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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之所以引用这个较长的段落，是想说明，本书作者在探讨基本政治观念时，以客观论述不同派别的思想观点为主要任务。不是简单地划线，以要么全对、要么全错的方式来讨论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原则，而是尽量接近各个流派的代表性思想家的本来想法，给以公正的评价。当然，本书作者的基本立场是作为西方政治思想主流的自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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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读者客观地了解主要的政治观点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发展，作者在每章后面列举了详细的推荐书目。这些精选的著作，都是本论题上有代表性的作品，对于理解基本的政治观念和问题，很有帮助。作者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同样值得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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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在二十世纪，人们面临着一些严重的问题，个人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组织人”、“孤独的人群”、“大众的反叛”以及类似的词语，都是有名的警示。“通过这些警示，作家们表达了个人被社会吞没，丧失了自我的普遍感觉。从令人震惊的流浪人群和城市脏乱的场景中，从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仇恨中，从无法控制的暴力使现在美国许多儿童在上学之前先要武装自己的事实中，我们看到了证据，个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废品，可以被随便扔掉或轻易地摧毁。但是，如果我们在谈到‘个人的尊严’时，真的不明白我们指的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挽救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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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作者在政治思考中严肃地提出来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处理个人与组织、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如何维护个人权利不受政治权力机构和权威以集体和社会的名义进行的侵害，尤其是克服因种族、出身、阶级、地域、习俗等等的差异而产生的各种人为的不平等，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另一方面，个人如何在自由地发展白己的个性、按照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时，顾及社会和群体的合理的利益，维护公共理性，以巩固社会和谐和稳定秩序，避免社会的崩溃，同样存在着相当一些需要努力和改进之处。前一方面的恶性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所谓权威主义体制的瓦解，人们日益趋向自由和民主的体制。而后一方面的极端例子是在自由市场中，个人与小团体追求利益最大合理化的同时，却未合理地顾及社会总体利益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以致破坏生态环境，在财政金融上债台高筑，危及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因如此，本书作者所努力倡导并且身体力行的政治思考，在今天仍然显得重要和可贵。学会思考而不是盲从，遵从理性而不是迷信，我们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就会主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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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我向广大读者推荐本书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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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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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30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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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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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德对政治思考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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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伦·廷德（Glenn Tinder）的《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回题》一书在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出版。在同类书中，本书更完善地论证了“政治思考（political thinking）”对建立起繁荣昌盛的公正社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要了解这种可能性，就需要对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思考之间的共生关系做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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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廷德来说，西方政治理论远远不只是作者对其时代所存在的问题作出的回答。政治理论是一种传统，由一些概念（concept）和观念（idea）组成，这些概念和观念来自于构成政治理论史的著作。政治理论传统中的概念包括一些观念，如权力（power）、权威（authority）和权利（right）。[1]那政治理论传统常用的概念，在政治思考中是用来反思（reflect）并探讨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社会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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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实现一个公正的社会，必须认真提出许多疑难问题。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单靠自己的智慧和经验来对付这些问题，那么，就必须在致力于这种研究的共同体（community）中寻找答案。还有，只有有了使人们能够参与讨论，做出理性的政治判断的共同语言，谈论创建公正社会的共同体才可能产生。西方政治理论的传统，包括它的许多概念和观念，提供了一种满足这种需求的共同语言，因而使政治思考有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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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作者在西方政治理论的共同语言的形成上给予了帮助，从而为政治思考提供了基础。在这一点上，有两种政治理论家。第一种是史学型（historian）的，他们探讨从古典时期到现代时期的西方政治理论史中的理论家们。史学型的政治理论家包括乔治·萨拜因（George Sabine）、马尔福德·西布利（Mulford Sibley）以及威廉和艾伦·埃本斯坦（William and Alan Ebenstein）。[2]每一个作者都帮助读者从历史背景的角度了解政治观念，从而不仅澄清了各种概念是如何形成的，而且说明了长期以来它们如何得到修订。政治理论史学家注重概念形成和修订的外部因素，促进政治思想家敏感地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随着概念运用的背景有所改变，这些概念的意义也可能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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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政治理论家是思想型（intellectual）的，他们调查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中主要的政治观念，以及对创建和培育人民能够繁荣昌盛的环境至关重要的政治观念。