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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为什么值得进行政治思考”的理由是最重要，也是最费解的。因此，需要进行比已经提及的两个理由更多的探讨。无论已经得出何种结论，思考本身有助于我们获得一种人性，这是任何其他方法都无法做到的。我们是有思想的动物，即便是无结果的思考，也能令我们接近我们的人性。我们对行动和事实的渴求，虽然通常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公民意识，但也以其无思想性中固有的野蛮威胁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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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如何通过思考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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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问和思索能使人在自由和独特性中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所有深刻、认真的思考，”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写道，“都只是灵魂在她的大海上坚韧不拔地保持自由独立的努力。”当再一次谈到灵魂或本性时，他又说，“天地间最狂野的暴风图谋将她（灵魂）抛到变化莫测的盲从之岸。”[6]今天，我们也许会认为，“天地间最狂野的暴风”就是恐惧、偏执和狂热，我们会把“变化莫测的盲从之岸”看做是意识形态、官僚主义以及独裁国家，这在二十世纪比比皆是。进行思考就是站在一边，证实自己的、不可缩小的现实。那些认为政治思考无益的人应该记住，我们这个时代的独裁政权同意这个观点。它们尽一切可能压抑这种思考。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窒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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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不仅是通过否定和疑问认识自我，而且是一种聚合自我，尝试性地确定自我的方法。思索一个哲学性问题是要你将最强烈的印象和信念置入意识之中，将它们告知其他人，并对它们进行检验。并且，它唤醒所有你已经读过和经历过的一切，尽力揣摩它们的意义。思考是一种对自我的召唤，因此哲学思想的主观性特征——使之不能得到证实——就并不完全是一种缺点。它也许会使哲学丧失科学规律那种普遍有效的力量，但是它反映了个人的本质。无论对疑问不断地思索或容忍疑问的存在，都在个人特性的形成中起到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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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思考不仅是对自我的召唤，也促使我们与他人接触。如果所有严肃的、坦率的反思都承认自己也许会错，那么，由于同样原因，就是承认其他人也许是对的。就这种意义而言，思考是一种公共的状态。这意味着要推倒自信满满的教条的围墙，尝试进入他人的头脑中。深信不疑的信念（strong convictions）无疑在政治哲学的发展中起到过作用，而且某些信念也许对个人的稳定性很有必要。但是，没有遭到怀疑的信念会使人们相互之间产生隔阂。那些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变得不易妥协，并且自我封闭。为了思考，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信念提出疑问，以克服我们对他人的蔑视，因为我们经常对持不同信念的人抱有这种态度。总之，如果思考会把个人从尊奉和盲从的人群中分离开，那么，思考也会将个人置入对生存抱有疑惑和神秘感的一些人的陪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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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些哲学家认为思考是通向认识超验事物或认识上帝的途径。当然，对于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来说，这将使思考成为通往幻觉，而不是通向人性的道路。甚至那些相信上帝的人也会吃惊，也许还会被这个观念触怒，因为他们难以相信，一个对必然性有摧毁性并导致无确定结论的行为，能够使我们与上帝接触。宗教信仰难道不是一种绝对确定的状态，将所有疑问和问题都明确地抛开了吗？伟大的思想家认为不是。[7]我们肯定的事物通常只是偶像：上帝不能够被包含在一种教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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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争论说，鼓励对宗教的坦诚与认识是思考对人性作出贡献的主要方法之一。上帝和那种由思考磨炼出来的独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而是有一种神秘的统一性。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年）是现代存在主义（modern existentialism）的发起人之一，他曾毅然地断言，“自由和上帝不可分离”。他还以他那种典型的有点费解，但是有挑逗性的言词说，“在我是真正的我自己的地方，我肯定我不是荡然无存的。最高的自由境界是从世界中解脱时所体验到的。这种自由与超验性有深刻的联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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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通过思考，一个人可以进入生命——自我的生命、他人的生命甚至是超验事物的生命——的神秘之处。如果真是如此，固定的和确定的结论就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不受欢迎的。当人们思考——保持灵魂在海上的自由独立——而不是安全地躲在“变化莫测的盲从之岸”上建立起来的结论之屋中时，人们就与真理更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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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思想家是在寻求一种真理，而真理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那么，如同在为本书挑选的格言中所述，“悖论是思想家的激情之源”。一个悖论是一种陈述，无论实际上如何，它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譬如，卢梭断言人类能够受到强迫地获取自由，就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受到逼迫和获取自由是相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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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每一个悖论都有价值。断言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在公元前44年和公元1865年被刺杀，在形式上是个悼论。但是，它没有一点价值，因为这根本不可能是真的，完全没有意义。一个值得思想家热爱的悖论必须包括一个可能的真理，如同“受到强迫获得自由”的观念一样。强迫和自由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极其不确定。因此，虽然刚一接触时很令人吃惊，但受到强迫获得自由的观念并不是一个明显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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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含有一个可能的真理，悖论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不可接受的这一事实。这迫使我们不断思考，保持对生命的神秘性抱有开放的态度。一个人不可能安下心来并安然地接受悖论。虽然卢梭的断言让我们意识到，强迫和自由也许并不像它们初看起来那样矛盾，但它不是我们可以坦然接受的，可以被归在记忆深处，从来不过问。一次一次地，它迫使我们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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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地处理悖论是个困难并令人迷惑的任务。这也是有些危险的工作，因为悖论可能受到不负责任的利用。它们可以被当作修辞的工具，缺少严肃的内涵，只是想用来在听众面前哗众取宠，并且避免有意义的交流。但是，这仅仅是说，理解现实——自我、他人以及周围的生命——是一件艰难、令人迷惑而且危险的工作。而且，没有必要不懈地、过分地寻求悖论的公式，譬如，没有必要走得像近期的一位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极力主张的那么远。她宣称，当思考什么事时，我们应该立即去看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相反的情况是真的，这应该作为一种常规的调查方法。