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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果有些人本质上高于所有其他人，如何能够识别他们，通过谁来识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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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问，如果有最好的人，最好的人是否终归可以被识别出来。我们强烈地倾向于不假思索地说，他们会被认出来，因为，认为在人性和命运的深处有卓越性的等级之分，而我们无法将它拿到桌面上来，这种想法是谦卑和令人恼怒的。那些我最尊重的人可能在这个等级制中排在很下面，而那些我不予理睬或者谴责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本质上是王子。我本人可能处在比我意识到的更远的底层，而且是更可鄙的（当然，也可能是更可敬的）。这种对事物的看法可能看上去很奇怪，但是——假定卓越性存在于一种超验的关系中——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基督教教徒，接受宿命论的教义。他们相信，只有上帝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真正价值，而且上帝的判断只有在末日之时才能传达下来。面对如此令人沮丧的不确定性，生活的艰难可以从虔诚的人的焦虑中显示出来。他们焦虑的是，他们自己或他们所爱的人——丈夫、妻子、朋友——会永远地遭到谴责和迷失方向。除了个人的焦虑可能来自于无形的卓越性等级观念，还有政治上的惊恐：如果我们不能够区分好与坏，我们如何能够理性地安排权力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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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尼采都提供了确认的方法。的确，我们随意的判断可能有错误，并且，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民主制中，广大的普通人得到信任，而他们没有时间、训练、信息以及所有其他做出准确判断所需要的一切。然而，人的真正地位可以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得到确认，而社会秩序可以相应地得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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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必定疑惑不定。即便卓越性完全是世俗的，存在于能看到的品质中，如政治洞察力和艺术天才，但人类通常看不到这一点。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被大多数当今历史学家视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但被他同时代许多见多识广的人看做是蠢人和小丑。那些当下在许多人看来令人着迷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当它们还架在巴黎街头的画架上时，遭到过过路人憎恶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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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卓越性不存在于能看到的、世俗的品质中，而是存在于与超验事物的关系中，那么，我们易犯错误的特性不是就被夸大了吗？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有关这种关系的任何可靠知识？人们是否能够确定自己与上帝或至善（the Good）的关系？对于那些像正统基督教徒一样相信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和力量，而取决于上帝的意愿和力量的人来说，这些问题是特别的持久和尖锐。我们中间有谁能够预见并宣布上帝的决定呢？”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16]上帝废除人类等级之最戏剧性的象征就是耶稣的殉难：在基督教的信仰中，不光彩地和两个小偷一起死去的是人类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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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继续我们的探讨，让我们先把这些疑问搁置一边，假设卓越性是可以被识別出来的。谁来识别？有一种看法可以说得通。这种看法认为，如果有绝对的上等人，唯一可以认出他们的就是那些和他们同等优越的人。否则，就是认为上等人中有异常的缺陷——他们没有认出优越性的能力，而在低于他们的人中有异常的美德——他们具有这种能力。因此，在柏拉图的哲人（那些上升到至善的人）从事行政管理的计划中，哲人统治者（philosopher-rulers）必须由哲人统治者选出。部分原因是，柏拉图设想的哲人不仅优越，而且实质上完好无缺。因此，那些由在哲学方面不卓越的人组成的选民团不可能向哲人的判断提出挑战。但是，一个相似的逻辑在贵族政体中也行得通，但不是那么不可抗拒。在贵族政体中，领导阶层仅仅被想象为比其他阶层更高等，但并非完美无缺。贵族的优越性就使其他每一个竞争的选民不合格。总之，以杰出人物统治论为前提，自选精英（self- chosen elite）的思想就很自然和有逻辑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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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式的思想则是下等人选出高贵者的思想，而在思想史中，一个惊人的事实是，这种思想得到相当一些卓越思想家的支持。这一思想的主要形式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即政府只是在它所管理的人的同意之下才合法。这一原则在古代和中世纪都很普遍，远比近代民主的出现早得多。的确，这一原则不是来源于对人们的判断有信心，而是出于一种道德观念，它认为如果没有人民的赞同，人民不可能公正地接受权力的支配。但是如果对人民的判断力没有信心的话，这种观念不可能有实际效果。因此，一些相信由少数上等人进行行政管理的思想家对大多数人会给予他们的赞同权有足够的信心。