总之，思想型的理论家寻求保护一种文化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尽管有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势力或政治势力，他们所代表的政治观念和生活方式仍然可以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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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思想型的理论家中，有谢尔登·沃林（Sheldon Wolin）、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及简·贝斯克·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3]沃林认为，西方政治理论史是一种传统，促进形成了一种公共的政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多种多样的群体（group）中所存在的公共问题能够求得共同的解决方法。沃林担心，当前的环境充斥着各种群体，他们将某一特定群体的观点强加于整个社会，力图破坏这种政治领域。施特劳斯希望为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的概念作辩护，他认为，自然权利是持久的真理（truth），不是社会习俗的产物，而是通过理智的探究所得出的真理。并且，这些真理应该成为用于区分政治应该支持的真正需求和应该抵制的虚假需求的标准。波普尔按照他的希望来看待西方政治理论史，他希望确保一个开放的社会得以战胜封闭的社会。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对所有问题——包括科学和政治问题——进行批评性的探讨是得到鼓励的。但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波普尔争论说这是柏拉图提倡的——情况截然相反。波普尔宣称，在整个政治理论史中，不同的作者反复地表示过对柏拉图式封闭社会的支持。爱尔希坦论证了公共领域这一观念虽然在西方政治理论的传统中已经极为通常地发展为一种环境，为所有公民取得一个公正社会确定了基础，却如何最终还是否定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妇女被置于私人领域之中。在那里，她们附属于男人，得不到尊严。其结果致使现代公共领域的基本观念，也就是所有人得到平等尊重的观念，听起来就很空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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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格伦·廷德对这两种政治理论家，史学型和思想型，在对重要的政治问题进行哲学探讨中所起到的作用都很欢迎。如此一来，廷德用政治理论史中的中心观念和概念来探讨一些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如何在当前世界中建立起一个公正社会有关。他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使他的读者们得以运用从政治思考传统中衍生出来的共同语言参与思索性的讨论。的确，读者能够轻松地想象到成为讨论中的一员，这个讨论中不仅只有廷德和他的观点，还有那些廷德接受的其他观点。廷德列出的问题是综合性的，本书的读者会很快地看到这一特点。它包括了重大的问题：不平等与平等的关系，权力的性质、限度和目的以及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在每一个大问题中，又有各种同等重要的问题，如谁应该掌权，为什么人民要服从他们的政府，政府应该遵守哪些道德规范，平等的原则应该如何实施于男人和女人，自由与平等之间关系的性质以及许多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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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德写了苏格拉底应该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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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德对政治思考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为读者树立了犀利的哲学智慧（intelligence）的榜样，所有人都应该用这种哲学智慧探讨政治问题。他的《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一书被看做是苏格拉底宣言在当今世界的典范。苏格拉底曾经宣称：“没有经过检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4][1]在这一点上，廷德的著作把我们带上了哲学思考的旅途，旅途的目标是要获得一个公正的社会。在旅途中，我们能充分认识到运用政治理论传统进行思索、推理活动的这种思考本身的特性、所遭遇的挑战和所处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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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传授对这种思考本身的理解，廷德为今天的读者写了这本苏格拉底应该写的书。政治思考行为——思索及讨论——的特征，通过许多转折和偏移，一系列的争论和抗辩，并且通常缺乏能够满足所有人的确定结论而最好地表现出来。的确，政治思考不同于以某种政治概念为衡量标准评价一项提议或一种倡导行为。如果可以，所有的政治思考都可以缩减为推论性的陈述，如，“A是真的，如果B是A的一个实例，那么，B也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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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廷德指出的一样，在政治思考的传统中，概念只是为了引导对问题有更深刻、更增进的了解。在政治思考中，政治概念的作用通常由于悖论（paradox）——即看起来“自相矛盾（self-contradictory)”的陈述——而令人费解。悖论在即便相互矛盾，但从理性上可以得到辩护的概念之间建立起了很强的联系。政治思考中一个重要的悖论就是卢梭的论点：人类必须被强迫得到自由。卢梭提出，强迫和自由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但是也联系在一种互惠的关系之中。找出解释这些概念如何互补的办法，是政治思考的起点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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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任务总是与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或困难分不开的。卢梭的悖论是说，应该有法律来保护人民在实施个人自由时不受干扰，这些法律条例将对那些触犯它们的人作出惩罚。这就是说，为了自由，一定程度的强制（coercion）是必需的。但是一个社会为了自由能够忍受多少强制呢？有些人会说，一个政府为保护自由而行使的强制越多，这个政府就越有可能变得没有牵制，如此下去，可能引起对自由的践踏，而自由本应是受到政府保护的。这一观点的含义在于，当公民们自愿地尊重他人的自由时，自由就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因为这样一来，即便不能使政府的强制成为完全没有必要的，也能将其减小到最低程度。反对这一论点的人会说这种观点太幼稚，并相反地宣称，保护自由的最佳方式是强有力的政府有权实施一大堆法律。这种观点可能会导致对许多人施行严重的惩罚，以确保社会中最大可能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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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种观点更好？通常，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对一个问题出现的环境给予评估。也许，在有着强大而广泛的公民友谊的社会，人们会自愿地遵守保护自由的法律，因此，对政府强制的需求就减小到最低程度。但是，在人民之间有着高度的不信任感——如果不是厌恶的话——的地方，至少到公民友谊能够建立起来为止，政府用大量的强制手段来执行保护自由的法律，也许是最合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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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考中另一个熟悉的悖论是没有平等就没有由。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提法联结了两个从理性上可以得到辩护、但又矛盾的概念。为了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让我们假设，“自由”这个名词是指人们有必要的手段对类似职业和宗教等事情做出自己的选择，并有机会在影响公共政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当社会有关正义的概念要求提供给一个人的自由应该平等地给予他人时，这种对自由的看法就与平等相关联。但是，为了保证这种意义上的平等的自由，有必要为每一个人提供足够数量的基本条件。其中包括的都是基本的权利，言论自由、道德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和参与政治的自由。另外也应该加进去的是享有教育和医疗保健等的基本机会。只有当人民有了这些，他们才可能做出个人的选择，并且完全地、有效地参与政治体制。拿教育作为例子，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人们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潜力，从而无法自由地选择他们的职业。但是，支持教育的钱应该从哪里来？有些人会说，应该主要来自有钱人。而有钱人也许会说，这种态度威胁到他们的自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要求相等程度的自由，可能会强加于他人一些压抑的因素，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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