虽然这种方法可能在一个天才——如西蒙娜·薇依本人——运用时有效，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方法将会使我们感到决然的混乱。我们需要的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温柔，愿意从容地应用观念，不拒绝那些用问题向我们的观念进行挑战的人，并且决意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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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读者必须做好准备，每当他们遇到一个问题，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就会蜂拥而至，它们会索求一方或另一方的支持，并且不会很快散开，回归安宁。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是持久的，这正是因为世世代代的智者还没有发现自己能够完全支持肯定的一方或否定的一方。要探讨最根本的现实（ultimate realities）——所有问题都指向这里，我们必须准备容忍各种混杂的情感和分裂的见解，与各种矛盾斗争，正如格言中所说的，“一切思想都是尽力发现思想不能够思考的事情”，并记住，理解将不会以明确答案的形式出现。一定要认清，我们能够问的最重要的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掉。一定要愿意考虑悖论，这就是说，愿意容忍不确定性。有了这种准备，就可能意外地发现，不确定性很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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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一位读者在要弄清后面篇幅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时，如果发现不可能得出一个答案的话，不应该丧失信心。如果两个相互排斥的答案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的，那么，思考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思考找到了一个悖论。与其丧失信心，不如考虑一下，看看真理是否就在不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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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拥有可畏的行动能力，这在我们对核能源的运用能力、我们对太空的探索以及我们的工业生产力中能很明显地看出来。我们在积累和阐释事实方面也有许多高度成熟的技能，自然科学的范围和精致程度以及社会科学所积累的大量的数据引人注目地证实着这一点。但是很难说我们拥有智慧。因此，我们的生活存在于不可抹杀的问题中：我们的行动能力和研究技巧能否有效地用于解决终极问题？弥漫在我们时代的恐惧——战争的恐惧、贫困的恐惧、专制主义的恐惧和其他无数的邪恶——说明了我们距离能够自信地用肯定的词语来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还有多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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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的行动能力和研究能力所需要的智慧，并不在于知道确定无疑的事情——虽然当我们不动摇地追随一套鲜明的、完全始终如一的原则时，我们感到可以知道一切；而在于一种不知道，在于一种不确定性，表达出独立的自我和对他人的坦率。在涉及什么是真的与正确的这个问题上，我们都渴望绝对的自信。我们感到，当我们缺乏自信的时候，我们的个性和我们的关系都受到危害。但是会如此受到危害的个性和关系必定是假的。它们必定依赖于一种虚幻的确信，而不是思考。本书的前提是，我们人类是思维的存在者（thinking beings）。只有通过思考，我们才能证实我们的合理性、我们的自由以及我们对生命的忠实。因此，如果我们学会清晰地、决绝地、思想开阔地考虑问题，我们就学到了一些不能规约为客观答案的东西——人类不确定性的智慧和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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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erman Melville, Moby Dick, or The Whale(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0), 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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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要思想家有：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加夫列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和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有这些人都是在二十世纪生活并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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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arl Jaspers, Way to Wisdom: A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trans.Ralph Manhei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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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问题 第二章 隔阂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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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用隔阂（estrangement）—词，是要表明人类中的每一种非统一现象。国家之间的战争、阶级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人的异化（alienation）都是隔阂的表现。而仇恨、冷漠以及孤独则是隔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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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隔阂，就不会有政治。根据韦氏大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的解释，隔阂的反义词是和解（reconcile）。从这里延伸下去，也许可以说，政治就是和解的艺术，并且，对这种艺术的需要来自于某种隔阂。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觊觎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或当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特权不满时，就会对政治领导权提出要求。当然，并非每一种隔阂都必定引起政治诉求。譬如，在当今先进的工业化社会中，人们敏锐地感觉到个人的异化，这是否构成政治问题还不是很清楚。然而关键问题是，虽然并非每一种隔阂的境遇（situation）都产生政治问题，但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根源于隔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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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隔阂是政治的基本条件，也会是政治思考的基本条件。如果人类没有遭到隔阂，无论是静止的孤独，还是活跃的冲突，政治思考都不会出现。只有在人类的关系紧张起来或遭到摧毁，我们才被迫询问控制人类关系的基本力量和标准。就绝大部分而言，政治思考最伟大的成就是对社会的瓦解所做出的反应。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可以被看做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的沉思。在这场战争中，希腊的城邦不仅在几十年中相互攻打，而且由于各自内部激烈的派系冲突而四分五裂。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的《上帝之城》（City 0f God）是对罗马帝国衰败的详细评论。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Leviathan）是针对十七世纪英国的内战而写的。而卢梭的文章是受到旧政制（l’ancien régime）堕落的激发，这种堕落在巴黎知识分子生活的矫揉造作和孤独上表现出来，同时也表现在皇家官员的专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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