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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性不平等的削弱也激发了其他思想家的疑问或恐惧，而不是对重新统一的期待。这些思想家与克尔凯郭尔有相当的差异，相互之间也各有不同。譬如，托克维尔，我们已经讨论过他对美国的观察，他主要对平等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有兴趣。他的兴趣偏重于历史性的后果而不是宗教性的后果。他的文风与克尔凯郭尔的热情和讥讽相反，他是冷酷地刺入。但是，托克维尔在美国观察的结果，克尔凯郭尔如果访问过美国也可能会得到：缺乏勇敢而且与众不同的个人以及人际关系的减弱。尼采也属于这一群体。正像我们已经提到的，他是个无神论者，在这一点上他与克尔凯郭尔和托克维尔非常不同，然而他在平等潮流出现的面前所感到的恐惧一点不亚于他们。最后，在二十世纪，一位有素养的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年），他虽然与克尔凯郭尔专心致志的信仰论、托克维尔对社会和政治体制的迷恋或尼采对基督教的憎恨都没有太多共识，但在他痛斥“大众的反叛”之时，表达了三者的精神。奥尔特加争论道，平等化威胁到我们的人性。这些思想家，虽然各有其特性，但都认为平等会逼迫个人与大众相一致，因此引起与自身真正本性的离异。一个与自身离异的人不得不与他人离异，即使他看起来与别人没什么区别。那么，自相矛盾地说，平等的获得就意味着失去了真正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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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并不一定是保守的。大众社会的批评者并没有坚持维护传统体制或贵族等级。但是他们都拒绝接受常见的激进的信念，也就是取消习俗性的不平等将结束或缓和隔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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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今天应该向哪个方向迈进？激进派虽然主要注重阶级的冲突，但他们不否认，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隔阂已经成为更深刻的问题。然而他们确实否认，任何真正的平等化都来自于这一发展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他们将自己与大众社会的批评者分开了。在事物平等的表面下，他们看到马克思一个世纪之前怒气冲冲地描述的同样的阶级斗争。因此，当代的激进派站在卢梭和马克思一边，认为我们应该向真正的平等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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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站在另一边的人，在他们之间无法得到对隔阂问题的任何统一答案，而他们提出的各种答案也没有激进派的答案那样简单、清楚。这是在公共辩论中对他们不利的一点。许多人建议，虽然大众社会的批评者，正像前面提到过的，并非全都保守，我们在对待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体制上也要加倍小心，要尊重。其他人则希望出现一些新的权威和领袖。总之，他们的情绪中带有强烈的顺从历史的意思。他们看不到一个完全可靠的解决隔阂问题的方法，他们也不假装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方法。他们打算做的则是阐明我们的境况。因此，为了既挽救人类自身的人性，也坦率地面对将来，他们准备继续一种反抗的孤独生活。将来可能比现在更好，但这是我们无法预见到或控制的，这是神或上帝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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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之时，让我提出一些其他思路，供那些愿意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又不愿意按照通常的思路——或是激进主义，或是保守主义——走的人参考。这些思路的其中一个可能主要会吸引那些具有激进性情的人。这个思路始于这样的观念，即我们克服隔阂所需要的不是纯粹、简单的平等，而是一种特别的平等。什么样的平等便是个问题。马克思本人这样的权威就曾经指出这个问题，他警告有一种共产主义，其中“工人的角色没有被消除，却延伸到所有的人”[17]。从这方面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过去其他激进派更缓和的激进主义可能会出现。这种激进主义得以解放它的追随者，使他们不必令人厌倦地进行强行性地宣传：每一个不受欢迎的形势背后，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这也可能导致激进派比他们通常准备得更不充分，因此难以假设，任何平等的措施都会使生活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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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思路开始于这样的观念，即我们需要一种特别的不平等来克服隔阂。以这种观念开路，你也许能掌握住一个方针，既不保守，也不顺从，像激进派那样不妥协地肯定未来。但是，你会用新贵族政体的思想方法思考未来。什么样的贵族政体？像前面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平等？——一样，这个问题要求人们进行思考。科学家有资格组成一个新贵族阶层吗？一些特别有说服力的哲学家？教授和学生？技术的进步也许正产生出一批技术贵族？这些可能性都在暗示我们的任务不是建立平等，而是建立新的主宰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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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性的神秘性——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我们总是比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更丰富——从没有像我们讨论平等观念时那样更加明显。这个观念本身也许被看做是个悖论。很少有人声称它在字面上是对的；用几乎所有的比较标准来看，人类都显然是不平等的。在不借助某些人性中不可比较的因素之下，几乎不可能宣称他们是平等的。