卓越的少数人会得到认可，至少会得到普通的大多数人的自愿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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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给予少数人还是给予多数人选举权力，都有一个问题，两者都不可靠，或不够可靠。这一事实容易使人们明白非人格化程序的好处。譬如，“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学说中最吸引人的特征之一就是，那些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成功的人，是那些具有应该获得财富、地位和权力的个人品质的人（这一思想并非是这一学说老练的辩护者所坚持的，而是自发地、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竞争自动地筛选出优越的人。当然，可以反对说，财务上的成功不是人的总体卓越性的可靠标准，也许，连经济上的敏锐都谈不上（因为这可能是由幸运或欺骗导致的）。然而，不可怀疑的是，自由市场的观念已经得到了支持，部分是因为对某些人来说，它似乎是一条比较准确的道路——一条不受人的判断失误伤害的道路——能够选择出最好、最有智慧的人，并给予他们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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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市场经济的人设计出他们自己的制度以避免人类的错误，这就证明了非人格化程序的吸引力。这种用来任命和提升文职公务人员的制度被称为考绩制。替代自由市场制度的主要办法是政府的介入，自由放任学说的反对派一般都喜欢更大、更有效的政府。人们通常认为，通过仅在对所有愿意在政府部门服务的人进行公开考试的基础上任命官员，并仅在工作表现的基础上提升官员，而不考虑党派所属，就能够得到更大、更有效的政府。造成无能的官僚作风的主要因素是党派的偏好和偏见，设计完好的考绩制会基本上将此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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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格化的程序能提升杰出人物的信念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这个打击来自于经济危机，来自于在商业领袖中（就自由放任来说）缺乏清楚的文化和精神追求或政治远见，并且来自于庞大、无效率并难以控制的官僚体系的形成（就考绩制来说）。这让我们如何处理？盛行的民主社会精神风气告诉我们要相信人民的判断。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对借助人民的判断爬上去的那些人——政客——的广为不满就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当代的不确定性促使我们再一次问道：如果有上等人，我们如何能够发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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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地思考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不仅要问是谁，或什么程序来做决定，而且要问用什么标准。什么是人的优越性最确切的表现形式和最可靠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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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最普遍的答案难以让现在的大多数人认真地接受：最好的要在出身高贵的人中寻找。这种信念在古代和中世纪广为流传。即便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家约翰·洛克显然也认为，行政管理一般由世袭的贵族延续下去。人们能够如此长久地接受出身为道德和行政能力的可靠标准的原因是，他们相信“教养”。这个概念的含义既是生物性的，也是文化性的。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继承了优越的心理和生理潜能，并且据推测受到过一定的训练和教育，使那些潜能得以充分的发挥。一个有传统贵族头衔的成员，因此会被看做是几个世纪以来生物选择和文化发展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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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理念并不荒谬。这种理念通过它的可行性在许多世代的人中以及许多文明社会中展现了出来。它还得到我们这个时代像尼采这种非常有智慧并持怀疑态度的人的接受。然而，如今很少有人愿意接受这种理念。我们对它在种族和特权方面的暗示太敏感，从民主角度看，我们对头衔不感兴趣，对继承来的财富和权力抱有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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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什么是比出身更能体现优越性的标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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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得到了非常普遍地接受，但是对于不同的人其意义不同。这就是业绩。可以说，优越性是由行为（action）而不是由存在（being）决定：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才有价值。业绩有许多种类：譬如，政治的、军事的和学术的。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最受到尊重的也许是商业业绩。早期加尔文派（Calvinists）认为，这是上帝都珍视的一种卓越性的表现。美国人有时把军事上的成功看做卓越的表现，艾森豪威尔将军（General Eisen-hower）的两届总统任期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必须提到，虽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优越性必须由业绩表现出来，但在什么样的业绩是最有决定性的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多少统一的意见。一种对于现代文明的分裂和不稳定性的评论会认为人类的行为不具有卓越性。