在研究设计课程首次讲解“研究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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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载于《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180—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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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17032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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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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