换一种说法就是，平等主义很可能承认在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范围内，我们是不平等的，但是会像雅斯贝尔斯一样断言，我们总是比我们可能对自己的了解更丰富。在这个“更丰富”的范围中，我们是平等的。这意味着一种悖论，即虽然在每一种可观察到、可衡量的品质方面我们不平等，但在我们最终存在的状态中，我们却是平等的。相反，那些反对平等的人一般更“现实”，坚持说，忽视人们表现出来的不平等，既不公正，也不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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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只是各种倾向。说平等主义全然践踏客观现实，或者说不平等主义忽略了存在的神秘性，都过于简单化。人们对平等问题有过现实的争论，如刻板的等级社会对下层社会中的才能的浪费，或者傲慢与一致性能够摧毁牢固建立起来的贵族精神。从另一方面看，对平等抱怀疑态度的学者有时认为，人类的神秘性和伟大在某种贵族中已经象征化（尼采和奥尔特加挑衅地写到过少数神秘的人类自然统治者的贵族性）。然而，倾向仍然如此——平等主义常常求助于那些我们不能够观察到、不能够证明自己的东西；而另一边坚持说，让我们忽视实际的不平等，是既不实际，也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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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由于各种状况的存在，我们被迫思考平等问题——譬如，美国每一个城市都存在大群流浪汉的问题，以及存在持续不断的种族偏见和不公现象的问题。但是，有一种状况迫使我们思考得更加深人，没有这种状况，我们可能不会如此深刻地思考问题，这就是妇女的地位问题。很清楚，她们的地位与男人不是全然平等的。应该这样吗？沉思这个特别的问题，似乎是结束我们对不平等与平等这个总体问题的探讨的恰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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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男人和女人应该总是并且在各方面受到同等对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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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妇女的地位问题迫使我们做更深人的思考（否则我们不会），这也许看上去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譬如，我们不应该深刻地思考黑人地位的问题吗？无疑，从某种角度上讲，我们应该。黑人显然遭受不公正待遇并且受到压抑，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为什么改变来得如此缓慢？需要做些什么？很清楚，这些都是严肃的问题。但是，黑人的状况似乎不像妇女的状况那样，从根本上向政治思考提出了挑战。这是因为，没有什么支持黑人现状的论点是值得考虑的。然而，涉及妇女的情况时，一些有智慧并有责任心的人认为，她们的状况既不是特别的不公正，也与社会利益和妇女的利益没有什么太深的矛盾。也就是说，对黑人的征服（subjection）实质上是结构性的失败（failure），我们在此没有贯彻我们的原则。而妇女的地位问题（征服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否合适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是西方社会的结构特征（feature）。它不仅与今天仍然广泛接受的原则（虽然遭到了严厉的攻击）相一致，而且要想废除它，需要对社会秩序做根本的改变。譬如，儿童的养育方法，以及对家庭内外的工作给予补偿和分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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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可以被扼要地说成是要求进行这些改革的运动。这一运动包含了不胜枚举、多种多样的思想潮流。不同的哲学观点对它们有所影响，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又趋向各种目标，有些极其激进，其他相对保守。但是，所有种类的女权主义都对当今西方世界决定妇女地位的体制秩序提出质疑。由于我们从事哲学思考，我们这里主要涉及的就是女权主义进攻性的哲学特征。在这一点上，一个事实特别值得注意：在对基本的体制秩序提出的质疑中，女权主义向整个西方传统的政治思想提出了挑战，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现在。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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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答案很简单，传统思想为体制秩序提供了哲学的合法性。譬如，女权主义者要求大家注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大概是对所有政治哲学家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像哲学和政治这些人类的潜力得到最充分发挥的活动中，是没有妇女的一席之地的。事实上，妇女不可能是完整的人，这一点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似乎非常明显，因此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讨论过。女权主义者还让大家注意到，这种观点在政治思想史的伟大思想家中有其持久性，所有这些人都是男性。甚至像卢梭这样的平等主义的思想家，也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假设——最严肃的人类事务，那些影响国家和历史的事务，应该专门由男性来处理。毫不奇怪，女权主义思想家要考虑，是否应该介入从古希腊开始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哲学探讨。也许他们应该开始一个新的对话。他们说，事实上，妇女的地位还不是一个永久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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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虽然大多数政治哲学家都忽视了这个问题，它的确还是个永久性的问题，因为，柏拉图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争论说，妇女应该可以在他的理想国的最高部门供职，应该可以成为哲人统治者。