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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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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马什和格里·斯托克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第2版）》，景跃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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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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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作者过去读到过的一则案例，但写作过程中已无法找到原始出处，作者凭记忆做了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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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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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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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 1970, pp.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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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陈海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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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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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用腐败感知指数来衡量腐败有一个问题，腐败和对腐败的感知可能是两回事。现有的数据库都是对腐败感知的衡量，但你会发现，有的国家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很低，有的国家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很高。但是，现在可得到的数据就只有腐败感知指数。这方面的知识得益于跟我复旦大学的同事李辉副教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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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研究九问”得益于跟朱天飚教授和宋磊副教授的讨论，前者激发了我的思考，后者邀请我在研究设计课程首次讲解“研究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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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载于《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180—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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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通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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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一部政治学普及作品，在很多学者看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一方面，一部普及作品远不如一部学术专著能提升作者的学术声誉；另一方面，一部高质量的普及作品同样需要作者付出巨大的时间与精力——要做到知识准确、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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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还要撰写这部作品呢？这与作者的学术经历有关。我的第一个学位是经济学学士，因而习惯于经济学知识广泛普及的现象。比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搭便车、机会成本、公地悲剧、交易成本、委托代理、道德风险、囚徒困境等经济学概念时常出现在大众媒体的版面上。从企业家、公司管理者到新闻记者、政府官员，很多人已经习惯在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经济学概念，甚至在日常沟通中开始依赖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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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开始学习和研究政治学以后，我发现政治学不仅不如经济学那样深入人心，而且还容易遭到公众的误解。复旦大学一位非常资深的政治学教授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他年轻时在政治学专业读书，甚至不得不经常告诉别人自己学的是国际政治，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如今，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了，这种情况并未得到根本的改观。在很多从未接触过这个学科的人看来，政治学不是等同于宫廷政治或做官的技艺，就是等同于意识形态宣教，最直观的就是不少公共政治课的刻板印象。当然，更直接的问题是，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理论并没有像经济学概念和理论一样广为人知。这意味着中国社会中政治学常识的相对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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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卡尔·波普尔的看法，一个社会发达与否取决于知识的有效积累和持续增长。通常，这里的知识容易仅仅被视为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但其实社会科学知识也同样重要。经济增长和繁荣不仅需要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而且需要关于制度、市场、企业和组织的有效知识。没有后者的有效积累，一个社会通常无法实现持久的增长与繁荣。同样，公共部门善治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个社会累积的关于国家、政体、制度、治理与公民权利有关的知识。这些知识通常是由政治学这一学科来提供的。如果说知识构成了一个社会发展的限度，那么政治学常识的匮乏无疑将构成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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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自从首次在复旦大学开设政治学基础课程以来，就注意授课讲义的整理，以期能逐步完成一部政治学普及作品。如今，这一任务总算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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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能够完成得益于很多人的帮助与关怀。首先要感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林尚立、陈明明与陈周旺三位老师领衔的《政治学原理》课程的教学团队。正是他们的安排，为我提供了讲授政治学基础课程的机会。这门课程是复旦大学校级精品课程，既有统一的授课要求与标准，又做到了每个教师各具特色和自成一体。正是在讲授这门课程的过程中，我逐步积累了写作本书的素材。从2013年春季学期到2015年春季学期，复旦大学各个社会科学专业有400余位学生修读我的课程，本书的出版亦有这些学生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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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感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朱天飚与张健三位老师领衔的“政治学概论”教学团队。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连续两年担任该课程的助教，参与了三位老师设计课程和编定教学大纲的整个过程，同时兼任讨论课教师。我在此过程中的收获，要远远超过自己的付出。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我在社会科学方法与政治经济学两个方面受到了两位导师傅军教授和朱天飚教授的很大影响，本书第13讲“经济增长与国家治理的政治学”和第14讲“如何做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些想法最初来自于跟他们的互动；我在政治哲学和思想史方面受到了李强教授的很大影响，本书第2讲“政治学：智者如何思考？”与第3讲“意识形态大论战”的一些想法最初来自于跟他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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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要感谢两家有影响力的媒体《东方早报》与《南风窗》——特别是《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主编张云坡先生、编辑吴英燕女士以及《南风窗》常务执行副主编赵义先生，他们的约稿和督促推动我撰写了不少通俗易懂的评论文章，其中的一些文章成为这部作品的一部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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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的寓言：谁之统治？何种秩序？》，载于《东方早报》2013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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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政治定律》，载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4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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