这一事实削弱了我们对业绩尊重的实际力量和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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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具有不确定性，一个流行的观念尖锐地注视到了一些信念，如少数人的优越性和授权予他们的重要性。这就是能人统治论（meritocracy）。卓越性的等级制被假定存在，并被认为是构成社会组织的唯一合理基础。能人统治的概念不包括精确的规范，这些规范涉及决定卓越性的业绩类型或判断卓越性的最佳方法。但是，能人统治论一般是技术和行政效率的思想。卓越性被认为是科学、丁业和管理方面的，而不是艺术、宗教或英雄式的。能力比灵感更重要。这一概念在意识形态上趋于中性。一个保守派和一个改革派都可能相信功绩的等级制。但是，能人统治论易于受到保守分子而不是改革派的青睐，因为这个论点的前提是公正的概念，而在这一概念中，平等仅仅意味着机会的均等。因此，能人统治论的标准通常反对公正处理种族问题的方案，因为这会危害到严格以能力为基础的权力和地位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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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统治的思想为思考提供了一个及时的关注点。通过对它的思考，我们可以抓到前面提到的所有主要问题的实质：优越的人是否可以得到认证？通过什么程序？有什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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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是很难对付的问题，而且读者也许对找到它们的答案开始感到绝望。因此，让我们回到一开始，试一试另一个途径。这个途径一开始就抛弃构成整个讨论基础的前提——一些人在实质上比所有其他人都优越。相反，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这一假定要求我们考虑一整套不同的问题。首先，如果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的，他们是否必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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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果人类在本质上平等，那么，所有习俗的不平等都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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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的这个词在这里是作为自然的一词的反义词用的。所有来源于社会秩序的法律和习惯的不平等都是习俗的，这些不平等包括社会地位、权力、财富和荣誉的不平等。当然，有可能争辩说，在一个好的社会，习俗的不平等应该也是自然的，也就是说，是以自然不平等为基础的。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人类在本质上平等，或自然地平等，那么，所有的不平等都纯粹是习俗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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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这一思想在西方思想中已有上千年历史，之后才激发了一场对习俗的不平等（conventional inequalities） 的重大攻击。斯多噶派和基督徒都没有试图废除奴隶制，更不要说其他已建立起来的等级。他们的局限性来自于他们的信仰，认为除了个人的灵魂状态其他都不重要。而灵魂不一定受到社会中的等级的影响。它还来源于另一个信仰，认为社会秩序是上帝认可的，因此不能受到人类的攻击，由此产生的社会态度是不敬但顺从的。在已建立起来的秩序中固有的不平等同时既得到谴责，也得到容忍——谴责是因为它们与平等原则相冲突，容忍是因为它们在根本上不重要，以及它们得自于神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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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人们开始感到，社会条件确实影响个人的道德和最终的幸福，并感到这些条件并非得到上帝的认可，那么，平等的思想就开始动摇已建立起来的秩序中的等级制了。这一思想像一座火山，沉睡的时间如此长久，致使人们已经忘记地下的火和岩浆，在旁边盖起了村庄。但是它突然开始爆发，喷发出的熔岩摧毁了周围的所有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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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重新陈述一下这一剧变的逻辑。如果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如果对他们本质的平等进行否认将不会在另一处得到补偿，却造成严重的、不可弥补的伤害，而且如果社会秩序是人类意愿的结果而不是神的造物，那么，不能用公众利益这个词为之辩护的特权和权力就是不可容忍的。近两百年前，人们已经开始看到所有这些情况都存在，平等思想不再沉睡不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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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思想爆发之后，两个主要的思想家——近代思想的火山式人物——是卢梭和马克思。二者都表达了一个新的观念，即个人的整个生命和性格都是社会造就的。对于那些没有超验灵魂和超验生命的人来说，社会秩序是包含一切的命运。此外，两个思想家都反映出已经失去对社会由上帝操纵的信念，并越来越相信天堂的秩序无法补偿世间的非正义，或者可以减轻我们纠正它的责任。这些态度与平等思想相结合，使两个思想家都开始向牧师、贵族、国王以及所有其他的“主宰与权力”（借用桑塔亚纳[Santayana]的语言）进行挑战。我们今天生活在卢梭和马克思遗留下的体制废墟之中，我们能听到周围仍然回荡着他们对既成体制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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