十九世纪，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在他的《论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一书中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这本书至今受到女权主义者的尊重。那么，让我们假设，男人和女人在进行对话。在向西方传统政治思想进行的挑战中，女权主义揭开了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最深刻的问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相当大的差别（并且不是简单地按性别区分）。但是，几乎没有人否认，女权主义迫使我们重新面对这些问题。让我们在这里尝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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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是平等本身这个问题。平等的意思是什么？推测起来不是一致性，因为显然不可能总是、并在各方面完全平等地对待男人和女人。但是，是否可能在不同地对待人的情况下，并不偏袒任何一方？譬如，如果体制的改革能够让妇女生育小孩并照顾婴儿，却不会由于这些时间的不工作而影响事业的发展，那么，这是否对男性来说就不公平，因为妇女享受到更丰富、更充盈的生活经历，而男性不可能享受到这些？我们如何能够区分不同的待遇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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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的需求。正如已经提到过的，有些人认为，儿童的早期生活需要母亲用全部时间照看。这就是说，对于妇女来说，妇女从公众社会中引退回家相当一段时间是社会的需要。但是，是这样吗？没有广泛的实验，我们可能知道什么是社会需要吗？我们是否有权利在儿童利益方面做实验？即便做了实验，我们对社会需要的判断就能有效，不受到不断变化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吗？但是，假设实验表明，在所有的情况下儿童最好由他们的母亲全天照顾，好到什么程度才能证明一个母亲牺牲的独立生活是值得的？就连最有说服力的有关奴隶制的论点都不能使我们重新建立奴隶制。有时，道德需求超越社会需求。这是否适用于将妇女从照顾儿童和家庭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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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女权主义会鼓励我们再次问道，在所有的问题中，什么是最困难、最深刻的问题：什么使平等原则如此激发人们的兴趣？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在古代时期，高度文明的人通常直率地看待人，包括妇女，就像我们今天看待机器一样——东西是拿来用的，如果不用了便遗忘或扔掉。今天很少会有人这样想。为什么不呢？这只是因为多愁善感吗？或者，我们不知道怎么搞的，对人的尊严比像亚里士多德这样卓越的头脑有更敏锐的观察力？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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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权主义也让我们集中精力思考自然和习俗的相对权力。它向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实践证明的习俗和实践进行了挑战，因此向习俗最牢固、对一些人来说最珍贵的地方进行攻击。习俗（不论是某种习俗还是构建一个社会的一整套习俗）到底值得多少尊重？从定义上说习俗不是自然的这一事实，会使习俗遭到谴责吗？或者，它的存在本身就使它有资格得到权力？这种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它还“有用”。如果它延续了好多个世纪，这是否也能被加到它的权力中，表明许多代人都尝试过了，发现其仍然有价值，或它只是简单地表明它还从未被理性地检审过？如果习俗遭到摧毁，还剩下什么？自然？有这种东西吗？或者，本性——人的本性——只是习俗造就的？如果有本性这种东西，可以认识它吗？在思考这类问题时，详细一些会有帮助。家庭是自然的吗？或者只是习俗性的？男人和女人的传统角色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自然状况一致吗？或者他们只是出于习惯和习俗？这里我们触及了极其基本并迷人的问题：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这些是微妙的并具有情感力量的概念——是自然的，还是习俗的？这个问题值得另外处理，因为它涉及政治理论的基石——人类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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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前边，我提到过一些心理学研究，指出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对人的状况的观察方法不同。男人墨守法规，女人靠直觉。男人一般寻找相关的条例，女人寻找在特定情况中固有的可能性。不同之处也表现在其他方面。譬如，男人极度地关心个人自主性，并且趋于把关系看成是一种威胁；女人由于她们的本质易于将自己看做处于一种关系之中。因此，当冲突发生时，男人先考虑自己的权利，而女人（即使女权主义非常强调妇女的权利）则先考虑她们的责任。对女人来说，最高的标准也许是帮助，而对男人来说，则是不妨碍。当然，这些不同之处也因人而异，它们代表着倾向而不是绝对的规律。然而，说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着特性上的不同似乎并不过分——普通的经验和心理研究都为这一假设提供了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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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了一个对政治思考来说绝对根本的问题：是否有任何可以定义的人类的普遍品质？如果有，是什么？我在前面指出，政治观念几乎总是以人类本性的概念为基础的。但是，女权主义对传统社会的批评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本性的问题。如果有人类本性这种东西存在，它是否基本上与男性气质一样（这暗示着或者女人永远无法成为与男人平等的完全的人，或者，如果她们能够成为完全的人，要做到这点，她们必须成为像男人一样）？或者说，如果人类本性存在，它是否基本上与女性气质一样（暗示对妇女的完全平等会急大地改善社会的特征）？或者，人类本性已经被埋藏并忘掉了，男人和女人至今为止只表现出了人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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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代西方社会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分裂。像政治和商业这类在世界上进行的活动，在各种形式和程度上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而家庭则是对所有人关闭的，只对居住者选择允许进入的那些人开放。女权主义要求我们检验这种分裂。今天，以及传统地，妇女对私人领域负有首要的责任，而公共领域则主要留给了男人。但是，这对许多人来说是对妇女的极大偏见。许多人认为，公共领域是完全参与人类事务的地方，而私人领域则是束缚的并降低身份的。但是人们可以思考这是否真实，因为像人们的爱情、宗教的虔诚以及详尽的交谈这些生活中重要的活动都是以私人领域为中心的（虽然并不局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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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公共生活和实质上的生活基本是同义词，随后的发展，如基督教的产生，使人们有可能怀疑这一等同式。但是，假设这个等同式得到接受，又能怎样呢？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区分必须废除吗？人们会犹豫是否应该说必须，因为这意味着取消私人生活，人们因此害怕会取消自由本身。从另一方面讲，说（如果愿意回应女权主义者的要求）我们只需要向男人和女人都完全开放两个领域听起来过于简单了。使男人和女人有绝对平等机会进入公共领域，就必须在私人领域中绝对平等地分摊责任。但是，鉴于妇女有母性的诸种能力而男人没有——尽管他们愿意承担儿童抚育和家庭事务，这种分摊就没有明显的吸引力了，而且也不是实际可行的。这会要求两人都从工作中抽出时间，而商业和职业生活的苛求使他们难以安排。这还要求双方在家中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合作，最近的离婚统计表明，这种相互合作不是普遍的。这些都是世俗之事，但是它们涉及一个哲学性的总体问题：社会秩序的正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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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女权主义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许多妇女已经感到，社会对她们强加了她们不应该担负的义务。是什么使社会有权力来这样做？是什么给予社会权力去干涉个人的自由？在女权主义的文章中，这个问题有时以讨论社会契约学说的形式出现，这种学说认为社会和国家是以它们的成员自愿协定为基础的。这个学说很接近女权主义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许多人都认为社会和国家一般（如果真是如此）起源于一种明确的契约式的协议。这一学说的中心，像它所说，不是有关起源，而是有关社会体制的道德权威。它说，实际上，社会“强加”的义务必须自由地接受。社会角色必须自愿地担任，否则根本不要做。许多妇女感到，她们作为妻子、母亲以及家庭妇女的角色不仅繁重，而且实际上是受奴役，尽管这些都源于自愿承担的婚姻契约。幼稚的年轻新娘不能清楚地预见前面的负担，即便她们能够预见到，社会也几乎没有为她们提供任何其他选择。社会契约论对这种状态提出质疑。社会和政治义务必须扎根于个人的意愿之中，这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听起来很有道理——的确，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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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能够只基于每一个人不受约束的选择吗？如果每一个个人完全自由地站在一边不予参与，那么，像生育和抚养新的一代人这样如此巨大的任务可能完成吗？志愿协议的标准允许每一个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声明“我原来不知道我陷入哪里”就可以自由地放弃任何关系吗？有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会像任何时代的政治思想家一样，再一次面对着我们集体生存中固有的一个道德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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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女权主义也导致我们思考有关压迫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思考其他受到或感觉受到压迫的群体，如少数族裔和穷人的地位问题，我们也不可能思考妇女的地位问题。如果妇女的状况按照女权主义的理想得到了改变，那么所有形式的压迫和悲惨状况都会自然而然地随之结束吗？这就要问，首先，什么是今天妇女地位的基础？——资本主义。根据某些分析，这也是造成贫穷和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或者，妇女的地位反映出古代父系制的传统（也就是，一种以男性支配为首位的传统），与资本主义或潜在的资本主义都无关？或者，它反映了一种在任何制度中都会出现的骄傲和自私，甚至在一种男女绝对平等的制度中也会出现？我们不仅提出了有关妇女地位的问题，而且提出了非正义的来源问题。所有形式的非正义都基于一个单一的、根本的条件之上，因此要纠正它们就是要纠正它们的所有一切吗？它们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同时遭到攻击吗？或者，它们像野草一样多种多样而且各自独立，连续不断地长出来，因此，攻击它们的战役必定是杂乱无章、没完没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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